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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战地日记》
闾丘露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9
定价：36.00元
新闻中心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内，得经过所谓的安检。之所以用“所谓”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可以不经过安检出出入入。
新闻中心有三个年轻的女孩，她们负责为记者们发记者证。离开的同事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麻烦，记者证上不要写中国，因为中国人在当地不太受欢迎，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1973法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第一批来的同事自称是韩国人，因为他们拿着法国护照，也就没有人质疑过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第二批同事拿着香港特区护照，特别要求在记者证上写上香港，只是，当我们把护照交给工作人员，然后拿回记者证的时候一看，上面已经写上了“china”。犹豫了一下是否要让对方改正，但是仔细再想，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份，就算写上香港，其实也颇有些自欺欺人。之后的经验证明，当我们告诉别人来自香港的时候，要么别人不知道香港到底在哪里，要么对方会提醒你，香港难道和中国有区别？
到底有没有区别？2003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央视的同行一起，离开巴格达，前往叙利亚。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一队来自澳大利亚的士兵，那个时候萨达姆还没有倒台。对方检查我们的证件，看到我们来自香港，马上拿出一付自家人的神态，而看到央视同行的中国护照，马上变得严肃很多，公事公办的样子。
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有一幅标语特别醒目，用中文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样的标语，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面也出现过。这不奇怪，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如果需要联合国授权，中国手中的一票，自然非常的关键。在班加西的利比亚人看来，中国在1973决议案中的弃权票，就是拒绝支持利比亚的革命运动。如果对中国政府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会这样看，因为中国不投反对票，已经是相当明显的表态。
在过渡政府眼中，虽然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多一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俄罗斯。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俨然成为卡扎菲在联合国的代言人，阻挠着联合国授权北约进一步行动。他们给俄罗斯外交部写了一封信，只不过石沉大海。
虽然听到太多的提醒，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人用中文“你好”和我们打招呼。也因为这样，觉得同事的担心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即便是被对方质疑，只要解释清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区别，对方自然也会理解。
在班加西城外，有一大片中国工地，“欢度春节”的红色横幅还挂在工地上面。这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六千套利比亚政府的廉租房项目。现在，工地静悄悄的，就像这个城市，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静悄悄的。
新闻中心的玻璃窗都是破烂的，是经历了冲突之后的印迹。不过，墙壁上画了很多色彩鲜艳的漫画，都是关于“卷发大叔”卡扎菲的。卡扎菲的头发现在成了革命者嘲弄的对象，不管是新闻中心里面，还是高等法院周边的围墙上，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都可以看到“卷发大叔”的画像，最简单的，是用粉笔勾勒出的小朋友的那种涂鸦。也因为他的卷发，让卡扎菲看上去不像利比亚人说的一个独裁者，更像一个具有卡通气质的特型演员。
十年前在利比亚采访，在酒店门口等候卡扎菲，拿着话筒就冲了上去。他身边的人相当紧张，把我们挡在了一边。到现在还记得卡扎菲当时的反应，用手轻轻地把阻挡我们的手拨开，不管是他的动作，还是那种表情，都显得有一点阴柔。其实，这往往是一个人极端自恋的表现。而从他身边的人那种唯唯诺诺的表情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由他说了算的人。
那次买了好几本卡扎菲语录，绿色的封面，有英文以及阿拉伯语版本。这些书在的黎波里到处可见，就好像大街小巷的建筑物上卡扎菲的个人头像。虽然充满了个人崇拜的味道，但是和伊拉克曾经到处可见的萨达姆雕像不同，显得要民间和随意很多，就像古巴街头切格瓦拉的头像，似乎民族英雄的感觉要更重一些。
那个时候，利比亚还没有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卡扎菲也以反美英雄的姿态自居。尽管遭受制裁，但是的黎波里并不闭塞，因为有来自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的投资和游客，甚至还有美国游客。他们绕道加拿大，拿着另纸签证，为的是来看看这个在他们眼中神秘、还有些邪恶色彩的国家。当然，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到任何特别的地方。
那次，摄影师一时大意，把摄像机的脚架忘记在出租车的后备箱。原本已经做好了再也找不到的打算，却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失物送到了我们住的酒店。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物归原主，经历过的只有两个地方，除了这次，还有一次是在平壤。你可以说是因为民风淳朴，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这样想，因为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1969年，卡扎菲二十七岁的时候，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王朝统治，到现在为止，成为统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卡扎菲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纳赛尔自由军官行动的影响。和埃及不同的是，1973年，卡扎菲宣布用伊斯兰法取代所有的法律，并且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创建了“人民武装力量”来保护“革命成果”。
卡扎菲把他的思想称之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且取消学校的假期，用来传播他的思想，于是诞生了“绿宝书”。卡扎菲还是一个作家，我看过他的一部小说集的英文版，也是他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逃离地狱和其他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卡扎菲在努力思考哲学问题。
在经济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卡扎菲，允许私人拥有小型企业，所有大型企业则是由政府控制，政府在教育福利的开支方面相当舍得。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八十年代，利比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即便是现在，也被联合国视为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和它的邻国埃及，还有突尼斯相比，利比亚的贫富差距并不严重，由于人口少，也不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但是，和穆巴拉克或者本阿里一样，卡扎菲以及他的家族面临同样的指控，就是在海外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他们从国内转移资产的结果。
从6年前开始，利比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型。卡扎菲除了开始和欧洲进行交往，特别是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关系密切，他本人也开始注重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他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首次亮相的卡扎菲，花了整整96分钟完成他的演讲。这样的风格，和他的好友、委内瑞拉的查维斯相当相似。
用国际政治理论来看一个国家发展的轨迹，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比如埃及，虽然穆巴拉克同样被视为独裁专制，但是宪法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利比亚不同，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从一个领导人的个性来进行预测。这样的国家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存在，比如委内瑞拉，被反对派赶下台的查维斯，能够在24小时内快速地翻盘，只有在这种个人强权统治的国家里面才可能发生。也因为两个人的相似性，曾经有猜测，卡扎菲应该投奔他的这位亲密战友去了。
也因为这样，对于联合国的制裁，卡扎菲拒不接受，完全在意料之中。在一个领导者没有权力限制的国家，这样的国际规则并不奏效。而且，对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狂人来说，这些外来的批评和指责是对自己的一种迫害，他必须为保护自己而战斗，不惜一切代价。
和东部民众谈论卡扎菲，撇开争取自由民主这些符合国际视角的描述，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层面：
“我们每天有一百六十万桶的石油出口，我们只有六百多万人口，卡扎菲只要拿出来一点点给我们，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好很多。但是，看看我们的城市，没有水泥路，没有路标，没有红绿灯，走了一百多公里，没有任何标志。”
“大学毕业，只能够找到一份二百第纳尔的工作，因为你在政府里面没有关系。只要你认识人，那么就算没有读过书，没有关系，你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有很高的工资，还可能成为读过大学的人的上司。”
利比亚目前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是对于利比亚民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是阿联酋，或者卡塔尔。大家拥有同样的石油资源，利比亚的原油因为品质更好，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更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基建，还是民众生活水平，都无法和这些国相提并论。利比亚的失业率没有最新的数字，但是和班加西的年轻人聊天，太多人会告诉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没有关系，毕业意味着失业。这样的情况，其他城市同样存在。
由于过度依赖外国劳工，特别是在石油行业，加上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国内工业出口减少，制造业衰退，国家功能几乎失调。卡扎菲口中的社会主义，和他的家族对于国家财富的控制的现实，也让人们对革命的期待变成了现在的不满。这和前苏联有很相似的地方。七十年代，人们对这个革命领袖充满期待。但是，随着政权僵化以及国家计划经济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人们的不满开始上升。即便开始了经济改革，民众看到的依然是是国富民穷的现实。卡扎菲的非洲主导政策，也造成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矛盾。
“非洲，卡扎菲要做非洲的皇帝。只有在非洲，他才能够做皇帝。但是，他是个疯子，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属于阿拉伯世界。”
和班加西的民众聊起非洲，他们总是会有这样的反弹。
卡扎菲原本是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他的偶像是纳赛尔这批埃及自由军官。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他给非盟足够的金钱，让他成为了非盟主席，也就是非洲的老大。只是这个老大，经常倚老卖老，让非盟成员总是敢怒不敢言。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东部民众极度不满的原因。就在首都的黎波里出现高楼大厦和城市高速公路之后，班加西这个利比亚第二大的城市，市中心的道路依然坑坑洼洼，街边的楼房水泥已经跌落，最豪华的酒店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这是因为卡扎菲不愿意给班加西这些东部城市以财政上的支持，尽管这些地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走出新闻中心，遇到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他说他曾经在英国读书：“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但是你还不能抱怨，因为如果被卡扎菲的人听到，你就会消失，你的家里人还不能够去追问你的下落。”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现在，我还是没有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快乐。”
闾丘露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9
定价：36.00元
新闻中心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内，得经过所谓的安检。之所以用“所谓”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可以不经过安检出出入入。
新闻中心有三个年轻的女孩，她们负责为记者们发记者证。离开的同事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麻烦，记者证上不要写中国，因为中国人在当地不太受欢迎，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1973法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第一批来的同事自称是韩国人，因为他们拿着法国护照，也就没有人质疑过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第二批同事拿着香港特区护照，特别要求在记者证上写上香港，只是，当我们把护照交给工作人员，然后拿回记者证的时候一看，上面已经写上了“china”。犹豫了一下是否要让对方改正，但是仔细再想，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份，就算写上香港，其实也颇有些自欺欺人。之后的经验证明，当我们告诉别人来自香港的时候，要么别人不知道香港到底在哪里，要么对方会提醒你，香港难道和中国有区别？
到底有没有区别？2003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央视的同行一起，离开巴格达，前往叙利亚。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一队来自澳大利亚的士兵，那个时候萨达姆还没有倒台。对方检查我们的证件，看到我们来自香港，马上拿出一付自家人的神态，而看到央视同行的中国护照，马上变得严肃很多，公事公办的样子。
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有一幅标语特别醒目，用中文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样的标语，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面也出现过。这不奇怪，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如果需要联合国授权，中国手中的一票，自然非常的关键。在班加西的利比亚人看来，中国在1973决议案中的弃权票，就是拒绝支持利比亚的革命运动。如果对中国政府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会这样看，因为中国不投反对票，已经是相当明显的表态。
在过渡政府眼中，虽然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多一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俄罗斯。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俨然成为卡扎菲在联合国的代言人，阻挠着联合国授权北约进一步行动。他们给俄罗斯外交部写了一封信，只不过石沉大海。
虽然听到太多的提醒，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人用中文“你好”和我们打招呼。也因为这样，觉得同事的担心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即便是被对方质疑，只要解释清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区别，对方自然也会理解。
在班加西城外，有一大片中国工地，“欢度春节”的红色横幅还挂在工地上面。这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六千套利比亚政府的廉租房项目。现在，工地静悄悄的，就像这个城市，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静悄悄的。
新闻中心的玻璃窗都是破烂的，是经历了冲突之后的印迹。不过，墙壁上画了很多色彩鲜艳的漫画，都是关于“卷发大叔”卡扎菲的。卡扎菲的头发现在成了革命者嘲弄的对象，不管是新闻中心里面，还是高等法院周边的围墙上，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都可以看到“卷发大叔”的画像，最简单的，是用粉笔勾勒出的小朋友的那种涂鸦。也因为他的卷发，让卡扎菲看上去不像利比亚人说的一个独裁者，更像一个具有卡通气质的特型演员。
十年前在利比亚采访，在酒店门口等候卡扎菲，拿着话筒就冲了上去。他身边的人相当紧张，把我们挡在了一边。到现在还记得卡扎菲当时的反应，用手轻轻地把阻挡我们的手拨开，不管是他的动作，还是那种表情，都显得有一点阴柔。其实，这往往是一个人极端自恋的表现。而从他身边的人那种唯唯诺诺的表情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由他说了算的人。
那次买了好几本卡扎菲语录，绿色的封面，有英文以及阿拉伯语版本。这些书在的黎波里到处可见，就好像大街小巷的建筑物上卡扎菲的个人头像。虽然充满了个人崇拜的味道，但是和伊拉克曾经到处可见的萨达姆雕像不同，显得要民间和随意很多，就像古巴街头切格瓦拉的头像，似乎民族英雄的感觉要更重一些。
那个时候，利比亚还没有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卡扎菲也以反美英雄的姿态自居。尽管遭受制裁，但是的黎波里并不闭塞，因为有来自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的投资和游客，甚至还有美国游客。他们绕道加拿大，拿着另纸签证，为的是来看看这个在他们眼中神秘、还有些邪恶色彩的国家。当然，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到任何特别的地方。
那次，摄影师一时大意，把摄像机的脚架忘记在出租车的后备箱。原本已经做好了再也找不到的打算，却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失物送到了我们住的酒店。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物归原主，经历过的只有两个地方，除了这次，还有一次是在平壤。你可以说是因为民风淳朴，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这样想，因为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1969年，卡扎菲二十七岁的时候，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王朝统治，到现在为止，成为统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卡扎菲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纳赛尔自由军官行动的影响。和埃及不同的是，1973年，卡扎菲宣布用伊斯兰法取代所有的法律，并且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创建了“人民武装力量”来保护“革命成果”。
卡扎菲把他的思想称之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且取消学校的假期，用来传播他的思想，于是诞生了“绿宝书”。卡扎菲还是一个作家，我看过他的一部小说集的英文版，也是他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逃离地狱和其他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卡扎菲在努力思考哲学问题。
在经济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卡扎菲，允许私人拥有小型企业，所有大型企业则是由政府控制，政府在教育福利的开支方面相当舍得。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八十年代，利比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即便是现在，也被联合国视为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和它的邻国埃及，还有突尼斯相比，利比亚的贫富差距并不严重，由于人口少，也不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但是，和穆巴拉克或者本阿里一样，卡扎菲以及他的家族面临同样的指控，就是在海外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他们从国内转移资产的结果。
从6年前开始，利比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型。卡扎菲除了开始和欧洲进行交往，特别是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关系密切，他本人也开始注重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他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首次亮相的卡扎菲，花了整整96分钟完成他的演讲。这样的风格，和他的好友、委内瑞拉的查维斯相当相似。
用国际政治理论来看一个国家发展的轨迹，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比如埃及，虽然穆巴拉克同样被视为独裁专制，但是宪法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利比亚不同，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从一个领导人的个性来进行预测。这样的国家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存在，比如委内瑞拉，被反对派赶下台的查维斯，能够在24小时内快速地翻盘，只有在这种个人强权统治的国家里面才可能发生。也因为两个人的相似性，曾经有猜测，卡扎菲应该投奔他的这位亲密战友去了。
也因为这样，对于联合国的制裁，卡扎菲拒不接受，完全在意料之中。在一个领导者没有权力限制的国家，这样的国际规则并不奏效。而且，对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狂人来说，这些外来的批评和指责是对自己的一种迫害，他必须为保护自己而战斗，不惜一切代价。
和东部民众谈论卡扎菲，撇开争取自由民主这些符合国际视角的描述，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层面：
“我们每天有一百六十万桶的石油出口，我们只有六百多万人口，卡扎菲只要拿出来一点点给我们，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好很多。但是，看看我们的城市，没有水泥路，没有路标，没有红绿灯，走了一百多公里，没有任何标志。”
“大学毕业，只能够找到一份二百第纳尔的工作，因为你在政府里面没有关系。只要你认识人，那么就算没有读过书，没有关系，你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有很高的工资，还可能成为读过大学的人的上司。”
利比亚目前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是对于利比亚民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是阿联酋，或者卡塔尔。大家拥有同样的石油资源，利比亚的原油因为品质更好，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更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基建，还是民众生活水平，都无法和这些国相提并论。利比亚的失业率没有最新的数字，但是和班加西的年轻人聊天，太多人会告诉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没有关系，毕业意味着失业。这样的情况，其他城市同样存在。
由于过度依赖外国劳工，特别是在石油行业，加上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国内工业出口减少，制造业衰退，国家功能几乎失调。卡扎菲口中的社会主义，和他的家族对于国家财富的控制的现实，也让人们对革命的期待变成了现在的不满。这和前苏联有很相似的地方。七十年代，人们对这个革命领袖充满期待。但是，随着政权僵化以及国家计划经济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人们的不满开始上升。即便开始了经济改革，民众看到的依然是是国富民穷的现实。卡扎菲的非洲主导政策，也造成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矛盾。
“非洲，卡扎菲要做非洲的皇帝。只有在非洲，他才能够做皇帝。但是，他是个疯子，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属于阿拉伯世界。”
和班加西的民众聊起非洲，他们总是会有这样的反弹。
卡扎菲原本是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他的偶像是纳赛尔这批埃及自由军官。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他给非盟足够的金钱，让他成为了非盟主席，也就是非洲的老大。只是这个老大，经常倚老卖老，让非盟成员总是敢怒不敢言。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东部民众极度不满的原因。就在首都的黎波里出现高楼大厦和城市高速公路之后，班加西这个利比亚第二大的城市，市中心的道路依然坑坑洼洼，街边的楼房水泥已经跌落，最豪华的酒店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这是因为卡扎菲不愿意给班加西这些东部城市以财政上的支持，尽管这些地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走出新闻中心，遇到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他说他曾经在英国读书：“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但是你还不能抱怨，因为如果被卡扎菲的人听到，你就会消失，你的家里人还不能够去追问你的下落。”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现在，我还是没有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