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世界银行中国与蒙古局局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中两国的计划具有互补性。中国的计划资助的基础设施是贸易与投资的硬件，而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另一方面，则代表了一体化中的软件，有利于降低贸易阻碍，开放贸易与投资服务。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在2007年之前的六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1%，其中投资占GDP的41.5%。在该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持续上涨，占GDP的10%以上。在危机之后的六年里，中国国际收支顺差陡降至2%?3%，但是需求的下降几乎全被投资增长所弥补，近年来，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已超过50%。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发展引人瞩目。然而在受到赞赏之余，中国的增长率眼下已经下降到7%左右的事实却被忽视，而这比危机发生前减少了四个多百分点。因此，中国近期采取了大量投资的举措，但经济增长率却低于从前。
这一发展模式反映出三个问题。其一，根据全要素生产力（TFP）增长的测评结果，中国的技术进步已经放缓。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资本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其结果是，增加投资却产出更少。而这反映在现实中，便是那些空荡荡的住宅楼、未使用的机场，以及重要制造部门里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三个问题是，消费水平十分低下，尤其是家庭消费仅占GDP的三分之一。
针对变化中的增长趋势，中国对内对外均做出了反应。从外部看来，在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银行以及“一带一路”等新计划，这些计划的先后推出并非巧合。亚投行的诞生主要是出于对现存国际金融机构管理的改革发展缓慢的疑虑。而“一带一路”计划比亚投行规模更大，该计划希望在中国经中亚通往西方的路线上以及从中国经东南亚通往南亚、非洲及欧洲的路线上强化各地的基础设施。
中国的亚洲邻居十分欢迎这类举措，这也有利于亚洲一体化。然而，认为这类计划可以解决国内过剩产能问题的看法大多是具有误导性的。这类计划对中国需求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而且并没有太多宏观经济学上的意义。
作为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内部反应，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加以应对。这些措施中对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分为四个领域：户籍登记制度、政府间财政改革、金融自由化以及开放中国服务业。以上四个领域的改革形成了一组连贯的措施，可以控制住浪费性投资，提高创新与生产率增长，并提升消费水平。这些领域的成功改革将会使中国在下一个十年甚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持续的增长。
在很多人眼中，中国在亚洲的一系列计划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挫折。美国政府通对其盟友加入亚投行的劝阻反过来印证了这种说法。最终，美国的几大盟友——英国、澳大利亚以及韩国都加入了中国的这项计划，日本也在仔细斟酌加入事宜。
但是，这可能仅仅只是美国外交上一次暂时的挫折。各国对亚投行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亚洲和欧洲国家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也没有理由令他们非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美国在对待亚投行的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反应，但美国也无需夸大这一问题的影响。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计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可能将在2015年年底完成。这一计划着眼于通过夯实21世纪贸易的基础，将贸易扩大到服务业等新领域。我们已经注意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与越南等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都想同时加入中国（亚投行及“一带一路”）与美国主导的计划，以此减少贸易阻碍。 他们所采取的显然是聪明的策略。
其实，各国的不同计划都是互补性的。中国的计划中资助的基础设施是贸易与投资的硬件，是深化一体化进程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另一方面，则代表了一体化中的“软件”，有利于降低贸易阻碍，开放贸易与投资服务，并协调各类监管壁垒。
当然，有人担心，美中之间这些竞争性的计划有导致地区壁垒、贸易分解的风险，但我认为更可能的结果是带来双方的合作。美国也将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获益，因为它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新机制。
总而言之，美中之间相互竞争的计划将产生更有力的机制，从而进一步深化亚太地区的一体化。
美中两国的计划具有互补性。中国的计划资助的基础设施是贸易与投资的硬件，而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另一方面，则代表了一体化中的软件，有利于降低贸易阻碍，开放贸易与投资服务。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在2007年之前的六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1%，其中投资占GDP的41.5%。在该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持续上涨，占GDP的10%以上。在危机之后的六年里，中国国际收支顺差陡降至2%?3%，但是需求的下降几乎全被投资增长所弥补，近年来，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已超过50%。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发展引人瞩目。然而在受到赞赏之余，中国的增长率眼下已经下降到7%左右的事实却被忽视，而这比危机发生前减少了四个多百分点。因此，中国近期采取了大量投资的举措，但经济增长率却低于从前。
这一发展模式反映出三个问题。其一，根据全要素生产力（TFP）增长的测评结果，中国的技术进步已经放缓。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资本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其结果是，增加投资却产出更少。而这反映在现实中，便是那些空荡荡的住宅楼、未使用的机场，以及重要制造部门里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三个问题是，消费水平十分低下，尤其是家庭消费仅占GDP的三分之一。
针对变化中的增长趋势，中国对内对外均做出了反应。从外部看来，在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银行以及“一带一路”等新计划，这些计划的先后推出并非巧合。亚投行的诞生主要是出于对现存国际金融机构管理的改革发展缓慢的疑虑。而“一带一路”计划比亚投行规模更大，该计划希望在中国经中亚通往西方的路线上以及从中国经东南亚通往南亚、非洲及欧洲的路线上强化各地的基础设施。
中国的亚洲邻居十分欢迎这类举措，这也有利于亚洲一体化。然而，认为这类计划可以解决国内过剩产能问题的看法大多是具有误导性的。这类计划对中国需求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而且并没有太多宏观经济学上的意义。
作为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内部反应，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加以应对。这些措施中对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分为四个领域：户籍登记制度、政府间财政改革、金融自由化以及开放中国服务业。以上四个领域的改革形成了一组连贯的措施，可以控制住浪费性投资，提高创新与生产率增长，并提升消费水平。这些领域的成功改革将会使中国在下一个十年甚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持续的增长。
在很多人眼中，中国在亚洲的一系列计划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挫折。美国政府通对其盟友加入亚投行的劝阻反过来印证了这种说法。最终，美国的几大盟友——英国、澳大利亚以及韩国都加入了中国的这项计划，日本也在仔细斟酌加入事宜。
但是，这可能仅仅只是美国外交上一次暂时的挫折。各国对亚投行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亚洲和欧洲国家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也没有理由令他们非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美国在对待亚投行的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反应，但美国也无需夸大这一问题的影响。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计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可能将在2015年年底完成。这一计划着眼于通过夯实21世纪贸易的基础，将贸易扩大到服务业等新领域。我们已经注意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与越南等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都想同时加入中国（亚投行及“一带一路”）与美国主导的计划，以此减少贸易阻碍。 他们所采取的显然是聪明的策略。
其实，各国的不同计划都是互补性的。中国的计划中资助的基础设施是贸易与投资的硬件，是深化一体化进程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另一方面，则代表了一体化中的“软件”，有利于降低贸易阻碍，开放贸易与投资服务，并协调各类监管壁垒。
当然，有人担心，美中之间这些竞争性的计划有导致地区壁垒、贸易分解的风险，但我认为更可能的结果是带来双方的合作。美国也将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获益，因为它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新机制。
总而言之，美中之间相互竞争的计划将产生更有力的机制，从而进一步深化亚太地区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