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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是8万多名中兴通讯员工的艰难时刻。
4月16日晚11点，将儿子哄睡后的张志杰，才有空打开微信，发现不仅各个微信群炸开了锅，还有数十条朋友发来的消息，内容只有一个：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
对在中兴已工作近十年的张志杰而言，清楚这份禁令对中兴意味着什么。他急忙打开外文网站和国内各大网站，各种类似“中兴灭顶之灾”为题的消息，让他最后的侥幸心理破灭了。
张志杰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4月17日一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所写的内部邮件，称在这样艰难的时刻，需要8万中兴人共同的力量，公司已于第一时间成立危机应对工作组，并特意嘱咐大家保持平稳心态。
“更艰难时刻远未到来，平稳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张志杰说，中兴的核心产品，手机、基站、交换机、路由器，基本依赖于美国芯片，中兴用完目前存货，就会面临无米下锅危机。“一些公司已不供货了，别说7年，几个月可能都很难支撑下去。”
艰难时刻还未到来
4月18日晚间，一张在机场拉着行李箱背影的照片，在中兴新老员工朋友圈疯传。
这张背影照片中人，是年过七旬的中兴创始人侯为贵，后面跟着中兴董事长和CEO。有人为这张照片配上了说明，“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76岁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老爷子临危受命，再次踏上征程。”
33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航天691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的侯为贵，被派到深圳，做起了电子表、电子琴的加工业务，一年就赚了35万元，这就是最初的中兴通讯。2016年1月，掌舵和服务中兴30年的侯为贵卸任。
生死关头，无论是创始人侯为贵，还是张志杰这样的普通员工，没人能置身事外。
目前不清楚侯为贵征程的目标，但按照张志杰的说法，其实8万多名中兴人都已明白，未来几个月，可能将是中兴通讯进入生死通道后更为关键的时期。
对此，有芯片行业高层人士表示，芯片行业库存周期一般是两个月。若中兴的库存周期也是行业平均水平，那么已有订单的交付、订单的新获取都将受到很大影响，预计交付、回款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因为无法交付订单被客户罚款。
禁令事件后，眾多观点都用类似“一剑封喉”“灭顶之灾”等悲观词语去评论。从芯谋咨询首席分析师顾文军的撰文来看，看似庞大的中国电子产业却处于产业链最下游，即使中兴拥有比较多的专利，在中兴通讯几乎所有产品领域，几乎所有细分环节都有着美国芯片的身影，而国内的芯片少之又少。
影响已开始浮现。记者获悉，近期与中兴通讯在供应链环节有合作的美国供应商，基本上都已经停止对中兴供货以及提供电话、邮件和现场技术支持的服务。
4月18日，一名接近博通的人士表示：“从17日开始，博通就停止供货了，连本地技术支持都不能再和中兴工程师联系了。”从外部芯片供应商来看，博通是中兴较大的芯片供应商，每年采购金额都在10亿美元以上。
另一家美国企业表示，17日一早就收到公司法务部发来的邮件，要求暂停对中兴出货。而这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是技术门槛并不那么高的一类芯片。
“贸易战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美国政府下了这个命令，任何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都要遵守。”英特尔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旭表示。
根据记者了解，在中兴供应商名单中，英特尔的份额并不算高，但中兴的核心网产品，比如会话控制器、分组网关等产品，都是基于英特尔的高速FPGA芯片来实现的；用户鉴权授权计费、运维和管理平台等产品都是基于英特尔的X86服务器实现的。
除了博通、英特尔，高通、微软、杜比都是中兴主要提供商，中兴每年在全球销售约4500万部智能手机，其中将近一半使用高通芯片。
此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兴手机可能无法再使用谷歌安卓操作系统。4月18日，接近谷歌的一位人士表示，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部门在彻夜讨论美国政府禁令的影响，不过直到本报发稿时的4月19日（北京时间），谷歌仍未就中兴能否使用安卓系统做出决定。
不过，也有国内手机行业人士对记者称，鉴于安卓操作系统原本是一个开源的系统，从操作系统层面实现禁令是不大可能的，这意味着中兴仍可以使用以安卓源代码创建、修改后的操作系统（国内熟知的UI）。
对中兴而言，失去了博通、高通等美国供应商，中兴几乎不可能在欧洲等其他地区找到完整、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国内基站芯片的主处理器主要是华为海思自研的ASIC和南京美辰微电子。但华为并不会把海思芯片出售给中兴通讯。按照华为的说法，芯片不会对任何一家企业销售，完全华为自用。除此之外，国产芯片厂商中，南京美辰微电子在正交调制器、DPD接收机、ADC等芯片产品上已有可量产方案。目前在ZTE处于小批量验证中，从开始试用到批量使用起码需要两年的时间。
但这并不是中兴目前面临的唯一问题，英国网络安全官员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警告英国电话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兴通讯的设备和服务。此外，澳大利亚也公开表示，逐步淘汰华为、中兴手机。
中兴领导不重视的恶果
面对这种打击，新浪科技报道称，中兴通讯在内部已通告员工，立即停止所有与美国出口禁令相关的业务。
“中兴很难扭转美国商务部的这一决定。中兴在2016年3月被制裁时已经获得了‘缓刑’。按照当时的协议，他们应该对一些员工采取一些措施，但是他们没有。” 美国Jacobson Burton Kelley PLLC律师事务所的道格拉斯·雅各布森说。
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信息，中兴自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在知晓美国依据《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对伊朗长期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仍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以获取伊朗公司的合同并参与当地庞大通信网络的供应、建设、运营及服务，这些合同金额达到数亿美元。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了串谋非法出口、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 有知情人士称，从2012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兴立案调查开始，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中兴在应对美国政府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知名失误，这尤其值得中国其他企业警惕。
上述知情人士称，早在2009年，中兴法务部就预计公司将在出口贸易中面临风险，在2011年8月向公司领导层提交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又应领导要求制定了《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可惜这两个文件没有得到落实。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后来落入美国政府手中，成为中兴有意规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最重要证据。
“中兴公司领导，对于贸易管制合规根本不了解、不重视。”上述人士表示。
根据《财经》报道，2013年11月，在美国监管机构已在调查中兴违规情况下，不顾中兴法律部门的反对意见，中兴前任CEO召开了高层会议，决定重启与伊朗的转口业务。为规避美方监管，中兴找到了一家无锡上市公司作为隔断公司，替中兴跟伊朗做出口。对美方监管机构而言，这相当于一方面谈和解，一方面顶风作案。
2014年，中兴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去美国时在机场被扣下来检查，美方在电脑里面发现了上述涉及“规避方案”的两份文件。该文件有多位中兴高管签字，文中讨论了美国实施出口控制的风险，表示伊朗项目是“风险最大”的一个。在另一份文件中，中兴用一个复杂的流程图，拟定了规避美国出口控制的办法，包括采用一个“空壳”公司的结构。
这两份文件最终成为美方指控中兴违规的最重要的证据。2016年3月，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时间长达7年。后经过多方博弈和谈判，中兴要缴纳11.92亿美元罚款，其中3亿美金暂缓缴纳。最终是否支付，取决于未来7年中兴对协议是否遵守并继续接受独立的合规监管和审计。同时，凡参与违规行为的中兴高管必须辞去管理层职务，部分员工也要接受相应处罚。
而美国向中兴及其子公司发放临时许可，暂时解除对两家公司的出口限制措施，保证它可以正常采购美国元器件、软件和设备。
2017年3月，中兴最终认罚。但问题来了，中兴实际上只解雇了4名高级雇员，未处罚或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这一点，中兴也承认其没有按照信中所说，对相应员工减少奖金或做出处分。
这一点在两年后的复核中惹恼了美国政府。不仅如此，美国商务部还给出另外一个理由，中兴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的报告中作了虚假陈述，高达二十次。“中兴甚至成立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2016年1月至3月期间，毁灭了全部与伊朗业务有关的资料，并且小组的邮件每晚都要删除，以免暴露行动。”
中国芯病：命脉掌握在他人之手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经作家对记者说，尽管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禁令，就处于中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此举是希望增强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但事实上，中兴自身的企业文化、中国芯片产业长期依赖他人，才是禁令的最根本原因。
外界很难理解，中兴为何在火山口之下，连对35名涉事员工奖金都没有减少。不过，在这位多次接触过中兴创始人侯为贵的财经作家看来，中兴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创始人性格的体现。
他表示，侯为贵无疑是个好人，对员工也极其温和，在中興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罢免过三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做过老师、研究人员出身的侯为贵，一直喜欢四平八稳的处事风格，很少有过激行为，做事永远不紧不慢。”
与中兴相反，吉利公司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向伊朗出口1500台沃尔沃轿车的机会。同期也有中国公司接受了在伊朗开采石油的订单，但是有效控制了风险，没有被美国抓住处罚把柄。
当然，最致命的问题是，截至目前为止，不仅中兴，中国芯片行业的命脉，仍是掌控在他人手中。
据悉，业内一种分类方法是将芯片分为成熟度、可靠性较高的基站芯片，和一般的消费类芯片。前者是中兴、华为等信息通讯技术服务商所要用到的，而后者主要用在手机等数码类产品上。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基站芯片从开始试用到批量使用起码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主要玩家有TI、ADI、IDT等厂商。”第三方市场研究公司招商电子发布的公告表示，高端通信芯片基本上被外国厂商垄断。
跳出通信行业，全球芯片市场上巨头更多。IC Insights报告显示，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了4385亿美元，前十大半导体厂商占据了整个市场58.5%的份额，这些厂商分别是三星、英特尔、SK海力士、Micron、博通、高通、德州仪器、Toshiba、英伟达和恩智浦，并没有出现中国厂商的身影。
因此，现在业界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如果美国和欧洲、日本都对中国实施芯片禁运，那么中国电子行业都将面临危机。
在中国，有1380多家公司扎堆芯片产业，设计、制造、封测均有分布，但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整体产业仍然薄弱。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芯片需求量占全球50%，甚至有些应用的芯片，占70%-80%以上，而国产品牌芯片只能自供8%左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进口芯片2300亿美元，比排在第二名的原油进口金额高出一倍之多。
“高端芯片90%以上依赖进口，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一位业内人士称，尽管政府扶持芯片产业多年，但中国在芯片自给率上，尤其是高端芯片上，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早期，高端通用芯片作为“核高基”专项之一，以及国家863计划等重大政策的加持，大量的政府资金涌入半导体产业。龙芯、飞腾等国产公司纷纷立项，但研发进展缓慢。
以龙芯为例，中科院计算所2001年开始研制龙芯CPU。直到2010年，转型成立公司，该计算所研制的CPU的样品才完成产品化。目前龙芯的商用化进展并不大。而华为与中兴尽管都有芯片部门，但通信基站上从中央处理器到天线放大器，都严重依赖美国进口。在手机领域，从主芯片、闪存到天线，也几乎绕不开美国。 实际上，中兴开始研发芯片的时间并不晚。2000年3月，中兴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建立了中兴集成电路，在全亚洲最先开始了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但由于中兴文化不太鼓励试错，最后董事长侯为贵选择了放弃，团队解散，很多人去了海思。
“可以说，中兴事件，现在应引起中国所有科技企业的反思。”一位科技创业者就说，中国如今的巨头企业，包括互联网巨头，都依靠模仿式创新兴盛，真正的原创技术非常少。
他举例称，面板企业京东方，一开始被很多人看不起，但在多年的曲折之后，如今在液晶面板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他认为芯片行业未来也必须如此，虽然芯片领域比起面板，技术更难，范围更大。
深度解读 中国自主芯的几大难题
中兴事件发酵至今，业内外都在自省中国缺芯现状，呼吁建设自主可控的芯片产业，但实际上，我们不仅是缺芯，还缺设计工具、工艺、材料等基础内容，甚至缺少基础研究、人才、文化、价值等更深层次的自主研发大环境。
“我们必须要放弃并购幻想，加强自主研发，推动自主可控，宁愿慢一点，也要走得稳一点。”芯谋研究在报告中称，包括大基金在内的政府基金未来更多支持企业研发，开发更多支持自主研发的金融产品，大力支持龙头企业的自主研发，加大对研发型企业的投资和支持。
外部原因：绕不开的瓦森纳协议
美国对中兴禁令的出台，以及在各个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封锁，都绕不开一部全球性法令的实施，即瓦森纳协议。
瓦森纳协议是一项由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韩国等40个国家签署，管制传统武器及军商两用货品出口的条约。是冷战时期自由世界对共产世界进行技术封锁的产物。冷战结束后，吸收了原来的大部分华约成员，继续对诸如中国、朝鲜、以色列等国家进行封锁。
这项协议，封锁标的主要包含两大类：坦克大炮等传统武器，以及科技界的武器——军民两用商品与科技。其中，军民两用商品与科技品类中，包括了： 特殊材料与相关仪器、 材料处理过程、电子类、计算机类、远距离通信、信息安全、传感器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等上万种。
可见，在瓦森纳协议框架之下，中国的集成电路想要通过借鉴或收购西方企业来发展，基本上困难重重。
比如在芯片制造领域，国内有投资人想通过招安台积电来做大做强，但由于台积电名列北约技术封锁同盟——瓦森纳协议体系清单之中，台积电的制程技术未经美国允许，不得向其他企业、国家、机构出让，甚至连台积电在海外设置晶圆FAB都要按照瓦森纳协议条款审核。不止台積电，三星、英特尔等均受到瓦森纳协议框架的约束。就连全球唯一一家成功开发EUV光刻机的荷兰公司ASML，也受到该协议的约束。
实际上，由于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华人无法进入ADI/TI等公司最核心的ADC产品研发部门，即使是他们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内部原因：固守市场，不愿突破
“国内企业看到的仅仅是眼前200米的地方。” 一位芯片行业资深从业者表示，全球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廉价的产品解决方案，当购买国外芯片比自研芯片更便宜又更便捷时，就会选择拿来主义。
一方面，中国厂商固守自己市场，没有意愿突破。一位展讯工作人员就表示，其产品从基带起家，一直没有触碰高通核心专利，所以就长期未能支持CDMA制式，至于与通信相关联的基站芯片更是不去触碰。另一家通用芯片厂商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半导体细分太细，选择了自己能力半径覆盖的领域，并不想与其他厂商挤市场。另一方面，即便中国本土有想要自研芯片的公司，但下游厂商并没有给他们商业化、更新迭代的机会。
生态原因：科研投入不足，人才稀少
中国在基础科研方面的投入也存在不足。据《科技日报》2012年报道，中国科技投入总量占世界第三，但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例不足5%，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15%的投入水平。
除了投入不足，还存在目标脱节问题。IC界有个说法，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到量产还有巨大工作量。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品率问题。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而不能量产。甚至还有些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甚至为了经费弄虚作假，比如汉芯。
与此同时，中国半导体产业人才稀缺。相比之下，英特尔、英伟达等高端通用芯片巨头背靠斯坦福、MIT等名校，硅谷也是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有芯片行业资深从业者表示，相比于美国科技公司给出的薪酬，中国的技术公司开出的酬劳对高端人才吸引力有限，人才黑洞效应也越发明显。
4月16日晚11点，将儿子哄睡后的张志杰，才有空打开微信，发现不仅各个微信群炸开了锅，还有数十条朋友发来的消息，内容只有一个：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
对在中兴已工作近十年的张志杰而言，清楚这份禁令对中兴意味着什么。他急忙打开外文网站和国内各大网站，各种类似“中兴灭顶之灾”为题的消息，让他最后的侥幸心理破灭了。
张志杰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4月17日一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所写的内部邮件，称在这样艰难的时刻，需要8万中兴人共同的力量，公司已于第一时间成立危机应对工作组，并特意嘱咐大家保持平稳心态。
“更艰难时刻远未到来，平稳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张志杰说，中兴的核心产品，手机、基站、交换机、路由器，基本依赖于美国芯片，中兴用完目前存货，就会面临无米下锅危机。“一些公司已不供货了，别说7年，几个月可能都很难支撑下去。”
艰难时刻还未到来
4月18日晚间，一张在机场拉着行李箱背影的照片，在中兴新老员工朋友圈疯传。
这张背影照片中人，是年过七旬的中兴创始人侯为贵，后面跟着中兴董事长和CEO。有人为这张照片配上了说明，“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76岁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老爷子临危受命，再次踏上征程。”
33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航天691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的侯为贵，被派到深圳，做起了电子表、电子琴的加工业务，一年就赚了35万元，这就是最初的中兴通讯。2016年1月，掌舵和服务中兴30年的侯为贵卸任。
生死关头，无论是创始人侯为贵，还是张志杰这样的普通员工，没人能置身事外。
目前不清楚侯为贵征程的目标，但按照张志杰的说法，其实8万多名中兴人都已明白，未来几个月，可能将是中兴通讯进入生死通道后更为关键的时期。
对此，有芯片行业高层人士表示，芯片行业库存周期一般是两个月。若中兴的库存周期也是行业平均水平，那么已有订单的交付、订单的新获取都将受到很大影响，预计交付、回款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因为无法交付订单被客户罚款。
禁令事件后，眾多观点都用类似“一剑封喉”“灭顶之灾”等悲观词语去评论。从芯谋咨询首席分析师顾文军的撰文来看，看似庞大的中国电子产业却处于产业链最下游，即使中兴拥有比较多的专利，在中兴通讯几乎所有产品领域，几乎所有细分环节都有着美国芯片的身影，而国内的芯片少之又少。
影响已开始浮现。记者获悉，近期与中兴通讯在供应链环节有合作的美国供应商，基本上都已经停止对中兴供货以及提供电话、邮件和现场技术支持的服务。
4月18日，一名接近博通的人士表示：“从17日开始，博通就停止供货了，连本地技术支持都不能再和中兴工程师联系了。”从外部芯片供应商来看，博通是中兴较大的芯片供应商，每年采购金额都在10亿美元以上。
另一家美国企业表示，17日一早就收到公司法务部发来的邮件，要求暂停对中兴出货。而这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是技术门槛并不那么高的一类芯片。
“贸易战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美国政府下了这个命令，任何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都要遵守。”英特尔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旭表示。
根据记者了解，在中兴供应商名单中，英特尔的份额并不算高，但中兴的核心网产品，比如会话控制器、分组网关等产品，都是基于英特尔的高速FPGA芯片来实现的；用户鉴权授权计费、运维和管理平台等产品都是基于英特尔的X86服务器实现的。
除了博通、英特尔，高通、微软、杜比都是中兴主要提供商，中兴每年在全球销售约4500万部智能手机，其中将近一半使用高通芯片。
此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兴手机可能无法再使用谷歌安卓操作系统。4月18日，接近谷歌的一位人士表示，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部门在彻夜讨论美国政府禁令的影响，不过直到本报发稿时的4月19日（北京时间），谷歌仍未就中兴能否使用安卓系统做出决定。
不过，也有国内手机行业人士对记者称，鉴于安卓操作系统原本是一个开源的系统，从操作系统层面实现禁令是不大可能的，这意味着中兴仍可以使用以安卓源代码创建、修改后的操作系统（国内熟知的UI）。
对中兴而言，失去了博通、高通等美国供应商，中兴几乎不可能在欧洲等其他地区找到完整、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国内基站芯片的主处理器主要是华为海思自研的ASIC和南京美辰微电子。但华为并不会把海思芯片出售给中兴通讯。按照华为的说法，芯片不会对任何一家企业销售，完全华为自用。除此之外，国产芯片厂商中，南京美辰微电子在正交调制器、DPD接收机、ADC等芯片产品上已有可量产方案。目前在ZTE处于小批量验证中，从开始试用到批量使用起码需要两年的时间。
但这并不是中兴目前面临的唯一问题，英国网络安全官员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警告英国电话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兴通讯的设备和服务。此外，澳大利亚也公开表示，逐步淘汰华为、中兴手机。
中兴领导不重视的恶果
面对这种打击，新浪科技报道称，中兴通讯在内部已通告员工，立即停止所有与美国出口禁令相关的业务。
“中兴很难扭转美国商务部的这一决定。中兴在2016年3月被制裁时已经获得了‘缓刑’。按照当时的协议，他们应该对一些员工采取一些措施，但是他们没有。” 美国Jacobson Burton Kelley PLLC律师事务所的道格拉斯·雅各布森说。
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信息，中兴自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在知晓美国依据《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对伊朗长期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仍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以获取伊朗公司的合同并参与当地庞大通信网络的供应、建设、运营及服务，这些合同金额达到数亿美元。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了串谋非法出口、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 有知情人士称，从2012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兴立案调查开始，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中兴在应对美国政府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知名失误，这尤其值得中国其他企业警惕。
上述知情人士称，早在2009年，中兴法务部就预计公司将在出口贸易中面临风险，在2011年8月向公司领导层提交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又应领导要求制定了《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可惜这两个文件没有得到落实。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后来落入美国政府手中，成为中兴有意规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最重要证据。
“中兴公司领导，对于贸易管制合规根本不了解、不重视。”上述人士表示。
根据《财经》报道，2013年11月，在美国监管机构已在调查中兴违规情况下，不顾中兴法律部门的反对意见，中兴前任CEO召开了高层会议，决定重启与伊朗的转口业务。为规避美方监管，中兴找到了一家无锡上市公司作为隔断公司，替中兴跟伊朗做出口。对美方监管机构而言，这相当于一方面谈和解，一方面顶风作案。
2014年，中兴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去美国时在机场被扣下来检查，美方在电脑里面发现了上述涉及“规避方案”的两份文件。该文件有多位中兴高管签字，文中讨论了美国实施出口控制的风险，表示伊朗项目是“风险最大”的一个。在另一份文件中，中兴用一个复杂的流程图，拟定了规避美国出口控制的办法，包括采用一个“空壳”公司的结构。
这两份文件最终成为美方指控中兴违规的最重要的证据。2016年3月，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时间长达7年。后经过多方博弈和谈判，中兴要缴纳11.92亿美元罚款，其中3亿美金暂缓缴纳。最终是否支付，取决于未来7年中兴对协议是否遵守并继续接受独立的合规监管和审计。同时，凡参与违规行为的中兴高管必须辞去管理层职务，部分员工也要接受相应处罚。
而美国向中兴及其子公司发放临时许可，暂时解除对两家公司的出口限制措施，保证它可以正常采购美国元器件、软件和设备。
2017年3月，中兴最终认罚。但问题来了，中兴实际上只解雇了4名高级雇员，未处罚或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这一点，中兴也承认其没有按照信中所说，对相应员工减少奖金或做出处分。
这一点在两年后的复核中惹恼了美国政府。不仅如此，美国商务部还给出另外一个理由，中兴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的报告中作了虚假陈述，高达二十次。“中兴甚至成立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2016年1月至3月期间，毁灭了全部与伊朗业务有关的资料，并且小组的邮件每晚都要删除，以免暴露行动。”
中国芯病：命脉掌握在他人之手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经作家对记者说，尽管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禁令，就处于中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此举是希望增强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但事实上，中兴自身的企业文化、中国芯片产业长期依赖他人，才是禁令的最根本原因。
外界很难理解，中兴为何在火山口之下，连对35名涉事员工奖金都没有减少。不过，在这位多次接触过中兴创始人侯为贵的财经作家看来，中兴的企业文化，其实就是创始人性格的体现。
他表示，侯为贵无疑是个好人，对员工也极其温和，在中興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罢免过三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做过老师、研究人员出身的侯为贵，一直喜欢四平八稳的处事风格，很少有过激行为，做事永远不紧不慢。”
与中兴相反，吉利公司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向伊朗出口1500台沃尔沃轿车的机会。同期也有中国公司接受了在伊朗开采石油的订单，但是有效控制了风险，没有被美国抓住处罚把柄。
当然，最致命的问题是，截至目前为止，不仅中兴，中国芯片行业的命脉，仍是掌控在他人手中。
据悉，业内一种分类方法是将芯片分为成熟度、可靠性较高的基站芯片，和一般的消费类芯片。前者是中兴、华为等信息通讯技术服务商所要用到的，而后者主要用在手机等数码类产品上。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基站芯片从开始试用到批量使用起码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主要玩家有TI、ADI、IDT等厂商。”第三方市场研究公司招商电子发布的公告表示，高端通信芯片基本上被外国厂商垄断。
跳出通信行业，全球芯片市场上巨头更多。IC Insights报告显示，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了4385亿美元，前十大半导体厂商占据了整个市场58.5%的份额，这些厂商分别是三星、英特尔、SK海力士、Micron、博通、高通、德州仪器、Toshiba、英伟达和恩智浦，并没有出现中国厂商的身影。
因此，现在业界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如果美国和欧洲、日本都对中国实施芯片禁运，那么中国电子行业都将面临危机。
在中国，有1380多家公司扎堆芯片产业，设计、制造、封测均有分布，但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整体产业仍然薄弱。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芯片需求量占全球50%，甚至有些应用的芯片，占70%-80%以上，而国产品牌芯片只能自供8%左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进口芯片2300亿美元，比排在第二名的原油进口金额高出一倍之多。
“高端芯片90%以上依赖进口，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一位业内人士称，尽管政府扶持芯片产业多年，但中国在芯片自给率上，尤其是高端芯片上，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早期，高端通用芯片作为“核高基”专项之一，以及国家863计划等重大政策的加持，大量的政府资金涌入半导体产业。龙芯、飞腾等国产公司纷纷立项，但研发进展缓慢。
以龙芯为例，中科院计算所2001年开始研制龙芯CPU。直到2010年，转型成立公司，该计算所研制的CPU的样品才完成产品化。目前龙芯的商用化进展并不大。而华为与中兴尽管都有芯片部门，但通信基站上从中央处理器到天线放大器，都严重依赖美国进口。在手机领域，从主芯片、闪存到天线，也几乎绕不开美国。 实际上，中兴开始研发芯片的时间并不晚。2000年3月，中兴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建立了中兴集成电路，在全亚洲最先开始了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但由于中兴文化不太鼓励试错，最后董事长侯为贵选择了放弃，团队解散，很多人去了海思。
“可以说，中兴事件，现在应引起中国所有科技企业的反思。”一位科技创业者就说，中国如今的巨头企业，包括互联网巨头，都依靠模仿式创新兴盛，真正的原创技术非常少。
他举例称，面板企业京东方，一开始被很多人看不起，但在多年的曲折之后，如今在液晶面板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他认为芯片行业未来也必须如此，虽然芯片领域比起面板，技术更难，范围更大。
深度解读 中国自主芯的几大难题
中兴事件发酵至今，业内外都在自省中国缺芯现状，呼吁建设自主可控的芯片产业，但实际上，我们不仅是缺芯，还缺设计工具、工艺、材料等基础内容，甚至缺少基础研究、人才、文化、价值等更深层次的自主研发大环境。
“我们必须要放弃并购幻想，加强自主研发，推动自主可控，宁愿慢一点，也要走得稳一点。”芯谋研究在报告中称，包括大基金在内的政府基金未来更多支持企业研发，开发更多支持自主研发的金融产品，大力支持龙头企业的自主研发，加大对研发型企业的投资和支持。
外部原因：绕不开的瓦森纳协议
美国对中兴禁令的出台，以及在各个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封锁，都绕不开一部全球性法令的实施，即瓦森纳协议。
瓦森纳协议是一项由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韩国等40个国家签署，管制传统武器及军商两用货品出口的条约。是冷战时期自由世界对共产世界进行技术封锁的产物。冷战结束后，吸收了原来的大部分华约成员，继续对诸如中国、朝鲜、以色列等国家进行封锁。
这项协议，封锁标的主要包含两大类：坦克大炮等传统武器，以及科技界的武器——军民两用商品与科技。其中，军民两用商品与科技品类中，包括了： 特殊材料与相关仪器、 材料处理过程、电子类、计算机类、远距离通信、信息安全、传感器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等上万种。
可见，在瓦森纳协议框架之下，中国的集成电路想要通过借鉴或收购西方企业来发展，基本上困难重重。
比如在芯片制造领域，国内有投资人想通过招安台积电来做大做强，但由于台积电名列北约技术封锁同盟——瓦森纳协议体系清单之中，台积电的制程技术未经美国允许，不得向其他企业、国家、机构出让，甚至连台积电在海外设置晶圆FAB都要按照瓦森纳协议条款审核。不止台積电，三星、英特尔等均受到瓦森纳协议框架的约束。就连全球唯一一家成功开发EUV光刻机的荷兰公司ASML，也受到该协议的约束。
实际上，由于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华人无法进入ADI/TI等公司最核心的ADC产品研发部门，即使是他们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内部原因：固守市场，不愿突破
“国内企业看到的仅仅是眼前200米的地方。” 一位芯片行业资深从业者表示，全球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廉价的产品解决方案，当购买国外芯片比自研芯片更便宜又更便捷时，就会选择拿来主义。
一方面，中国厂商固守自己市场，没有意愿突破。一位展讯工作人员就表示，其产品从基带起家，一直没有触碰高通核心专利，所以就长期未能支持CDMA制式，至于与通信相关联的基站芯片更是不去触碰。另一家通用芯片厂商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半导体细分太细，选择了自己能力半径覆盖的领域，并不想与其他厂商挤市场。另一方面，即便中国本土有想要自研芯片的公司，但下游厂商并没有给他们商业化、更新迭代的机会。
生态原因：科研投入不足，人才稀少
中国在基础科研方面的投入也存在不足。据《科技日报》2012年报道，中国科技投入总量占世界第三，但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例不足5%，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15%的投入水平。
除了投入不足，还存在目标脱节问题。IC界有个说法，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到量产还有巨大工作量。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品率问题。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而不能量产。甚至还有些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甚至为了经费弄虚作假，比如汉芯。
与此同时，中国半导体产业人才稀缺。相比之下，英特尔、英伟达等高端通用芯片巨头背靠斯坦福、MIT等名校，硅谷也是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有芯片行业资深从业者表示，相比于美国科技公司给出的薪酬，中国的技术公司开出的酬劳对高端人才吸引力有限，人才黑洞效应也越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