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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本人从事过巫史职业,其文化背景与商周时期的巫史阶层的天命观有着重要的联系。春秋时期,孔子实现了由巫史而士的转变,但巫史传统对其思想仍有深刻的影响。他强调君子要敬畏天命,要知天命,却慎言鬼神,并用天命来解释世俗化的人生,让人与天命合一,对天命进行了由巫史传统至世俗化的改造。
关键词: 孔子 天命 巫史传统 世俗化
孔子处于一个王纲解纽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解释权下移的年代。孔子本人精通巫史知识,并继承了巫史阶层的文化精神。孔子“少也贫贱”,年轻时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而“儒”则是古代从巫史阶层中分化出来的职业。天命观是儒家道统中的根本问题,孔子对天命的解释既有巫史传统中的神秘性与神圣化特点,又随着东周时期社会理性的发展而趋向世俗化。
巫史阶层是如何获得天命解释权的?这主要是通过《国语·楚语》及《尚书·吕刑》等文献记载的“绝地天通”活动。上古之君,如颛顼和尧,都将祭祀行为专业化,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里的重、黎即是巫,同时禁止“民神杂糅”,这使得巫史垄断了神人之间的沟通,成为一个特权阶级。弗雷泽在《金枝》中也曾提出:“美拉尼西亚的酋长们享有权力,完全来自于人们相信他们和魔鬼有往来,并能够凭借魔鬼产生的影响去支配超自然的力量。”[1]由于巫史阶层在上古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他们总以天命在人间的代表者自居,进而掌管祭祀礼仪、天文历法、文化教育等。巫史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基础,是中华道统的重要源流之一。
孔子的天命观与商周时期的天命思想有着重要的关联,他本人受商代文化影响。孔子为宋国人,其祖先微子为商代王族。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和存世文献等资料判断,商代的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而凭借“绝地天通”的力量参与政治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文化精英,而且是政治精英。商王是当时社会最大的巫,正如陈梦家所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2]
周克殷命的成功实践,使得后来的周人有了一种更为理性的天命观,这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天命靡常”、“敬天保民”,进而又有了突破性的进步,在承认天命的至上地位的同时,用“德”来解释敬天命与克天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以德治作标准,相对来说减弱了巫史集团的权威和地位。并且,天命会随着人民的意志转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的天命观发展了这一方向,重视现实,突出人文,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随着宗法制的解体,部族政权衰落,人文精神萌发,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所固有的矛盾,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天”的怀疑、不满,巫史阶层的社会地位较之前明显下降,巫史阶层的天命观也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个阶层原来的行政权力被世俗化的王权剥离,与神沟通的特权随着社会理性的发展而被削弱,随着天命观念融进了“德”的因素,宗庙中的祈祷、祝卜的作用降低,巫史阶层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社会现实,其天命观逐渐呈现出浓厚的世俗化倾向。
孔子终生自认为是天命意志的承载者。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说明他自认为是受命于天的,而在当时社会,能够拥有天命所归的思想的只有君主和巫史。可以推测,孔子的身上有着浓重的巫史文化传承。
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的发展,孔子逐渐从巫史阶层中脱离出来,转化成士,但凭借巫史传统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和话语权力,他积极参与现实活动,游历各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创办私学,向三千弟子传道授业,希望恢复以前以巫史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的这种责任感与巫史阶层的天命观有一定的关联,巫史阶层强调他们是天命意志的承载者,要对人间之事负责,要用天道来解决社会问题。虽然巫史地位日益下降,但巫史传统却并未完全消失,此后历代儒者中均不乏为民请命的人,他们以勇毅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惜以性命与浊世相抗争。
孔子对天命表现出一种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感是巫史集团的职业精神。巫史集团在远古承担了“绝地天通”的职责,在他们的心目中,天是主宰人间命运的最高神,是决定气候环境、战争成败、国家命运与人生祸福的权威,因而必须尊敬它的意志,也就是尊敬天命。同时孔子突出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正这如李泽厚所讲:“它是‘敬’的极度形态。儒学伦理之所以总具有某种形上的深沉宗教意味,即来自此‘畏’。”[3]孔子对天命的敬畏反映了巫史阶层的宗教文化背景。
孔子多次强调君子要“知天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如:“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孔子如何能知天命?因为巫史传统中的“绝地天通”的职责,巫史即是天命的人间代表,孔子作为巫史精神的后裔,自然比常人更能“知天命”。只有“知天命”,人才能从容处世,同时不满足于现状,刚健有为,进而将巫史传统中的宗教意味与世俗世界的社会理想统一起来。
孔子的天命观继承了“巫史传统”中的神圣批判精神。这就赋予了以天命、道德自况的士人对社会进行“神圣批判”的话语权力,赋予天命进行社会批判的职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的乱世春秋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孔子曾当面指责鲁国当权者季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巫史传统中的神圣批判精神赋予他勇气和自信。孔子继承了巫史文化中的责任意识,将道德理想主义发扬光大,使天命逐步走向“世俗化”。
巫史阶层的天命观将重心放在鬼神世界,而孔子却慎言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强调伦理、仁义、民本等进步思想,将天命关注的重心放在现实世界,放在人道上,这表明他的天命观已逐步脱离巫史阶层的宗教意义,将巫史文化中的神秘主义逐渐“悬置”起来,因而更具理性精神和世俗色彩。
孔子有时谈到“天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志向,这是孔子的天命观走向世俗化的另一个表现。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游说各国君王,宣扬仁政和周礼,然而却处处碰壁,李零先生称之为“丧家狗”。此时孔子正处于艰难之中,他谈到“命”、“天命”,一方面为了安慰随行弟子,另一方面也用以表明自己对天命的怀疑和无奈。
“绝地天通”强化了巫史阶层的作用和地位,让巫史阶层敬畏天命、知天命,但这一行为在人神之间设立了中介,拉大了人神之间的距离,使得人神分离。而孔子创办私学,将巫史知识社会化,并将巫史阶层传统的天命观变为普通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话语权,逐步祛除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并借天命来表达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而孔子让人与天命合一。
在过去的孔子思想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指出其天命观存在着矛盾:孔子相信天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但是孔子却很少谈及天命,很少提及天道,“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更多谈论的是“仁”、“礼”、“德”,谈论世俗人生,这是一对“天道观”与“人道观”的矛盾。孔子很佩服子产的一句话,即“天道远,人道迩”,因而他罕言天命、天道。这确实是一对矛盾,但不过是孔子天命思想的第一层矛盾。
随着社会理性的发展,孔子的天命思想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但是“在上古时代,是‘巫政合一’的,原始的‘巫史传统’给君子留下‘严重深厚的宗教情怀’”。[4]由于孔子的天命思想中宗教与世俗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因而他的思想发展也就有两种可能:或倾向于宗教,或倾向于世俗,事实上,孔子的思想朝着世俗的方向发展,但是,思想中的宗教性因素常使孔子陷入第二层矛盾之中。
“为了强调自己文化创造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孔子依恋甚至神化自己的文化传统,张大天命意识”,[5]有浓厚的巫史情结,但是为了新的社会建设,他必须走出这一传统,事实上,他确实逐渐实现了从巫史传统到世俗化的转变。李泽厚认为,“巫的理性化”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德”、“仁”、“道”是“巫的理性化”最终完成的基本文化范畴。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有淡化天命鬼神,重视现实社会、道德,积极进取等特点,不仅强调独善其身,而且崇尚兼济天下,这就构成孔子思想与老庄思想的重要区别。
参考文献:
[1]弗雷泽.徐育新等译.金枝.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129.
[2]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20).
[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93.
[4]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93.
[5]过常宝.原始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7级在读本科生)
关键词: 孔子 天命 巫史传统 世俗化
孔子处于一个王纲解纽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解释权下移的年代。孔子本人精通巫史知识,并继承了巫史阶层的文化精神。孔子“少也贫贱”,年轻时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而“儒”则是古代从巫史阶层中分化出来的职业。天命观是儒家道统中的根本问题,孔子对天命的解释既有巫史传统中的神秘性与神圣化特点,又随着东周时期社会理性的发展而趋向世俗化。
巫史阶层是如何获得天命解释权的?这主要是通过《国语·楚语》及《尚书·吕刑》等文献记载的“绝地天通”活动。上古之君,如颛顼和尧,都将祭祀行为专业化,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里的重、黎即是巫,同时禁止“民神杂糅”,这使得巫史垄断了神人之间的沟通,成为一个特权阶级。弗雷泽在《金枝》中也曾提出:“美拉尼西亚的酋长们享有权力,完全来自于人们相信他们和魔鬼有往来,并能够凭借魔鬼产生的影响去支配超自然的力量。”[1]由于巫史阶层在上古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他们总以天命在人间的代表者自居,进而掌管祭祀礼仪、天文历法、文化教育等。巫史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基础,是中华道统的重要源流之一。
孔子的天命观与商周时期的天命思想有着重要的关联,他本人受商代文化影响。孔子为宋国人,其祖先微子为商代王族。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和存世文献等资料判断,商代的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而凭借“绝地天通”的力量参与政治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文化精英,而且是政治精英。商王是当时社会最大的巫,正如陈梦家所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2]
周克殷命的成功实践,使得后来的周人有了一种更为理性的天命观,这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天命靡常”、“敬天保民”,进而又有了突破性的进步,在承认天命的至上地位的同时,用“德”来解释敬天命与克天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以德治作标准,相对来说减弱了巫史集团的权威和地位。并且,天命会随着人民的意志转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的天命观发展了这一方向,重视现实,突出人文,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随着宗法制的解体,部族政权衰落,人文精神萌发,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所固有的矛盾,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天”的怀疑、不满,巫史阶层的社会地位较之前明显下降,巫史阶层的天命观也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个阶层原来的行政权力被世俗化的王权剥离,与神沟通的特权随着社会理性的发展而被削弱,随着天命观念融进了“德”的因素,宗庙中的祈祷、祝卜的作用降低,巫史阶层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社会现实,其天命观逐渐呈现出浓厚的世俗化倾向。
孔子终生自认为是天命意志的承载者。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说明他自认为是受命于天的,而在当时社会,能够拥有天命所归的思想的只有君主和巫史。可以推测,孔子的身上有着浓重的巫史文化传承。
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的发展,孔子逐渐从巫史阶层中脱离出来,转化成士,但凭借巫史传统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和话语权力,他积极参与现实活动,游历各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创办私学,向三千弟子传道授业,希望恢复以前以巫史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的这种责任感与巫史阶层的天命观有一定的关联,巫史阶层强调他们是天命意志的承载者,要对人间之事负责,要用天道来解决社会问题。虽然巫史地位日益下降,但巫史传统却并未完全消失,此后历代儒者中均不乏为民请命的人,他们以勇毅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惜以性命与浊世相抗争。
孔子对天命表现出一种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感是巫史集团的职业精神。巫史集团在远古承担了“绝地天通”的职责,在他们的心目中,天是主宰人间命运的最高神,是决定气候环境、战争成败、国家命运与人生祸福的权威,因而必须尊敬它的意志,也就是尊敬天命。同时孔子突出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正这如李泽厚所讲:“它是‘敬’的极度形态。儒学伦理之所以总具有某种形上的深沉宗教意味,即来自此‘畏’。”[3]孔子对天命的敬畏反映了巫史阶层的宗教文化背景。
孔子多次强调君子要“知天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如:“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孔子如何能知天命?因为巫史传统中的“绝地天通”的职责,巫史即是天命的人间代表,孔子作为巫史精神的后裔,自然比常人更能“知天命”。只有“知天命”,人才能从容处世,同时不满足于现状,刚健有为,进而将巫史传统中的宗教意味与世俗世界的社会理想统一起来。
孔子的天命观继承了“巫史传统”中的神圣批判精神。这就赋予了以天命、道德自况的士人对社会进行“神圣批判”的话语权力,赋予天命进行社会批判的职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的乱世春秋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孔子曾当面指责鲁国当权者季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巫史传统中的神圣批判精神赋予他勇气和自信。孔子继承了巫史文化中的责任意识,将道德理想主义发扬光大,使天命逐步走向“世俗化”。
巫史阶层的天命观将重心放在鬼神世界,而孔子却慎言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强调伦理、仁义、民本等进步思想,将天命关注的重心放在现实世界,放在人道上,这表明他的天命观已逐步脱离巫史阶层的宗教意义,将巫史文化中的神秘主义逐渐“悬置”起来,因而更具理性精神和世俗色彩。
孔子有时谈到“天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志向,这是孔子的天命观走向世俗化的另一个表现。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游说各国君王,宣扬仁政和周礼,然而却处处碰壁,李零先生称之为“丧家狗”。此时孔子正处于艰难之中,他谈到“命”、“天命”,一方面为了安慰随行弟子,另一方面也用以表明自己对天命的怀疑和无奈。
“绝地天通”强化了巫史阶层的作用和地位,让巫史阶层敬畏天命、知天命,但这一行为在人神之间设立了中介,拉大了人神之间的距离,使得人神分离。而孔子创办私学,将巫史知识社会化,并将巫史阶层传统的天命观变为普通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话语权,逐步祛除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并借天命来表达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而孔子让人与天命合一。
在过去的孔子思想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指出其天命观存在着矛盾:孔子相信天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但是孔子却很少谈及天命,很少提及天道,“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更多谈论的是“仁”、“礼”、“德”,谈论世俗人生,这是一对“天道观”与“人道观”的矛盾。孔子很佩服子产的一句话,即“天道远,人道迩”,因而他罕言天命、天道。这确实是一对矛盾,但不过是孔子天命思想的第一层矛盾。
随着社会理性的发展,孔子的天命思想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但是“在上古时代,是‘巫政合一’的,原始的‘巫史传统’给君子留下‘严重深厚的宗教情怀’”。[4]由于孔子的天命思想中宗教与世俗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因而他的思想发展也就有两种可能:或倾向于宗教,或倾向于世俗,事实上,孔子的思想朝着世俗的方向发展,但是,思想中的宗教性因素常使孔子陷入第二层矛盾之中。
“为了强调自己文化创造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孔子依恋甚至神化自己的文化传统,张大天命意识”,[5]有浓厚的巫史情结,但是为了新的社会建设,他必须走出这一传统,事实上,他确实逐渐实现了从巫史传统到世俗化的转变。李泽厚认为,“巫的理性化”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德”、“仁”、“道”是“巫的理性化”最终完成的基本文化范畴。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有淡化天命鬼神,重视现实社会、道德,积极进取等特点,不仅强调独善其身,而且崇尚兼济天下,这就构成孔子思想与老庄思想的重要区别。
参考文献:
[1]弗雷泽.徐育新等译.金枝.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129.
[2]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20).
[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93.
[4]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93.
[5]过常宝.原始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7级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