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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丁捷您好，首先祝贺您人到中年，人生道路成功拐弯，文学创作成功转型。作为我们这一代重要的校园诗人之一，您的人生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个特别棒的案例一一您在文学的坚守和世俗的奋斗上都做到了“我能”！我们该怎样看待你的这种“双成功”？
答：事实上，许多人说我“双成功”，我都不能认同。我绝对不是“装”，我一直处在一种无法摆脱平庸的焦躁中，处在一种功利取舍的两难纠结中。我无法尊重自己的世俗角色，又不甘退居到自己的文学身份里去。我是个矛盾的人一一毫不客气的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矛盾的一群。1980年代过于人文，过于浪漫，后来的20多年过于市侩，过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受了这种时代落差。青春时代培养出来的理想情怀，却是用来迎接和承受高度物质化、庸俗化的现实。我们这一代软弱地顺从，无奈地接受，很怂地改变了人生方式，却改变不了内心，所谓僵化的硬外壳里，配置着奔腾的主板，这样一台不伦不类的机器而已。但几十年来，有谁没有过无数自我抗争、纠结不清的不眠之夜？兄弟，你有没有过？反正我有！
什么是“成功”？我认为大家通常所说的成功，只是世俗的成功，功名利禄一些可以被他人量化的物质而已。我有时候也为这种成功沾沾自喜，但是这种自得情绪非常短暂，通常就是流星，连划痕都很浅，很虚。这是我一直离不开阅读和写作的原因。真正的成功是你的内心认同自己的处境和发展势态，你的人生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和谐的，你比较忽视他人的审视。这个“成功”，看起来简单，却很难达到。这需要超脱物质，抑或拒绝精神。可我的内心被诗歌时代钙化了，又被物质时代感染了，我是个与功利结婚过日子、又长期与诗歌精神暖昧着的人。好在，我不孤单，我的前后左右，这样的“小伙伴”比比皆是，不是吗？
问：第一次听您这样犀利的表述自己，听得我心惊肉跳，的确你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本质看得很透。我似乎无法直面这个话题了。还是来点轻松，谈谈你的小说吧。近年来，您以长篇小说《依偎》《亢奋》等一批作品，荣获“亚洲青春文学奖”（韩国）等一系列国际国内重要文学奖项，可喜可贺。我从多方面了解到，《依偎》出版后深受青年读者，特别是大学生读者的喜爱，并成为了目前各大书店的畅销书甚至是脱销书。能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内容？
答：《依偎》讲述了一个24岁年轻男人和一个32岁成年女人的情爱故事。失去身份证明和行李的年轻画家栾小天，在遥远的雪国亚布力思，被一个名叫安芬的酒吧歌女“收留”了。他和她相爱了，忘记了身份，地域和年龄这些俗世事物。他们在茫茫雪野中结伴探险，在野外的星空下做爱，在狭小昏暗的度假村露台上讲述他人的善良与罪恶，和自己的初恋遭遇。轻松浪漫的男欢女爱只是表象，愈接近故事的真相，也就愈逼近他们的痛苦与屈辱一一男孩初次遗精的创伤，女孩初次来潮的隐痛，以及青春期少男少女在冲动的欢爱之后，引发的一连串凶险遭遇，甚至导致一桩凶杀案的发生。通篇小说，因为只有这两个人的相处，没有第三个人来打扰，没有任何繁琐事务来干预，所以他们在纯净如雪的环境里诉说、认同，使得两个年龄悬殊、身份悬殊的人，在短短的几天里，达到身体与灵魂的无缝交合，也使得他们的故事，能够专心和深度地叙述。小说的结局，更是让人大惊失色一一原来，这是两个游走在死亡边缘的灵魂，在极其孤独的生命末端，偶然相遇，并迅速相爱，结伴走向永远不再孤独的黑暗。
这是一部只有15万字的小说，字数不多内容却非常厚。媒体认为这是一部在文字世界里，把爱的本质写到极致的精彩小说。该作品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获得韩国一一亚洲青春文学奖、中国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优秀作品单项奖等数项奖励，其韩文版被亚洲青少年联盟列为“亚洲青少年必读推荐图书”，是韩国最大连锁书店教保文库的畅销作品；英文版行销英、美、澳等多个国家；在国内，《依偎》已经目前有人民文学、江苏文艺的三个版四次加印。
问：听说您当年上大学是免试的？那么您就是那种在中学时代因为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而被大学免试录取的“文学特招生”吗？
答：1980年代是一个令人留恋的年代，不光体现在文学艺术上，也体现在教育上。教育体制有一个侧门，一些创造型早慧生，可以从此破格进入大学深造。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文学早慧生是其中的幸运者。那时候的大学也比较纯粹，不像如今充满了可怕的潜规则。只要你确实早慧并有可观的成绩，就有大学录取你。我当时幸得安徽大学和南师大两个著名学府所抛的橄榄枝，后来参加一个全省性的作文大赛夺冠，在领奖现场被南师大的领导约见，确定免试进南师大中文系学习。如果是今天，一个人的文学再出色，不去拼高考，都无缘大学。作家不是大学培养得了的，但作家必须上大学，因为上大学是一个人成才和成人的最正常权利和途径，也是一个人在深深学府中感染书生意气的最好机会。上过大学跟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在后来的人生中机遇是不一样的。谁都不想带着一种遗憾走进自己的未来。
问：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招收文学特长生的情况，据您掌握，当年都有哪些中学生文坛上的精英分子被幸运地招收为“文学特招生”？目前，您们当年那批“文学特招生”还有谁活跃在文坛上啊？
答：1990年代初期我曾经在接力出版社的《中外少年》、江苏少儿社的《少年文艺》和贵州人民社的《少年人生》等杂志上写过一系列这方面的纪实文章，《少年风流意正酣》《我不可离开你》等，对那个时代的少年作家做了深度报告。著名作家、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孙云晓先生尤其關注1980、1990年代的校园文学，他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报告文学。这个群体，我在这里无法详尽列举，只举我身边同龄幸运儿。比如，我的中学母校海安中学，跟我差不多年份免试进入大学的就有：小海，至今活跃在诗坛上；杨劲松，现在是中国娱乐界著名策划人。而我进入南师大读书时，同时在校的特长生还有少年作家范紫江、万冰、殷丽萍三人，邻校南京大学还有刘梦琳等天才少女诗人，他们都是我前、后届的。几十年过去了，仅仅就文学而言，有的人是行星，有的人是恒星，有的人则是流星。据说大部分人已经放弃。我想说：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文学，我们爱过了，也拥有过，都是人生的一件美事。 问：能回忆一下当年您主持的文学社组织过哪些文学活动吗？《杏林》杂志是一种什么样的刊物？哪年创刊的？创办了几期？哪年停刊的？
答：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学校有一个随园诗社，处于涣散的状态。我和何平是当时写诗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个社不让我们进入。这个诗社设置了很多“领导”，有一次我们去学生会社团部向诗社的杂志投稿，看见诗社的一位“领导”正在打他女朋友，那个女孩捂着脸在里面哇哇哭。我们掉头就离开了，从此与这个诗社决裂。随园诗社很快倒闭了，在学校校长和几位著名的文学教授的亲自干预和支持下，南京师大贻芳文学社成立，为一百多位会员提供发表作品园地的《杏林》杂志创刊，这个刊名是校长、著名文学家谈凤梁先生亲自起名和题写的。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几年，这个文学社和杂志都还活跃着。1990年代中期我调离学校，后面的情况不得而知。近年我被南师大聘为兼职教授，我想回去关心文学社和杂志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还在，我会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那其实不仅是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是整个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我在想，那种由诗歌带动的文学盛况，恐怕只有宋代可以与之媲美。人的青春期就是诗的年龄，诗的年龄适逢诗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种下诗的情缘，从此一辈子会活得很诗意一一这当然也未必一定是好事，中国社会越来越现实，这与我们的1980年代设计的未来偏差太多，因而我们成了矛盾的一代。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1980年代中期，我在中学读书，成立了一个跨地区的庞大的学生诗歌创作组织一一苏中中学生诗社，编印诗歌刊物《清波》。其中的骨干成员，后来大多散布到全国各地高校，成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生诗人的重要组成力量，比如北大的张小健，北语的邓荣成（溶澄），南师大的何平，华中理工的何桂香（圭襄）等等，以及我本人（那时叫笔名晓波）。我在南师大读书的时候继续组织诗歌活动，其中策划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了南京大学生诗人联谊会，许多重要的大学生诗人参加，比如被誉为天才少女诗人的刘梦琳，她那时在南京大学读书，还有南大文学社的社长霜梅等，都是我们的重要成员。我还参加了南京大学组织的大学生诗歌创作比赛并得奖。后来，我在南师大组建了以老校长吴贻芳先生名字命名的贻芳文学社，以杂志《杏林》团聚了大批学生诗人。当时的校长谈凤梁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我这个学生文学社长竟然可以经常直接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学校还拨出专项经费供我们开展活动、办刊使用。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在大学的后几年我基本上淡出了大学生诗人这个圈子，原因是那时我已经把自己的创作调整到青春文学和小说上来了。安徽有个老作家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诗歌好是好，就是不够纯粹，诗歌里面隐含的情节多，故事化倾向严重。他建议我写小说。我觉得他点到了要害，从此对诗歌有些敬畏。大学后期我迷恋外国文学，除了谈恋爱，大量时间都浸泡在图书馆的经典里，诗歌的活动几乎不参加了。简单的说，就是一一在大学生诗歌运动最狂热那时代，我已经冷却了。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嗎？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
答：南京大学和我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隔两条马路一个巷子，这两个学校都是百年老校，人文传统很深厚，那个时代当然也是校园文学活跃的两所高校。两个学校的诗人大部分活动都是一起策划和开展的，在南京大学，我认识了刘梦琳、霜梅和南江。有一阵子，我很烦躁，突然想出去走走，于是以诗歌的名义，一个人背着背包上路，坐了大半天公交到了淮南，找到诗友李军，跟他畅谈了一夜。我们想编一套青春诗歌大系，李军还拿到了臧克家老人的题词。第二天，我怀抱着李军送给我的一只搪瓷斗牛，上路去了合肥，继续着我的“诗人流浪”。在南师大随园读书的几年，我也接待了很多像我这样妄图背着诗稿走天下的校园诗人。比如江小鱼，景旭峰。同城的叶宁、葛亚平也经常过来玩，我多找几只饭盆，与何平一起带他们到食堂吃饭，在闹哄哄的人群里挤来挤去，抢一两个小炒菜，有时候再要一瓶啤酒，坐下来动作很大地吃饭和谈论诗歌话题。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跟我失去联系了，比如刘梦琳，再也没有消息，我至今仍很牵挂她；有的依然密切交往，比如葛亚平，他现在是艺术圈的大佬，我疲惫的时候，经常到他43楼高空中的办公室坐一坐，一起回顾我们坐在南师大肮脏拥挤的宿舍里说文解字的好时光。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虽然物质上很贫乏，但是在记忆中的形象和情感十分丰富。因有诗歌和诗歌相关的活动，我们的青春充满理想、激情和爱。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我遭遇过各种坎坷，也幸会了无数的幸福，但无论出在什么人生境况，我都保持着那一份诗歌青春的高傲。1990年代之后的20年，中国社会在向物质化迈进越来越疯狂，诗人姿态受到的鄙薄很多，人们一度对诗人的藐视如同对小丑一样，因为诗歌和诗人不是这个社会追逐的物质资本。我一度也离开诗歌很远，为生活和职业发展奔波。当我披着劳顿的星光回到家里，安静下来，一些青春时期的美好词句会蹦出来，让我顿时得到舒缓，安静，甚至超脱。诗歌安抚和麻醉了我们在外面受到的苦痛。新十年我又开始零星的写诗，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诗集《沿着爱的方向》。40岁前后我遭遇了一场事业上的坎儿，有一天我从故纸堆里翻出我学生时代的一个抄诗歌的本子，我看到了已经发黄的纸面上，抄写着一首诗《相信未来》，那一刻，我真的激动得热泪盈眶。诗歌的力量看起来是绵薄的，实际上是深厚的。这种力量一直在悄悄的鼓励我，支撑我。我想，我们忙碌的并不是简单的生活，我们忙碌的是人生的去处，是心灵的归属，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超越精神关怀，无法完全堕入世俗的碎碎中。我们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方向。这个方向，是那个青春时代为我们确定的，几十年调校下来，并没有叛经离道多少！至少我是这样。我们不是要当诗人，要把写诗作为职业，我们是迷恋诗歌赋予我们的那份热情和美，我们愿意终身与之暖昧，哪管物质的流言蜚语如何喷薄。
答：事实上，许多人说我“双成功”，我都不能认同。我绝对不是“装”，我一直处在一种无法摆脱平庸的焦躁中，处在一种功利取舍的两难纠结中。我无法尊重自己的世俗角色，又不甘退居到自己的文学身份里去。我是个矛盾的人一一毫不客气的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矛盾的一群。1980年代过于人文，过于浪漫，后来的20多年过于市侩，过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受了这种时代落差。青春时代培养出来的理想情怀，却是用来迎接和承受高度物质化、庸俗化的现实。我们这一代软弱地顺从，无奈地接受，很怂地改变了人生方式，却改变不了内心，所谓僵化的硬外壳里，配置着奔腾的主板，这样一台不伦不类的机器而已。但几十年来，有谁没有过无数自我抗争、纠结不清的不眠之夜？兄弟，你有没有过？反正我有！
什么是“成功”？我认为大家通常所说的成功，只是世俗的成功，功名利禄一些可以被他人量化的物质而已。我有时候也为这种成功沾沾自喜，但是这种自得情绪非常短暂，通常就是流星，连划痕都很浅，很虚。这是我一直离不开阅读和写作的原因。真正的成功是你的内心认同自己的处境和发展势态，你的人生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和谐的，你比较忽视他人的审视。这个“成功”，看起来简单，却很难达到。这需要超脱物质，抑或拒绝精神。可我的内心被诗歌时代钙化了，又被物质时代感染了，我是个与功利结婚过日子、又长期与诗歌精神暖昧着的人。好在，我不孤单，我的前后左右，这样的“小伙伴”比比皆是，不是吗？
问：第一次听您这样犀利的表述自己，听得我心惊肉跳，的确你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本质看得很透。我似乎无法直面这个话题了。还是来点轻松，谈谈你的小说吧。近年来，您以长篇小说《依偎》《亢奋》等一批作品，荣获“亚洲青春文学奖”（韩国）等一系列国际国内重要文学奖项，可喜可贺。我从多方面了解到，《依偎》出版后深受青年读者，特别是大学生读者的喜爱，并成为了目前各大书店的畅销书甚至是脱销书。能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内容？
答：《依偎》讲述了一个24岁年轻男人和一个32岁成年女人的情爱故事。失去身份证明和行李的年轻画家栾小天，在遥远的雪国亚布力思，被一个名叫安芬的酒吧歌女“收留”了。他和她相爱了，忘记了身份，地域和年龄这些俗世事物。他们在茫茫雪野中结伴探险，在野外的星空下做爱，在狭小昏暗的度假村露台上讲述他人的善良与罪恶，和自己的初恋遭遇。轻松浪漫的男欢女爱只是表象，愈接近故事的真相，也就愈逼近他们的痛苦与屈辱一一男孩初次遗精的创伤，女孩初次来潮的隐痛，以及青春期少男少女在冲动的欢爱之后，引发的一连串凶险遭遇，甚至导致一桩凶杀案的发生。通篇小说，因为只有这两个人的相处，没有第三个人来打扰，没有任何繁琐事务来干预，所以他们在纯净如雪的环境里诉说、认同，使得两个年龄悬殊、身份悬殊的人，在短短的几天里，达到身体与灵魂的无缝交合，也使得他们的故事，能够专心和深度地叙述。小说的结局，更是让人大惊失色一一原来，这是两个游走在死亡边缘的灵魂，在极其孤独的生命末端，偶然相遇，并迅速相爱，结伴走向永远不再孤独的黑暗。
这是一部只有15万字的小说，字数不多内容却非常厚。媒体认为这是一部在文字世界里，把爱的本质写到极致的精彩小说。该作品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获得韩国一一亚洲青春文学奖、中国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优秀作品单项奖等数项奖励，其韩文版被亚洲青少年联盟列为“亚洲青少年必读推荐图书”，是韩国最大连锁书店教保文库的畅销作品；英文版行销英、美、澳等多个国家；在国内，《依偎》已经目前有人民文学、江苏文艺的三个版四次加印。
问：听说您当年上大学是免试的？那么您就是那种在中学时代因为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而被大学免试录取的“文学特招生”吗？
答：1980年代是一个令人留恋的年代，不光体现在文学艺术上，也体现在教育上。教育体制有一个侧门，一些创造型早慧生，可以从此破格进入大学深造。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文学早慧生是其中的幸运者。那时候的大学也比较纯粹，不像如今充满了可怕的潜规则。只要你确实早慧并有可观的成绩，就有大学录取你。我当时幸得安徽大学和南师大两个著名学府所抛的橄榄枝，后来参加一个全省性的作文大赛夺冠，在领奖现场被南师大的领导约见，确定免试进南师大中文系学习。如果是今天，一个人的文学再出色，不去拼高考，都无缘大学。作家不是大学培养得了的，但作家必须上大学，因为上大学是一个人成才和成人的最正常权利和途径，也是一个人在深深学府中感染书生意气的最好机会。上过大学跟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在后来的人生中机遇是不一样的。谁都不想带着一种遗憾走进自己的未来。
问：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招收文学特长生的情况，据您掌握，当年都有哪些中学生文坛上的精英分子被幸运地招收为“文学特招生”？目前，您们当年那批“文学特招生”还有谁活跃在文坛上啊？
答：1990年代初期我曾经在接力出版社的《中外少年》、江苏少儿社的《少年文艺》和贵州人民社的《少年人生》等杂志上写过一系列这方面的纪实文章，《少年风流意正酣》《我不可离开你》等，对那个时代的少年作家做了深度报告。著名作家、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孙云晓先生尤其關注1980、1990年代的校园文学，他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报告文学。这个群体，我在这里无法详尽列举，只举我身边同龄幸运儿。比如，我的中学母校海安中学，跟我差不多年份免试进入大学的就有：小海，至今活跃在诗坛上；杨劲松，现在是中国娱乐界著名策划人。而我进入南师大读书时，同时在校的特长生还有少年作家范紫江、万冰、殷丽萍三人，邻校南京大学还有刘梦琳等天才少女诗人，他们都是我前、后届的。几十年过去了，仅仅就文学而言，有的人是行星，有的人是恒星，有的人则是流星。据说大部分人已经放弃。我想说：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文学，我们爱过了，也拥有过，都是人生的一件美事。 问：能回忆一下当年您主持的文学社组织过哪些文学活动吗？《杏林》杂志是一种什么样的刊物？哪年创刊的？创办了几期？哪年停刊的？
答：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学校有一个随园诗社，处于涣散的状态。我和何平是当时写诗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个社不让我们进入。这个诗社设置了很多“领导”，有一次我们去学生会社团部向诗社的杂志投稿，看见诗社的一位“领导”正在打他女朋友，那个女孩捂着脸在里面哇哇哭。我们掉头就离开了，从此与这个诗社决裂。随园诗社很快倒闭了，在学校校长和几位著名的文学教授的亲自干预和支持下，南京师大贻芳文学社成立，为一百多位会员提供发表作品园地的《杏林》杂志创刊，这个刊名是校长、著名文学家谈凤梁先生亲自起名和题写的。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几年，这个文学社和杂志都还活跃着。1990年代中期我调离学校，后面的情况不得而知。近年我被南师大聘为兼职教授，我想回去关心文学社和杂志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还在，我会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那其实不仅是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是整个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我在想，那种由诗歌带动的文学盛况，恐怕只有宋代可以与之媲美。人的青春期就是诗的年龄，诗的年龄适逢诗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种下诗的情缘，从此一辈子会活得很诗意一一这当然也未必一定是好事，中国社会越来越现实，这与我们的1980年代设计的未来偏差太多，因而我们成了矛盾的一代。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1980年代中期，我在中学读书，成立了一个跨地区的庞大的学生诗歌创作组织一一苏中中学生诗社，编印诗歌刊物《清波》。其中的骨干成员，后来大多散布到全国各地高校，成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生诗人的重要组成力量，比如北大的张小健，北语的邓荣成（溶澄），南师大的何平，华中理工的何桂香（圭襄）等等，以及我本人（那时叫笔名晓波）。我在南师大读书的时候继续组织诗歌活动，其中策划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了南京大学生诗人联谊会，许多重要的大学生诗人参加，比如被誉为天才少女诗人的刘梦琳，她那时在南京大学读书，还有南大文学社的社长霜梅等，都是我们的重要成员。我还参加了南京大学组织的大学生诗歌创作比赛并得奖。后来，我在南师大组建了以老校长吴贻芳先生名字命名的贻芳文学社，以杂志《杏林》团聚了大批学生诗人。当时的校长谈凤梁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我这个学生文学社长竟然可以经常直接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学校还拨出专项经费供我们开展活动、办刊使用。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在大学的后几年我基本上淡出了大学生诗人这个圈子，原因是那时我已经把自己的创作调整到青春文学和小说上来了。安徽有个老作家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诗歌好是好，就是不够纯粹，诗歌里面隐含的情节多，故事化倾向严重。他建议我写小说。我觉得他点到了要害，从此对诗歌有些敬畏。大学后期我迷恋外国文学，除了谈恋爱，大量时间都浸泡在图书馆的经典里，诗歌的活动几乎不参加了。简单的说，就是一一在大学生诗歌运动最狂热那时代，我已经冷却了。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嗎？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
答：南京大学和我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隔两条马路一个巷子，这两个学校都是百年老校，人文传统很深厚，那个时代当然也是校园文学活跃的两所高校。两个学校的诗人大部分活动都是一起策划和开展的，在南京大学，我认识了刘梦琳、霜梅和南江。有一阵子，我很烦躁，突然想出去走走，于是以诗歌的名义，一个人背着背包上路，坐了大半天公交到了淮南，找到诗友李军，跟他畅谈了一夜。我们想编一套青春诗歌大系，李军还拿到了臧克家老人的题词。第二天，我怀抱着李军送给我的一只搪瓷斗牛，上路去了合肥，继续着我的“诗人流浪”。在南师大随园读书的几年，我也接待了很多像我这样妄图背着诗稿走天下的校园诗人。比如江小鱼，景旭峰。同城的叶宁、葛亚平也经常过来玩，我多找几只饭盆，与何平一起带他们到食堂吃饭，在闹哄哄的人群里挤来挤去，抢一两个小炒菜，有时候再要一瓶啤酒，坐下来动作很大地吃饭和谈论诗歌话题。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跟我失去联系了，比如刘梦琳，再也没有消息，我至今仍很牵挂她；有的依然密切交往，比如葛亚平，他现在是艺术圈的大佬，我疲惫的时候，经常到他43楼高空中的办公室坐一坐，一起回顾我们坐在南师大肮脏拥挤的宿舍里说文解字的好时光。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虽然物质上很贫乏，但是在记忆中的形象和情感十分丰富。因有诗歌和诗歌相关的活动，我们的青春充满理想、激情和爱。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我遭遇过各种坎坷，也幸会了无数的幸福，但无论出在什么人生境况，我都保持着那一份诗歌青春的高傲。1990年代之后的20年，中国社会在向物质化迈进越来越疯狂，诗人姿态受到的鄙薄很多，人们一度对诗人的藐视如同对小丑一样，因为诗歌和诗人不是这个社会追逐的物质资本。我一度也离开诗歌很远，为生活和职业发展奔波。当我披着劳顿的星光回到家里，安静下来，一些青春时期的美好词句会蹦出来，让我顿时得到舒缓，安静，甚至超脱。诗歌安抚和麻醉了我们在外面受到的苦痛。新十年我又开始零星的写诗，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诗集《沿着爱的方向》。40岁前后我遭遇了一场事业上的坎儿，有一天我从故纸堆里翻出我学生时代的一个抄诗歌的本子，我看到了已经发黄的纸面上，抄写着一首诗《相信未来》，那一刻，我真的激动得热泪盈眶。诗歌的力量看起来是绵薄的，实际上是深厚的。这种力量一直在悄悄的鼓励我，支撑我。我想，我们忙碌的并不是简单的生活，我们忙碌的是人生的去处，是心灵的归属，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超越精神关怀，无法完全堕入世俗的碎碎中。我们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方向。这个方向，是那个青春时代为我们确定的，几十年调校下来，并没有叛经离道多少！至少我是这样。我们不是要当诗人，要把写诗作为职业，我们是迷恋诗歌赋予我们的那份热情和美，我们愿意终身与之暖昧，哪管物质的流言蜚语如何喷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