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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语是有声的言语，文是无声的文字，语文则是二者的统一。但言语与文字的区别和联系分别是什么呢？叶圣陶没有进一步作出思辨化的阐释，他只是对语言作了现象性的描述。
卢梭认为语言起源于有声语言（话语）。他说：“话语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语言把民族区别开来，只有等到某人说话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哪的人……”
卢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原始、最直接、最有效的是“眼神”，紧接它的是“动作”，而后才是说话乃至文字。人们首先直面的是生活中具体形象的东西，词语却无法生动逼真地把它表达出来。文明的发展不得不包含着无奈：说话抛弃了姿态，写字又替代了说话。卢梭说，这意味着人类的不断堕落，而且越来越远离幸福。
言语是思想情感交流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卢梭认为“能量最大的语言就是这样的语言——话还没有出口，示意的姿态就把一切都说了”。他甚至设想：“我们只要姿态语言就能完美地理解，就能建立一个与今天有所不同的社会，借助有声话语所能做到的一切，无声的姿态语言都能做到。”
卢梭的论断是：“（文字的）第一个自然效果是人与人隔离，而不是人与人接近。”他认为只有出于自然情感的话语，才能使人亲近而融洽；而出于实际“需要”的文字，只能使人与人生疏并隔离。一方面，文字能准确记载下声音；另一方面，文字又固化了声音，失去了说话中的热情。文字是说话的延伸，与说话相比，文字更清晰精确，但也更无生气并晦涩。
文字是声音的“异化”，因为它“所描画的不是声音，而是对象本身”。由此，卢梭推崇东方的象形文字，认为它比西方的拼音文字更古老，而且还保存着绘画一样的热情。卢梭特别赞赏汉字，他说：“汉字是真正描画声音的，汉字对眼睛说话。”——在卢梭看来，汉字也是表音的文字，而且笔画的曲折婉转就像声调的节奏旋律，象征着汉字的多声调。
卢梭的结论是，拼音文字诚然使人与人的沟通更容易和便捷，但它缺乏象形文字所具有的画面感和音乐性，失却人际交往所特有的“热情”。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它孕育了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哲学。
文字改变了说话的天性，用精确性替代了表情性。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较东方的象形文字，有更强烈的独立性，也更为脱离说话的情境。卢梭认为，我们能写作声音，但是，写不出语气或语调；然而，正是各种各样的声音、音调、扬抑顿挫产生语言的最大能量。
卢梭的语言观或有失偏颇，但为我们全面审视民族母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考察言語与文字的优劣，确有洞察之处与先见之明。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较，作为我们民族母语的汉字，有着音乐美、画面感和意境性，鲁迅先生称之为音美、形美、意美。如果说西方拼音文字体现科学的精确，那么中国象形文字则充满诗意的美感。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的诗之所以动人心弦，首先在于文字给予读者的视觉冲击力，而后是诗歌的音韵与意境之美，倘改为拼音字母表达，当然也能表情达意，但必然是索然寡味。一部《红楼梦》，如果将汉字全部改为汉语拼音，大概少有人能耐着兴致读到底，相应的审美感受也荡然无存。
汉字诚然是古老的文明、祖宗的遗产，但它保存着民族文化的基因。汉字关乎中国人的审美接受，更关乎文化心理基础上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尊。随着电脑的普及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汉字难学、难写的困难迎刃而解，汉语所包含的审美意蕴与诗性思维，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和科学主义的单向度发展，越来越突显它独特的人文精神与东方文化的魅力。
语是有声的言语，文是无声的文字，语文则是二者的统一。但言语与文字的区别和联系分别是什么呢？叶圣陶没有进一步作出思辨化的阐释，他只是对语言作了现象性的描述。
卢梭认为语言起源于有声语言（话语）。他说：“话语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语言把民族区别开来，只有等到某人说话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哪的人……”
卢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原始、最直接、最有效的是“眼神”，紧接它的是“动作”，而后才是说话乃至文字。人们首先直面的是生活中具体形象的东西，词语却无法生动逼真地把它表达出来。文明的发展不得不包含着无奈：说话抛弃了姿态，写字又替代了说话。卢梭说，这意味着人类的不断堕落，而且越来越远离幸福。
言语是思想情感交流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卢梭认为“能量最大的语言就是这样的语言——话还没有出口，示意的姿态就把一切都说了”。他甚至设想：“我们只要姿态语言就能完美地理解，就能建立一个与今天有所不同的社会，借助有声话语所能做到的一切，无声的姿态语言都能做到。”
卢梭的论断是：“（文字的）第一个自然效果是人与人隔离，而不是人与人接近。”他认为只有出于自然情感的话语，才能使人亲近而融洽；而出于实际“需要”的文字，只能使人与人生疏并隔离。一方面，文字能准确记载下声音；另一方面，文字又固化了声音，失去了说话中的热情。文字是说话的延伸，与说话相比，文字更清晰精确，但也更无生气并晦涩。
文字是声音的“异化”，因为它“所描画的不是声音，而是对象本身”。由此，卢梭推崇东方的象形文字，认为它比西方的拼音文字更古老，而且还保存着绘画一样的热情。卢梭特别赞赏汉字，他说：“汉字是真正描画声音的，汉字对眼睛说话。”——在卢梭看来，汉字也是表音的文字，而且笔画的曲折婉转就像声调的节奏旋律，象征着汉字的多声调。
卢梭的结论是，拼音文字诚然使人与人的沟通更容易和便捷，但它缺乏象形文字所具有的画面感和音乐性，失却人际交往所特有的“热情”。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它孕育了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哲学。
文字改变了说话的天性，用精确性替代了表情性。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较东方的象形文字，有更强烈的独立性，也更为脱离说话的情境。卢梭认为，我们能写作声音，但是，写不出语气或语调；然而，正是各种各样的声音、音调、扬抑顿挫产生语言的最大能量。
卢梭的语言观或有失偏颇，但为我们全面审视民族母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考察言語与文字的优劣，确有洞察之处与先见之明。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较，作为我们民族母语的汉字，有着音乐美、画面感和意境性，鲁迅先生称之为音美、形美、意美。如果说西方拼音文字体现科学的精确，那么中国象形文字则充满诗意的美感。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的诗之所以动人心弦，首先在于文字给予读者的视觉冲击力，而后是诗歌的音韵与意境之美，倘改为拼音字母表达，当然也能表情达意，但必然是索然寡味。一部《红楼梦》，如果将汉字全部改为汉语拼音，大概少有人能耐着兴致读到底，相应的审美感受也荡然无存。
汉字诚然是古老的文明、祖宗的遗产，但它保存着民族文化的基因。汉字关乎中国人的审美接受，更关乎文化心理基础上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尊。随着电脑的普及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汉字难学、难写的困难迎刃而解，汉语所包含的审美意蕴与诗性思维，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和科学主义的单向度发展，越来越突显它独特的人文精神与东方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