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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在海浪颠簸中难以安眠的王芸生面色蜡黄。
在这趟中共为他安排的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的旅途中，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天津《大公报》宣布更名，揭旗造反；接着，中共对《大公报》的态度再次“升级”，政治定性其为“彻头彻脑的一张反动报纸”。
生性敏感而自傲的王芸生沮丧，愤愤不平，甚至一度“准备结束生命”。然而，抵达北平二十多天后，这位《大公报》总编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逆转，他发表三千字的自我检查，宣布“投降”。态度之恳切、彻底，竟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重点关注。
对于1949年前后的政治大变局，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以报人王芸生、社会学家潘光旦、哲学教授张东荪的个人遭际为案例，试图还原“革命后”的一部分社会图景——知识分子群体和新政权之间的调适、融合和摩擦。
《忍不住的“关怀”》秉承了杨氏著史的一贯风格：扎实严密的考据，冷静淡然的态度，基于常情常理的逻辑分析。在他引以为傲的史家之“客观与中立”中，他以“理解之同情”去还原和理解每一个具体的人在历史场景下的情感、动机与抉择。
无论面对的是领袖还是普通人，或是讲究生活情调的旧式文人，在杨奎松眼中，都没有差别。“我把他当作普通人，我拿我的心与他的心对话。”
“投诚”的宿命
人物周刊：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大公报》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它是第一张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的私营报纸。像王芸生这样一个常年受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熏陶的办报人，而且长期写政论文的，在1949年，怎么会迅速转到另一种姿态？
杨奎松：这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最核心的在于他们是爱国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民族主义者。
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你会发现他们一直在变，而且变得非常快。梁启超有一句名言就叫“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救亡”。“救亡”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建国”。从1900年开始，甚至可以说从戊戌变法开始的半个世纪里，他们始终在考虑要在中国建一个什么样的国？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从而能够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者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代的孙中山、包括后来的毛泽东，没有哪个有救国抱负的读书人、青年学生不想着这样一个目标。
救亡建国既然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凡是热心于此的知识人自然不会把个人奋斗和个人志向放在第一位。当年惟一能够取经的对象只有西方，在向西方取经的过程中，他们也难免会受到权利意识、人权观念、自由思想的影响，但多数人显然相信，民族的、国家的需要和解放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的一切可以先放在一边。事实上，在中国救亡的过程中，西方落后国家、东方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国家主义思潮也都汹涌澎湃，同样刺激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一切方法都是外来的，问题在于你学什么。所以，我们会看到，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自身也是分化的。只是，不管分化成什么样，有不少人会摆来摆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旧是把国家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关键时刻宁愿牺牲自己以全国家。
像王芸生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1949年以前，他是希望按照张季鸾、胡政之原来办报的那套思路，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但中共革命成功，旧的一套行不通了，王芸生发现共产党的逻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得到那样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拥护，过去国民党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共产党一下子都解决了，以他的教育程度、知识眼界和出身经历，他很容易就转变过来了。
事实上，1949年就在中共建国前夕，知识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很深的，甚至是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士，还在王芸生之前，至少与王同时，也都开始主动转变思想了。当时共产党并没有搞思想改造运动，他们就主动开始在报上发文章，做自我批评和反省了。
人物周刊：在旧报人或者媒体知识分子里，王芸生这样彻底迅速的转变具有典型性么？
杨奎松：当然很典型。只是他的典型突出地表现在新闻界里罢了。建国后各界都有这样一些典型，历次运动大都能够平稳过关，1949年以前算是社会名流或知名人士，1949年以后仍旧是社会知名人士，而且一直健康地活到“文革”，甚至是“文革”以后，一直在政治上受到保护，甚至会成为政府对外宣传的重要形象。
知名人士如此，其实，普通知识分子中多数也是如此，不能只看到一个王芸生。我的书里也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比如，1957年参与“大鸣放”的《大公报》员工，其实多数都是比较积极的参与者，叫提意见帮党整风，他们很积极；叫批右派为党正名，他们也很积极。即使是那些后来被划成了“右派”，希望《大公报》能够回到过去办报方式的老报人们，丝毫也不是要反党，他们想的其实只是能不能在党的领导下把《大公报》办得更好一点？他们有意见，更多的也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有意见，既不是反对党管报纸，也没有想去挑战什么。他们惟一的错误，就是不该对党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提意见、发议论而已。你只要看一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反右运动中积极反悔，反戈一击，勇于揭发批判，想要争取立功改过的种种表现，就会知道，他们本质上与王芸生并无区别，只是他们或者太年轻了一点，或者政治经验少了一些。说他们是“右派”，实在是冤枉了。那两年所谓反右运动打了56万“右派”分子，包括至今也没有平反的个别人在内，有谁真是“右派”，是很值得怀疑的。
人物周刊：你的书中呈现了党派进报社的主管干部和新闻专业人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的背后是什么？ 杨奎松：中共建国后实行党管一切，外行管内行的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很普遍，由此引发的矛盾一直很尖锐。这不仅是《大公报》的问题。但实事求是地说，相对于其他很多专业性更强的机构和组织来说，中共对办报其实并不陌生。比如1952年后派到《大公报》去的三届领导人，其实都办过报纸，你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业务。问题是，这些在农村根据地办过报纸的干部，对在大城市里办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纸，无论是综合性报纸，还是专业性报纸，基本上还是外行。
当年根据地干部办报的观念和旧报人办报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旧报人办报，业务及其标准是第一位的，政治把关是第二位的。根据地来的干部则反过来，“政治第一，业务第二”，在政治不出问题的情况下才考虑业务。由于报纸被视为党的宣传工具，结果是报纸的业务问题没有哪一样能和政治脱开关系，哪怕是版面上稍微一点变动，都可能会涉及到合不合乎政治标准或政策导向之类的大问题。所以，即使大家在拥护共产党的问题上没有多少分歧，旧报人在这种动辄得咎，手脚被束缚得死死的情况下，会觉得不舒服，会从技术层面上和办报方法上与党派来管报纸的干部发生一些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种情况多半也只是在建国后最初十几年时间里会比较突出些。等到六七十年代，老报人越来越多地退了下去，建国后才进报社的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管理模式。他们从没有在旧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历史，不懂得也不怀念那些旧的东西。因此，后来报社内部除了人事纠纷或权力纠纷外，在这方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冲突了。
思想改造运动的发生非常偶然
人物周刊：参看潘光旦的“政治历史问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也参与过学生组织的罢考风波，差点影响了他去美国留学的资格。等他担任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作为学校管理方跟闹学潮的左倾学生一直有冲突和摩擦。这或许和人的年纪有关，还可能和身份有关。
杨奎松：当年那些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跟共产党领导的左倾学生运动都是有距离的，而且这个距离还不小。
潘光旦是民盟的成员，还是早期地方民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民盟里有些人比较左，有些人比较右。相对于国民党当局，潘光旦自然是“左”的，但相对于民盟中许多跟苏联、跟共产党走得比较近的人来说，潘光旦却又是“右”的。我在介绍他的政治言论经历时说明了他的这种情况。他早年在清华的经历，即一直不喜欢介入学生闹事，到因打抱不平最后支持了闹事的同学，其实也清楚地反映出他的这种性格特点。他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但思想主流却是不赞成革命的。他回国几年后就能回到清华，并担负起学校管理职务来，甚至能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两度充任教务长，也说明他本质上属于现行政治的稳健派。这也是为什么，1946年闻李惨案后，他不仅没有因为国民党人的屠杀政策而迅速左倾，反而还转到主张“中间道路”的有国民党背景的《新路》杂志一边去了。
从他的成长背景、经历、性格以及他接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他会走一条既不是非常“右”也不是非常“左”、但一定是规规矩矩的人生道路。我特别举了个例子，记者采访他，提到他生活的精致和享受。虽然他表现出来好像很关心政治，但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小资情调很强的人。这就决定他不会同情那些很激进的人或者学生。实际上，他整个人生就是排斥极端的，就是坚持中间立场。
人物周刊：说到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因为中共方面对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信任，所以要对他们进行一次“统一思想”的运动么？
杨奎松：今天对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这个运动关于思想改造、洗澡之类的内容可能被强调得太过了。其实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寄希望于通过一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就把人的思想改造过来。毛泽东自己就不相信这一点，他在“三反”运动开始不久就在党内明确地批评过那种想要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张和观点，他甚至明确否认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被改造。
思想改造运动的发生其实非常偶然，或者可以说并不在共产党的计划之中。它最初还是北大校长马寅初建议搞的。只不过马寅初最初想搞的是学习运动，想不到学习运动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发现共产党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不得了，转而发动了一个“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弄到学校里，和政治学习运动结合起来，才变成了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之前，中共正在搞镇反运动，镇反运动的目标是清理社会上的反动分子。镇反运动的第二步，是要清理政府内部的反动嫌疑分子，当时叫清理中层；镇反运动还有第三步，是要清理党内的反动嫌疑分子，叫清理内层。学校中的教授知识分子就属于中层，“三反”运动弄到学校里去，当然不可能主要去查教授们贪污腐败问题，因此也就借着思想改造的名义，顺势将其变成了一次在学校“清理中层”的斗争。
明明知道人的思想靠一次两次运动根本改造不了，为什么还要去发动学生揭发批斗，包括让知识分子互相之间检举揭发，斗来斗去，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的运动式的办法，搞清楚这些知识分子的背景，特别是政治上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就不难发现，那些公开的国民党籍的教授们，除了北京大学周炳琳一人以外，多数大学里都没有当成最重要的斗争对象来清查揭批，反而是那些非国民党籍的教授们往往被揭批得厉害。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恰恰是这些在革命队伍中或在统战队伍中面目不清的人，被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认为是“最危险”的。 人物周刊：书中有一处让人感到温情的，就是潘光旦和费孝通之间师生朋友的感情。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费孝通顶住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伦理没有被完全摧毁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这样的案例非常少见吗？
杨奎松：非常少见，大量的情况都不是这样的。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回忆录，包括当时留下来的许多材料，很多人开会时还是严厉揭批的，毫不留情的。确实感到良心上过不去的，也是开完批斗会后悄悄地到当事人家里去安慰一番，甚至于大家抱头痛哭一场。公开场合去表同情，和党组织、和群众唱反调，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像费孝通当时那样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书生的“面子”
人物周刊：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依附于皇权，在一个政权和朝代更替频繁的时代，他们的生存和选择会面临怎样的问题？
杨奎松：首先，西方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讲独立的，独立不独立，有没有批判精神，关键在这个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前提就必须是独立的和批判的。依附于或服务于政府或某个社会集团的人，他可以是知识分子，却不可能是思想者，因为他不会是独立的和批判的。其次，政权变动也好，朝代更迭也好，对知识分子独立与否原本没有太大的作用。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作用的，一定是像1949年那样的政权更替。因为这种更替同旧的朝代更迭不同，它不仅仅是执政的集团改变了，甚至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改变了，它的最大的改变是社会制度改变了。知识分子独立不独立，一个最基础的条件是他在经济上独立不独立。经济上能独立，思想上自然也就容易独立；经济上独立不了，连舆论出版机构也都因经济不能独立而失去独立言论的条件了，知识分子又如何独立得起来；思想上坚持独立，又如何表现得出来？
比如，1949年以前鲁迅也好，胡适也好，他们都可以也敢于批评政府。一个原因就是，你再怎样也都找到吃饭和养家糊口的地方。胡适在上海当中国公学的校长，因国民党市党部的压迫干不下去了，转身他就回到北大去，继续当他的教授去了。鲁迅也是一样。
人物周刊：最近有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非常火爆，是以当年中央大学3名教授的真实故事为原型。回忆的场景是在“文革”时，3位教授关在牛棚里交代这一段历史。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骨头也很硬，我也可以不买你老蒋的面子。但到1949年以后，接受“思想改造”可以这么彻底。最根本的，是不是所有制改变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被人给抽走了？
杨奎松：经济独立是思想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或基础条件，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苏联等国家中过去也是如此。你没有那个基础，也就无所谓给不给谁“面子”了。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连发声的场合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让人家重视你的理由，你怎么去给人家“面子”？人家理不理你都是个问题。“面子”跟“独立”是密切相关的。蒋介石之所以会请那些人，是因为他知道那些人在社会上发言，有地位、有影响。1949年以后这些条件和基础逐渐消失了，没有影响了，还有谁会来理你么？一个被改造的对象，最多也就是出于统战的需要、对外宣传的需要，会用一下你，你还讨论要要卖人家面子，这可能吗？
人物周刊：你也是一名学者，而且身处党史这么一个高度敏感的研究领域。你个人也一样面临着如何面对权力的问题。在内心里，你又如何权衡和选择？
杨奎松：我很庆幸我是一名历史学者。历史学者最重要就是要尽量做到“客观、中立”，没有这样一种态度，就不可能做好历史研究。明白了这一点，自然也就要明白自己在现实政治中应该居于什么地位，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然，这也要拜改革开放所赐。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这30年来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我们这些人想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也没有可能。
杨奎松
历史学者，目前国内研究中共党史最好的学者之一，著述甚多，包括《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西安事变新探》《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新作为《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关注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