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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家对于英国诗歌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从“诗歌之父”乔叟开始，至于乔叟以前那些属于“祖父”辈的诗歌，除了简略论及到《贝奥武甫》之外，则很少有人认真而系统地介绍给读者。杭州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英国古代诗歌》弥补了这一缺憾。
不像一般的文学史那样偏爱罗列书目，以提供内容提要为满足，作者对上述英国古代诗歌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而不拘泥于传统文学批评的一招一式。如民俗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由于方法的更新，每每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的提出，使读者受到不少启迪和教益。
比如，作者在论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诀术歌时，运用了弗雷泽提出的“相似律”与“接触律”的巫术原理来阐述这类诗歌的巫术性质，就很有说服力。在讨论《布伦纳堡之战》和《莫尔顿之战》这两篇不成熟的史诗时，作者通过对史诗与历史关系的指述，提出了史诗“先有人后有神”的主张。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宗教诗的创作，作者认为是出于宣传基督教义和排斥异教的需要，一旦这个使命完成，宗教诗也就必然走向衰亡。在论及浪漫斯的思想与艺术时，作者着重指出象征法是其重要的特征；主人公亚瑟和高文的原型则与民间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以往检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总是一味强调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举出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中若干“巨人”(如哥白尼、布鲁诺、莎士比亚和达·芬奇等)为例说明全部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其实并没有把人文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完全交待清楚，至少忽视了它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读者容易由此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人文主义只是文人学士通过发掘整理古典文化而形成的产物，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书作者在研究英国中世纪谣曲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由人民大众创作的诗歌已经蕴含着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从时间上看，民间谣曲比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作家文学提前问世一个多世纪！由此可以相信，人文主义运动在英国不完全是借外来之力推动起来的，而是在自己内部早已造就了一个坚实的民众基础。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是这部著作的另一特色。通过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所产生的大致相同的诗歌形式和文学体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属于人类共性的东西，同时可以发现许多只有该民族特有的个性的东西。比如史诗，汉民族为什么没有产生煌煌巨篇？作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民族文明的发展与诗歌形式的发展不同步。再比如同样接受招安这回事，水浒英雄中虽然有人反对，但大家最终还是以义气为重，甘愿与宋江一道去做了屈死鬼；罗宾汉手下的绿林好汉就大相径庭，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一旦得知罗宾汉有意受招安，便纷纷弃他而去，一个个逃往国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恐怕只有与各自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才能解释清楚。
(《英国古代诗歌》，陈才宇著，杭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版，8.00元)
不像一般的文学史那样偏爱罗列书目，以提供内容提要为满足，作者对上述英国古代诗歌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而不拘泥于传统文学批评的一招一式。如民俗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由于方法的更新，每每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的提出，使读者受到不少启迪和教益。
比如，作者在论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诀术歌时，运用了弗雷泽提出的“相似律”与“接触律”的巫术原理来阐述这类诗歌的巫术性质，就很有说服力。在讨论《布伦纳堡之战》和《莫尔顿之战》这两篇不成熟的史诗时，作者通过对史诗与历史关系的指述，提出了史诗“先有人后有神”的主张。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宗教诗的创作，作者认为是出于宣传基督教义和排斥异教的需要，一旦这个使命完成，宗教诗也就必然走向衰亡。在论及浪漫斯的思想与艺术时，作者着重指出象征法是其重要的特征；主人公亚瑟和高文的原型则与民间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以往检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总是一味强调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举出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中若干“巨人”(如哥白尼、布鲁诺、莎士比亚和达·芬奇等)为例说明全部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其实并没有把人文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完全交待清楚，至少忽视了它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读者容易由此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人文主义只是文人学士通过发掘整理古典文化而形成的产物，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书作者在研究英国中世纪谣曲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由人民大众创作的诗歌已经蕴含着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从时间上看，民间谣曲比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作家文学提前问世一个多世纪！由此可以相信，人文主义运动在英国不完全是借外来之力推动起来的，而是在自己内部早已造就了一个坚实的民众基础。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是这部著作的另一特色。通过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所产生的大致相同的诗歌形式和文学体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属于人类共性的东西，同时可以发现许多只有该民族特有的个性的东西。比如史诗，汉民族为什么没有产生煌煌巨篇？作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民族文明的发展与诗歌形式的发展不同步。再比如同样接受招安这回事，水浒英雄中虽然有人反对，但大家最终还是以义气为重，甘愿与宋江一道去做了屈死鬼；罗宾汉手下的绿林好汉就大相径庭，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一旦得知罗宾汉有意受招安，便纷纷弃他而去，一个个逃往国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恐怕只有与各自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才能解释清楚。
(《英国古代诗歌》，陈才宇著，杭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版，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