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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先勇的父亲是民国著名将领、一级上将白崇禧。身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白崇禧，在南京生活多年，至今在南京还留有多处公馆遗迹。生于1937年的白先勇，幼年时期在南京也呆过，但时间不长。迁台后，他经常能够听父辈说起故乡桂林、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当然还有静谧清雅的南京。南京，这座城市，在白先勇的心中早就留下了印记。
关键词：乡愁;伤感：悲剧
在他的小说集《台北人》中，属于“家乡”记忆的部分，总是回漾着青春、志向、贞洁、纯净、爱情、奢华、馨香、人性、诚实、正常。白先勇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强烈的乡愁不知不觉地潜藏在作品之中，他没有用直接的语言把自己的寻找写成一首诗，但读者们却能从他所有的小说背后读懂。
一、直取人生真味
在白先勇小說中，贯穿着一种怀乡怀旧的情感，许多作品都笼罩着一层感时伤怀的愁雾。而这种特色的形成，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白先勇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其父亲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早年家庭显赫一时，但由于时局变迁，几经颠簸，家道逐渐中落。白先勇的童年就是在随着家人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辗转从出生地桂林到重庆，又从重庆到上海香港，一次一次短暂地安顿又被放逐，最后定居在台北。桂林时期是白先勇生活最安稳也最快乐的时期。之后抗战爆发，为躲避战乱，白家开始不断地搬迁，改变了白先勇的生活。大半个中国的流离，客观上也加深了白先勇对祖国的了解，同时也使得他之后的“怀乡”，所怀的是整个中国，而不仅仅是祖籍桂林或某一片土地。空间的乡愁在许多台北人身上，表现为挥之不去的大陆情绪。他们无法认同台湾，在这个小岛上找不到归属感。对事物的第一反应总是与大陆相比，总觉得还是大陆的好，身在曹营心在汉，随之涌上今时不如往日之感。《游园惊梦》中钱夫人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感觉：“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样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花桥荣记》的老板娘也时时惦记着桂林：“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的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胚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尹雪艳和金大班念念不忘的，也还是上海的百乐门。这些人是白先勇眼中的边缘人，是一群流浪者，他们被迫退走大陆，却不能接纳台北，无法融入当下的生活。正如《岁除》里赖鸣升说的“老实说，老弟，就剩下几根老骨头还没回家，心里放不下咧”，台北人始终放不下那片故土，心里充满了剪不断的离愁别绪。这种对故土的深切眷念使他们的思想永远漂浮不定，找不到自己的家园。
二、《台北人》中的乡愁
“台北人”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认可。小说中不同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从大陆去台湾的。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解放那段岁月里，有太多的战火、分离、生存和怀念，被政治和海峡隔离在台北的人们终生无法回到海那边的故乡，是为“漂泊”，但是从情感上他们想念大陆的亲人，念念不忘往日的辉煌与 开篇尹艳的故事就极具吸引力，尹雪艳是个有故事有深度有魅力的女人。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浅浅的笑容背后，却是一颗饱经沧桑的心。上海百乐门舞厅的回忆，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回忆，更是那些和她一同来到台湾的给她捧过场的人的回忆。可惜他们都再也回不去了。
在“思旧赋”里，顺恩嫂和罗伯娘的谈话足见世事变化无常。昔日风光无限的李公馆竟变成如今的荒凉景象，然而那位善良的老仆人却还在坚守着自己与李公馆的之间的情意。
《台北人》里的主人公不分男女都是被那个时代抛弃孤岛的流落之人，但是相比女性角色的柔韧和较强适应度，男性身上的悲剧命运色彩要更为浓厚。这里要提一下作者的身世，身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之子，父亲戎马一生和归台之后的岁月，让白先勇对那个动荡时代有着极为深刻的切身感悟。用如此多的笔墨描写往昔的军旅之人，悲剧命运意味深长，更能体现那种浓郁的“漂泊与还乡”的情结，并且，他们终身都在漂泊，无论身体与心灵，永远也无法还乡了。
三、《纽约客》中的乡愁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小说所讲述的对象是在纽约的中国人，他们在二战之后来到美国求学。他们在中国成长、美国受教育，然后在美国生活，渐渐与中国的传统失去联系，而与美国社会又始终存在无法超越的距离，难以建立起精神上的骨肉联系，他们在精神上与中国疏离，与美国隔膜，这种疏离和隔膜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这些有其历史原因，二战后去美国的这些"纽约客"对台湾政权缺乏信心，对红色中国又缺乏认同感。
《纽约客》始终交织着人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的双重思考，人的命运凸显文化的命运，而文化的命运又制约着人的命运。在文化的命运中探索人的命运，白先勇提升了《纽约客》的哲学与美学意蕴。细读《纽约客》可以发现，白先勇的《纽约客》关于人和文化的命运选择无外乎三种模式：抗争、妥协、遗忘与麻木。
哀伤与孤独弥漫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乡愁就像一条线，把这些情感串联起来，组成一道令人看过就会伤心落泪的风景，使得离家的游子带有浓浓的认同感，对家的思念和对漂泊的无奈使得白先勇的小说充满魅力，乡愁总是潜藏在他文章各处，用隐蔽手法悄悄的的藏起来，以此来释放自己的哀愁，使得心情平静，乡愁总是伴随着哀伤出现的，这些哀伤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带人进入白先勇的心，看到他的难过和无奈。
撕开乡愁，若能仔仔细细地辨认，这其中分明是两分的无奈自责，一分的借酒浇愁，却有七分的美丽动人。这酒是早已酿制于心中的，为的是微醺自己，让乡愁更有一种意韵，一种滋味，一种长久的撩拨。于是，乡愁便是一面揭竿而起的旗帜，在所有异乡人的心中召唤，飘扬。
参考文献：
[1]《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小说的乡愁叙事》王丽娟
[2]《金陵晚报》
[3]李重光绝笔
关键词：乡愁;伤感：悲剧
在他的小说集《台北人》中，属于“家乡”记忆的部分，总是回漾着青春、志向、贞洁、纯净、爱情、奢华、馨香、人性、诚实、正常。白先勇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强烈的乡愁不知不觉地潜藏在作品之中，他没有用直接的语言把自己的寻找写成一首诗，但读者们却能从他所有的小说背后读懂。
一、直取人生真味
在白先勇小說中，贯穿着一种怀乡怀旧的情感，许多作品都笼罩着一层感时伤怀的愁雾。而这种特色的形成，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白先勇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其父亲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早年家庭显赫一时，但由于时局变迁，几经颠簸，家道逐渐中落。白先勇的童年就是在随着家人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辗转从出生地桂林到重庆，又从重庆到上海香港，一次一次短暂地安顿又被放逐，最后定居在台北。桂林时期是白先勇生活最安稳也最快乐的时期。之后抗战爆发，为躲避战乱，白家开始不断地搬迁，改变了白先勇的生活。大半个中国的流离，客观上也加深了白先勇对祖国的了解，同时也使得他之后的“怀乡”，所怀的是整个中国，而不仅仅是祖籍桂林或某一片土地。空间的乡愁在许多台北人身上，表现为挥之不去的大陆情绪。他们无法认同台湾，在这个小岛上找不到归属感。对事物的第一反应总是与大陆相比，总觉得还是大陆的好，身在曹营心在汉，随之涌上今时不如往日之感。《游园惊梦》中钱夫人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感觉：“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样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花桥荣记》的老板娘也时时惦记着桂林：“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的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胚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尹雪艳和金大班念念不忘的，也还是上海的百乐门。这些人是白先勇眼中的边缘人，是一群流浪者，他们被迫退走大陆，却不能接纳台北，无法融入当下的生活。正如《岁除》里赖鸣升说的“老实说，老弟，就剩下几根老骨头还没回家，心里放不下咧”，台北人始终放不下那片故土，心里充满了剪不断的离愁别绪。这种对故土的深切眷念使他们的思想永远漂浮不定，找不到自己的家园。
二、《台北人》中的乡愁
“台北人”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认可。小说中不同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从大陆去台湾的。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解放那段岁月里，有太多的战火、分离、生存和怀念，被政治和海峡隔离在台北的人们终生无法回到海那边的故乡，是为“漂泊”，但是从情感上他们想念大陆的亲人，念念不忘往日的辉煌与 开篇尹艳的故事就极具吸引力，尹雪艳是个有故事有深度有魅力的女人。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浅浅的笑容背后，却是一颗饱经沧桑的心。上海百乐门舞厅的回忆，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回忆，更是那些和她一同来到台湾的给她捧过场的人的回忆。可惜他们都再也回不去了。
在“思旧赋”里，顺恩嫂和罗伯娘的谈话足见世事变化无常。昔日风光无限的李公馆竟变成如今的荒凉景象，然而那位善良的老仆人却还在坚守着自己与李公馆的之间的情意。
《台北人》里的主人公不分男女都是被那个时代抛弃孤岛的流落之人，但是相比女性角色的柔韧和较强适应度，男性身上的悲剧命运色彩要更为浓厚。这里要提一下作者的身世，身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之子，父亲戎马一生和归台之后的岁月，让白先勇对那个动荡时代有着极为深刻的切身感悟。用如此多的笔墨描写往昔的军旅之人，悲剧命运意味深长，更能体现那种浓郁的“漂泊与还乡”的情结，并且，他们终身都在漂泊，无论身体与心灵，永远也无法还乡了。
三、《纽约客》中的乡愁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小说所讲述的对象是在纽约的中国人，他们在二战之后来到美国求学。他们在中国成长、美国受教育，然后在美国生活，渐渐与中国的传统失去联系，而与美国社会又始终存在无法超越的距离，难以建立起精神上的骨肉联系，他们在精神上与中国疏离，与美国隔膜，这种疏离和隔膜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这些有其历史原因，二战后去美国的这些"纽约客"对台湾政权缺乏信心，对红色中国又缺乏认同感。
《纽约客》始终交织着人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的双重思考，人的命运凸显文化的命运，而文化的命运又制约着人的命运。在文化的命运中探索人的命运，白先勇提升了《纽约客》的哲学与美学意蕴。细读《纽约客》可以发现，白先勇的《纽约客》关于人和文化的命运选择无外乎三种模式：抗争、妥协、遗忘与麻木。
哀伤与孤独弥漫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乡愁就像一条线，把这些情感串联起来，组成一道令人看过就会伤心落泪的风景，使得离家的游子带有浓浓的认同感，对家的思念和对漂泊的无奈使得白先勇的小说充满魅力，乡愁总是潜藏在他文章各处，用隐蔽手法悄悄的的藏起来，以此来释放自己的哀愁，使得心情平静，乡愁总是伴随着哀伤出现的，这些哀伤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带人进入白先勇的心，看到他的难过和无奈。
撕开乡愁，若能仔仔细细地辨认，这其中分明是两分的无奈自责，一分的借酒浇愁，却有七分的美丽动人。这酒是早已酿制于心中的，为的是微醺自己，让乡愁更有一种意韵，一种滋味，一种长久的撩拨。于是，乡愁便是一面揭竿而起的旗帜，在所有异乡人的心中召唤，飘扬。
参考文献：
[1]《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小说的乡愁叙事》王丽娟
[2]《金陵晚报》
[3]李重光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