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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有一条极令人悲哀的创作规律．它几乎成为了文学与人生最大的一条悖论。杜甫说这是“文章憎命达”。司马迁说这是“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条悖论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的历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实证．乃至造就了一个奇特的“贬谪文学”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