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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是个“狂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得先从他读书时说起。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校方早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大概在他四年级时，校长罗家伦就特地将他叫去，告诉他校方打算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希望他能留下来。还有几个教授也跑去做他的工作，哪知却都被钱钟书一口回绝。他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瞧，好一副狂放不羁之态！他这种“狂”，连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其父钱基博都感到震惊和担心，他写信警告钱钟书“勿太自喜，以汝之记丑而博，笔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道险之心，出之以僻之行，则汝之学力愈进，社会之危险愈大。”
1972年，钱钟书和夫人杨绛结束了下放，回到了北京。当时，政治空气仍然险恶，众多的文人学士根本不敢从事学术研究。但钱钟书却“顶风作案”，开始了130多万字的巨著《管锥编》的写作。他这种非凡的胆量，在某些人看来，是够“狂”的。胡乔木是钱钟书的好友。有一次，他请钱钟书为自己改诗。钱钟书一点不顾情面，照样在上面大动干戈，把胡乔木写的诗弄得面目全非。在某些人看来，钱钟书也是够“狂”的。
其实，钱钟书先生的狂，不是狂妄，而是狂放，是一个具有狂放豪迈性格和率真正直品质的人。正如钱钟书先生本人所言：“人谓我狂，不知我实狷。”狷者，耿直也，不肯同流合污。这是一种自洁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是钱钟书始终坚守着它。
1939年，钱钟书才29岁，就开始撰写《谈艺录》，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清代诗人袁枚著有《随园诗话》，他主张做诗靠“性灵”，“下笔构思全凭天分”，无需要有什么学问。钱钟书毫不客气地驳斥道：“夫直写性灵，初非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钱钟书直言不讳地批评袁枚是个“不负责任之人。”从表象上看，钱钟书先生似乎“狂”得不近人情，目中无人。但究其本质，钱钟书先生又是个性情中人，是个有社会责任心和善良之心的好人。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叫鲍玉珩的人在北京师范学院英语系学习。他借助一位同学家长与钱钟书的老关系，便常去钱家向钱钟书请教，钱先生总是给予热情帮助和鼓励，常签名赠书给他，还写长信回答他提出的理论问题。此人考上研究生后，他所在的街道工厂要停发他的工资，而那时他已结婚并有一幼女。别人劝他不要读研究生了，他自己在无奈中也有这种想法。但钱钟书知道后立即打电话叫他来。他来后，钱先生劝他说：“考上了不容易，不上岂不太可惜”！随即拿出800元钱送给他，并说以后每月补助他50元供他读研究生。鲍玉珩当时感动得顿时大哭起来。钱老安慰他说钱是身外之物，放着也没用。如今，鲍玉珩已是留美博士，一直记着钱老的恩情。
说实在的，笔者挺欣赏、挺喜欢钱钟书先生的“狂”。因为这“狂”是正直，是敢言，是勇为，是独创，是负责，是善良。依笔者之见，身为知识分子，就得具有一种狂放的气质。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多有创新，大有作为；他们才能活得不谀不媚，清白堂正。身为知识分子，就得敢想敢说敢做敢创新，就得刚正不阿，善良无欺，就得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就得有治学和修身的自觉性，就得有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不追求‘官’与‘不官’，只追求实事求是。
编辑 张金余
E-mail:beiyuan98@126.com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校方早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大概在他四年级时，校长罗家伦就特地将他叫去，告诉他校方打算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希望他能留下来。还有几个教授也跑去做他的工作，哪知却都被钱钟书一口回绝。他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瞧，好一副狂放不羁之态！他这种“狂”，连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其父钱基博都感到震惊和担心，他写信警告钱钟书“勿太自喜，以汝之记丑而博，笔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道险之心，出之以僻之行，则汝之学力愈进，社会之危险愈大。”
1972年，钱钟书和夫人杨绛结束了下放，回到了北京。当时，政治空气仍然险恶，众多的文人学士根本不敢从事学术研究。但钱钟书却“顶风作案”，开始了130多万字的巨著《管锥编》的写作。他这种非凡的胆量，在某些人看来，是够“狂”的。胡乔木是钱钟书的好友。有一次，他请钱钟书为自己改诗。钱钟书一点不顾情面，照样在上面大动干戈，把胡乔木写的诗弄得面目全非。在某些人看来，钱钟书也是够“狂”的。
其实，钱钟书先生的狂，不是狂妄，而是狂放，是一个具有狂放豪迈性格和率真正直品质的人。正如钱钟书先生本人所言：“人谓我狂，不知我实狷。”狷者，耿直也，不肯同流合污。这是一种自洁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是钱钟书始终坚守着它。
1939年，钱钟书才29岁，就开始撰写《谈艺录》，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清代诗人袁枚著有《随园诗话》，他主张做诗靠“性灵”，“下笔构思全凭天分”，无需要有什么学问。钱钟书毫不客气地驳斥道：“夫直写性灵，初非易事。性之不灵，何贵直写。”钱钟书直言不讳地批评袁枚是个“不负责任之人。”从表象上看，钱钟书先生似乎“狂”得不近人情，目中无人。但究其本质，钱钟书先生又是个性情中人，是个有社会责任心和善良之心的好人。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叫鲍玉珩的人在北京师范学院英语系学习。他借助一位同学家长与钱钟书的老关系，便常去钱家向钱钟书请教，钱先生总是给予热情帮助和鼓励，常签名赠书给他，还写长信回答他提出的理论问题。此人考上研究生后，他所在的街道工厂要停发他的工资，而那时他已结婚并有一幼女。别人劝他不要读研究生了，他自己在无奈中也有这种想法。但钱钟书知道后立即打电话叫他来。他来后，钱先生劝他说：“考上了不容易，不上岂不太可惜”！随即拿出800元钱送给他，并说以后每月补助他50元供他读研究生。鲍玉珩当时感动得顿时大哭起来。钱老安慰他说钱是身外之物，放着也没用。如今，鲍玉珩已是留美博士，一直记着钱老的恩情。
说实在的，笔者挺欣赏、挺喜欢钱钟书先生的“狂”。因为这“狂”是正直，是敢言，是勇为，是独创，是负责，是善良。依笔者之见，身为知识分子，就得具有一种狂放的气质。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多有创新，大有作为；他们才能活得不谀不媚，清白堂正。身为知识分子，就得敢想敢说敢做敢创新，就得刚正不阿，善良无欺，就得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就得有治学和修身的自觉性，就得有坚持真理的不屈精神，不追求‘官’与‘不官’，只追求实事求是。
编辑 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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