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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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回到新中国后的译诗,对于中国新诗甚至汉语写作都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在翻译和书信中对中国新诗的探讨,早已经超越译者思考的范畴,显示出新诗建设者的自觉,在译介中他保留其诗人的特质,凭借“创造”意识,对诗歌语言、韵律与节奏进行精心的打造,将自我的文学理念、诗学主张以译介方式呈现出来,力求展现文学的“人情味”,逃逸现有的诸种“规范”,在较为隔绝的环境下贴近“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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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回到新中国后的译诗,对于中国新诗甚至汉语写作都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在翻译和书信中对中国新诗的探讨,早已经超越译者思考的范畴,显示出新诗建设者的自觉,在译介中他保留其诗人的特质,凭借“创造”意识,对诗歌语言、韵律与节奏进行精心的打造,将自我的文学理念、诗学主张以译介方式呈现出来,力求展现文学的“人情味”,逃逸现有的诸种“规范”,在较为隔绝的环境下贴近“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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