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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市场经济的大脑，就像人类大脑一样，它能在刹那间从贪婪转向恐惧。有时“大脑”表现得对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漠不关心。但在其他时候，它又因焦虑而筋疲力尽。如今，这个“大脑”已变得活跃、全球化且颇为自信。它也会为世界经济制造巨大风险吗？
批评人士会把三大罪名加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身上：不公正、效率低下和不稳定。这些指责与资本主义自身同样古老。
对于金融家的报酬，存在着两种异议。比较大的一个异议是，从投机而非生产中赚取大笔财富，但这种区分有些武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在经济上是否有益。较为狭隘的异议针对的是财政体制，成功的金融家在这个体制下运作，而这又一次引发了有关财政政策的广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仅局限于金融领域，因此，很难证明那种认为不公正仅仅是与金融资本主义相关的指责是正当的。
更有趣的是第二个问题：这个金融大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换言之，金融体系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呢？
金融的益处和风险是一件事的正反两个方面。益处是在任何时候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在人们中间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而风险在于，随之而来不断升级的承诺，在面对欺诈、诡计和无法减少的不确定因素，以及乐观和恐慌持续阵发时，表现得十分脆弱。
这些的确是任何金融体系的必然特征，只能对其进行管理，而无法完全消除。将内部人士的利益与金融体系表面上服务对象的利益一致起来，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将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与之相联了。仅列举一个当代的突出事例，私人股本或对冲基金经理至少可以赚取管理费。但他们的投资者——或更有可能的是，那些依赖投资者所管理的资金的人——却可能损失一切。
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里克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论坛的评论中指出，事实已经证明，或多或少地抑制国内金融是可能的。在全球金融体系最为复杂的美国，金融行业似乎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同时也有着适度的稳定。但在新兴经济体中，自由化益处的迹象却不如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明显，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市场还处于初期阶段，部分原因是国际和国内市场之间的界面尚存在缺陷，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这些益处被危机成本所掩盖。
由此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三项罪名：金融大脑能够引发大规模灾难。目前，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而今已有10年的时间。今天，我们目睹了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风险资产较低的利差水平，公司强劲的资产负债状况，宽松的债务发行环境，以及（不可避免的）投机活动回报率的不断下降。然而，正如国际清算银行在其最新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正是忧思之际，等危机来临的时候，就已为时太晚。早在那之前，人们就犯下了错误。此外，受害者通常不是那些为这些错误负责的人，而是其余所有人。
目前这些危险有多严重？我认为相当严重。人们的共识是经济持续、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然而，正如国际清算银行所言：那些可能会导致近期预测混乱，或在长期导致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的不确定性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通胀风险就是这种不确定性之一，因为全球产能正在枯竭。另一个不确定性，是多数高收入国家的住宅市场处于高位。对美国家庭支出的持续依赖，以及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又一个不确定性。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金融市场自身的现状。例如，有多少投资者由于债券的回报率较低而正承担着股市风险？而其中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这些风险是由他们承担的？国际清算银行指出：“市场似乎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过去的成功导致人们承担更大风险，借贷更多、融资更多、价格更高、担保更多，从而承担更大的风险……另外，如果流动性枯竭且资产价格联动性上升，我们担心的是，价格将快速向下俯冲。”
我们能够在利用金融大脑的能力的同时，限制其不负责任、短视和破坏性行为的能力吗？如果我们希望这样做的话，应考虑哪些政策问题？
首先，重新考察收入和财产税。
其次，新兴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必须谨慎处理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
第三，认识到浮动性汇率与一些重要的盯住汇率混合在一起，所造成巨大的扭曲。
第四，更密切地观察货币政策与金融行业及资产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五，考察巨额回报是否与金融市场风险相符。
最后，鼓励监管和财政部门加强协调。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 首席经济评论员）
批评人士会把三大罪名加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身上：不公正、效率低下和不稳定。这些指责与资本主义自身同样古老。
对于金融家的报酬，存在着两种异议。比较大的一个异议是，从投机而非生产中赚取大笔财富，但这种区分有些武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在经济上是否有益。较为狭隘的异议针对的是财政体制，成功的金融家在这个体制下运作，而这又一次引发了有关财政政策的广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仅局限于金融领域，因此，很难证明那种认为不公正仅仅是与金融资本主义相关的指责是正当的。
更有趣的是第二个问题：这个金融大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换言之，金融体系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呢？
金融的益处和风险是一件事的正反两个方面。益处是在任何时候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在人们中间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而风险在于，随之而来不断升级的承诺，在面对欺诈、诡计和无法减少的不确定因素，以及乐观和恐慌持续阵发时，表现得十分脆弱。
这些的确是任何金融体系的必然特征，只能对其进行管理，而无法完全消除。将内部人士的利益与金融体系表面上服务对象的利益一致起来，是不可能的，更不必说将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与之相联了。仅列举一个当代的突出事例，私人股本或对冲基金经理至少可以赚取管理费。但他们的投资者——或更有可能的是，那些依赖投资者所管理的资金的人——却可能损失一切。
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里克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论坛的评论中指出，事实已经证明，或多或少地抑制国内金融是可能的。在全球金融体系最为复杂的美国，金融行业似乎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同时也有着适度的稳定。但在新兴经济体中，自由化益处的迹象却不如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明显，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市场还处于初期阶段，部分原因是国际和国内市场之间的界面尚存在缺陷，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这些益处被危机成本所掩盖。
由此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三项罪名：金融大脑能够引发大规模灾难。目前，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而今已有10年的时间。今天，我们目睹了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风险资产较低的利差水平，公司强劲的资产负债状况，宽松的债务发行环境，以及（不可避免的）投机活动回报率的不断下降。然而，正如国际清算银行在其最新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正是忧思之际，等危机来临的时候，就已为时太晚。早在那之前，人们就犯下了错误。此外，受害者通常不是那些为这些错误负责的人，而是其余所有人。
目前这些危险有多严重？我认为相当严重。人们的共识是经济持续、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然而，正如国际清算银行所言：那些可能会导致近期预测混乱，或在长期导致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的不确定性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通胀风险就是这种不确定性之一，因为全球产能正在枯竭。另一个不确定性，是多数高收入国家的住宅市场处于高位。对美国家庭支出的持续依赖，以及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又一个不确定性。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金融市场自身的现状。例如，有多少投资者由于债券的回报率较低而正承担着股市风险？而其中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这些风险是由他们承担的？国际清算银行指出：“市场似乎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过去的成功导致人们承担更大风险，借贷更多、融资更多、价格更高、担保更多，从而承担更大的风险……另外，如果流动性枯竭且资产价格联动性上升，我们担心的是，价格将快速向下俯冲。”
我们能够在利用金融大脑的能力的同时，限制其不负责任、短视和破坏性行为的能力吗？如果我们希望这样做的话，应考虑哪些政策问题？
首先，重新考察收入和财产税。
其次，新兴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必须谨慎处理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
第三，认识到浮动性汇率与一些重要的盯住汇率混合在一起，所造成巨大的扭曲。
第四，更密切地观察货币政策与金融行业及资产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五，考察巨额回报是否与金融市场风险相符。
最后，鼓励监管和财政部门加强协调。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 首席经济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