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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地区爆发震惊中外的边境武装冲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
应苏方倡议，同年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不应为边界问题打架，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共识，从而举行了第二次边界谈判。
这一谈就是九年。谈判前期，双方开会频率很高，一连谈几个月。到后期，间隔越来越长，最长的一次长达一年又七个月，成了“没有谈判的谈判”。
在会谈中，我方强调，中苏关系的关键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不解决，其他关系都谈不上。
为缓和中苏边境局势，谈判中双方主要讨论维持边界现状问题，而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但是苏方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实际上是向苏方提出了“先决条件”。
中方则反驳，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或划去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在解决归属争议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为此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谈判眼看着走进了死胡同。
为打破谈判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未被我方接受；我方也提出过折衷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段”的措辞，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我方不同意。
对争议地区的争执长期未取得突破。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们于是提高了调门，对苏方代表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维埃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
苏方对这些话充耳不闻，进行“聋子对话”，有意“拖延”“封杀”谈判。
有几次会谈还因为翻译问题闹了笑话。有一次谈判，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翻译译成了“病态反应”，我方团长火冒三丈，当时就拍了桌子，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历时九年，基本和文革的时间吻合，所以也受到文革的一定影响。
有一次，苏方对我方的批驳表示不满，希望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译成了“健康思想”。这可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思想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苏方竟然在谈判桌上要让“健康思想”占上风，双方又因此吵得不可开交。
尽管第二次中苏边界会谈最终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压根儿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正如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所说：“谈判本身就有意义。”
开始谈判以后，中苏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比较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
在评价双方谈判成果的时候，伊利切夫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在一次宴会上，他先说了前半句，意思是我们的工作徒劳了，然后故意打住。接着，他加重语气，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不是白白地”，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第二次谈判结束之后，1987年又开始了第三次谈判，其间苏联解体，原中苏边界变成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边界谈判也改成了“五国两方”的模式，谈判愈加复杂。
2004年，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双方最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
应苏方倡议，同年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不应为边界问题打架，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共识，从而举行了第二次边界谈判。
这一谈就是九年。谈判前期，双方开会频率很高，一连谈几个月。到后期，间隔越来越长，最长的一次长达一年又七个月，成了“没有谈判的谈判”。
在会谈中，我方强调，中苏关系的关键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不解决，其他关系都谈不上。
为缓和中苏边境局势，谈判中双方主要讨论维持边界现状问题，而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但是苏方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实际上是向苏方提出了“先决条件”。
中方则反驳，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或划去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在解决归属争议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为此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谈判眼看着走进了死胡同。
为打破谈判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未被我方接受；我方也提出过折衷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段”的措辞，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我方不同意。
对争议地区的争执长期未取得突破。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们于是提高了调门，对苏方代表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维埃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
苏方对这些话充耳不闻，进行“聋子对话”，有意“拖延”“封杀”谈判。
有几次会谈还因为翻译问题闹了笑话。有一次谈判，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翻译译成了“病态反应”，我方团长火冒三丈，当时就拍了桌子，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历时九年，基本和文革的时间吻合，所以也受到文革的一定影响。
有一次，苏方对我方的批驳表示不满，希望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译成了“健康思想”。这可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思想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苏方竟然在谈判桌上要让“健康思想”占上风，双方又因此吵得不可开交。
尽管第二次中苏边界会谈最终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压根儿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正如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所说：“谈判本身就有意义。”
开始谈判以后，中苏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比较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
在评价双方谈判成果的时候，伊利切夫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在一次宴会上，他先说了前半句，意思是我们的工作徒劳了，然后故意打住。接着，他加重语气，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不是白白地”，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第二次谈判结束之后，1987年又开始了第三次谈判，其间苏联解体，原中苏边界变成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边界谈判也改成了“五国两方”的模式，谈判愈加复杂。
2004年，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双方最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