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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以前，红旗渠工程没有经国家计委立项，国家也拿不出资金支援红旗渠建设。县里经济、粮食、物资都很缺乏。林县经济实力这张“荷叶”能不能包住红旗渠这个特大的“粽子”？很多人捏着一把汗。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说：“条件可以边干边创造。如同果子长在树上，伸手摘不着，就不摘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不敢革命、不敢斗争的表现。只要跳一跳能够摘到，就要跳起来摘，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把“自力更生，勤俭建渠”确定为红旗渠建设的基本方针，把政治思想工作贯穿于红旗渠建设的全过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使建渠大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状态。
红旗渠动工以后，资金需求越来越大。虽说采取社队出劳力，按受益面积摊工，民工自带工具、口粮，但购买水泥、炸药、钢钎却需要大笔资金。林县人多地少，历史上就有外出谋生的传统，杨贵和社队干部商量，发挥自己优势，外出搞建筑赚钱修建红旗渠。1961年，县委抽调了30余名县、社干部，成立了林县劳力管理组，在有关城市建立驻外办事处，由大队组建工程队，全县共组织31000人，到全国一些城市承揽工程。劳动收入2%作为县、社管理费；剩余部分的90%归集体，交2元记一个劳动日，参加集体分配，10%归个人。当年外出建筑业总收入就达到1800万元，有效地弥补了红旗渠建设资金的不足。
县委还利用各种关系到外地请求支援。顾贵山是落户林县的老红军团长，他到沈阳军区找老战友求援，弄回了一批抗美援朝时的钢钎和镐头。1961年6月，省委将洛阳地区固县水库下马留下的一批炸药、雷管无偿批转红旗渠使用。杨贵派交通局副局长路永廷迅速组织起数百人的小推车运输队，冒着大雨，翻山越岭赶往固县，将炸药、雷管一车车运到洛阳火车站。刚集中完毕，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凡有外宾乘坐的列车经过的车站，1.5公里以内不准停放易燃易爆物品。路永廷又带领民工日夜加班，将炸药、雷管搬离了火车站。接着，从洛阳到林县数百公里的道路上，林县的小车队排起了长龙，几个月时间，将500吨炸药、200万个雷管全部运抵红旗渠建设工地。
一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8300部队在林县拉练，县委与部队联系，请求部队教练车支援，往红旗渠工地运送煤炭、水泥。部队首长还组织官兵到红旗渠工地参加劳动，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谊。
红旗渠动工后，县委立即着手在紧靠太行山的木皂寺附近建立了化工厂，1961年开始生产雷管，基本上保证了工程需要。
烧石灰需要大量煤炭，大众煤矿党委书记刘章锁与县委立下了军令状。工人们节假日不休息，大年初一创高产，保证了红旗渠煤炭供应。
红旗渠建设需要水泥，县里在曲山村兴办了水泥厂。当时的设备极其简陋，土炉烧结，人搬石，磙轧料，土箩筛选，自制的水泥源源不断供应红旗渠建设。红旗渠工程共用水泥6705吨，自己制造了5170吨。
劈山开渠需要大量炸药，生产队便多积有机肥，省下拨给的硝酸铵配上锯末、干牛粪、煤面碾碎制成炸药。当时买1公斤炸药1.6元，自制炸药每公斤才0.45元。红旗渠共用炸药2740吨，自己制造了1215吨。
自己不会制造钢钎，民工们就在节约上想办法，长钎磨短了，就当小撬用；小撬磨短了，就捻成手把钻；手把钻磨短了，就打成破石头的砦。总指挥部组织了36盘烘炉日夜打造工具。那时，买一个锤头要2.5元，自己打一个才0.2元；买一把镐要8.06元，自己打一把才2.23元。抬杠、镐把就地取材，从山上采伐，抬筐、车篓用量大，易磨损，民工们上山割荆条自己编。
建渠需要大量石灰，太行山漫山遍野是石灰石，自己建窑自己烧。建造林英渡槽时，需要石灰55万斤，按传统烧法需要烧22窑，分指挥长刘银良和民工共同研究，发明了“明窑堆石烧灰法”，一窑能烧几百吨，甚至上千吨。原来1斤煤可烧2斤到2斤半石灰，方法一改，1斤煤可烧4斤石灰。红旗渠建设共烧石灰3亿斤，满足了工程需要。砌渠民工处处注意节约，勾缝时，他们在下面垫上纸，把掉下的碎水泥及时收起来再用。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思想成了建渠民工强大的精神支柱，“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些写在岩石上的毛主席语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在红旗渠建设工地，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始终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副县长马有金1961年10月在最艰苦的时候，从南谷洞水库工地调任红旗渠工地总指挥。他身着补丁衣，脚穿打掌鞋，和民工一起抡锤打钎、放炮砌石。他发现一些青年民工锻石头技术不过硬，他往地上一坐，拿起锤钻作示范，边锻边教：“戳直道（儿），钻把紧，把不紧，钻就蹦。”他抡起圆锤打钎子，连打40锤不歇气，锤锤正着钎子顶。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几个春节，马有金都是在工地度过的。母亲生了病，他放不下工程，不能回家探视。母亲病危时，工程正在节骨眼上，还是离不开。母亲病故后，杨贵再三催促，他才回家给母亲送葬。在母亲灵前，马有金泪如泉涌，母亲安葬后，身着重孝的马有金又出现在民工中间……
为红旗渠建设默默奉献的共产党人何止马有金？“饮水不忘修渠人”。林县人念念不忘的还有老县长李贵、李运宝、周绍先、秦太生、王才书和后勤指挥部的刘友明、乔尚林等。修建红旗渠的英模，80%是共产党员！40多年过去了，他们多半已经去世，活着的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用汗水和血肉创造的伟大业绩和不朽精神，正像日日夜夜流淌的红旗渠水，奔腾不息……
（摘自郝建生、杨增和、李永生：《杨贵与红旗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说：“条件可以边干边创造。如同果子长在树上，伸手摘不着，就不摘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不敢革命、不敢斗争的表现。只要跳一跳能够摘到，就要跳起来摘，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把“自力更生，勤俭建渠”确定为红旗渠建设的基本方针，把政治思想工作贯穿于红旗渠建设的全过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使建渠大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状态。
红旗渠动工以后，资金需求越来越大。虽说采取社队出劳力，按受益面积摊工，民工自带工具、口粮，但购买水泥、炸药、钢钎却需要大笔资金。林县人多地少，历史上就有外出谋生的传统，杨贵和社队干部商量，发挥自己优势，外出搞建筑赚钱修建红旗渠。1961年，县委抽调了30余名县、社干部，成立了林县劳力管理组，在有关城市建立驻外办事处，由大队组建工程队，全县共组织31000人，到全国一些城市承揽工程。劳动收入2%作为县、社管理费；剩余部分的90%归集体，交2元记一个劳动日，参加集体分配，10%归个人。当年外出建筑业总收入就达到1800万元，有效地弥补了红旗渠建设资金的不足。
县委还利用各种关系到外地请求支援。顾贵山是落户林县的老红军团长，他到沈阳军区找老战友求援，弄回了一批抗美援朝时的钢钎和镐头。1961年6月，省委将洛阳地区固县水库下马留下的一批炸药、雷管无偿批转红旗渠使用。杨贵派交通局副局长路永廷迅速组织起数百人的小推车运输队，冒着大雨，翻山越岭赶往固县，将炸药、雷管一车车运到洛阳火车站。刚集中完毕，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凡有外宾乘坐的列车经过的车站，1.5公里以内不准停放易燃易爆物品。路永廷又带领民工日夜加班，将炸药、雷管搬离了火车站。接着，从洛阳到林县数百公里的道路上，林县的小车队排起了长龙，几个月时间，将500吨炸药、200万个雷管全部运抵红旗渠建设工地。
一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8300部队在林县拉练，县委与部队联系，请求部队教练车支援，往红旗渠工地运送煤炭、水泥。部队首长还组织官兵到红旗渠工地参加劳动，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谊。
红旗渠动工后，县委立即着手在紧靠太行山的木皂寺附近建立了化工厂，1961年开始生产雷管，基本上保证了工程需要。
烧石灰需要大量煤炭，大众煤矿党委书记刘章锁与县委立下了军令状。工人们节假日不休息，大年初一创高产，保证了红旗渠煤炭供应。
红旗渠建设需要水泥，县里在曲山村兴办了水泥厂。当时的设备极其简陋，土炉烧结，人搬石，磙轧料，土箩筛选，自制的水泥源源不断供应红旗渠建设。红旗渠工程共用水泥6705吨，自己制造了5170吨。
劈山开渠需要大量炸药，生产队便多积有机肥，省下拨给的硝酸铵配上锯末、干牛粪、煤面碾碎制成炸药。当时买1公斤炸药1.6元，自制炸药每公斤才0.45元。红旗渠共用炸药2740吨，自己制造了1215吨。
自己不会制造钢钎，民工们就在节约上想办法，长钎磨短了，就当小撬用；小撬磨短了，就捻成手把钻；手把钻磨短了，就打成破石头的砦。总指挥部组织了36盘烘炉日夜打造工具。那时，买一个锤头要2.5元，自己打一个才0.2元；买一把镐要8.06元，自己打一把才2.23元。抬杠、镐把就地取材，从山上采伐，抬筐、车篓用量大，易磨损，民工们上山割荆条自己编。
建渠需要大量石灰，太行山漫山遍野是石灰石，自己建窑自己烧。建造林英渡槽时，需要石灰55万斤，按传统烧法需要烧22窑，分指挥长刘银良和民工共同研究，发明了“明窑堆石烧灰法”，一窑能烧几百吨，甚至上千吨。原来1斤煤可烧2斤到2斤半石灰，方法一改，1斤煤可烧4斤石灰。红旗渠建设共烧石灰3亿斤，满足了工程需要。砌渠民工处处注意节约，勾缝时，他们在下面垫上纸，把掉下的碎水泥及时收起来再用。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思想成了建渠民工强大的精神支柱，“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些写在岩石上的毛主席语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在红旗渠建设工地，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始终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副县长马有金1961年10月在最艰苦的时候，从南谷洞水库工地调任红旗渠工地总指挥。他身着补丁衣，脚穿打掌鞋，和民工一起抡锤打钎、放炮砌石。他发现一些青年民工锻石头技术不过硬，他往地上一坐，拿起锤钻作示范，边锻边教：“戳直道（儿），钻把紧，把不紧，钻就蹦。”他抡起圆锤打钎子，连打40锤不歇气，锤锤正着钎子顶。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几个春节，马有金都是在工地度过的。母亲生了病，他放不下工程，不能回家探视。母亲病危时，工程正在节骨眼上，还是离不开。母亲病故后，杨贵再三催促，他才回家给母亲送葬。在母亲灵前，马有金泪如泉涌，母亲安葬后，身着重孝的马有金又出现在民工中间……
为红旗渠建设默默奉献的共产党人何止马有金？“饮水不忘修渠人”。林县人念念不忘的还有老县长李贵、李运宝、周绍先、秦太生、王才书和后勤指挥部的刘友明、乔尚林等。修建红旗渠的英模，80%是共产党员！40多年过去了，他们多半已经去世，活着的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用汗水和血肉创造的伟大业绩和不朽精神，正像日日夜夜流淌的红旗渠水，奔腾不息……
（摘自郝建生、杨增和、李永生：《杨贵与红旗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