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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着由罐头瓶“升级”的茶杯，戴着黑色的帽子，穿着宽松的普通深色大衣，
哼着歌走进人艺一楼的排练厅，和一起排练新戏《伊凡诺夫》的年轻人讨论着过一阵去哪个滑雪场滑雪、生动地给人模仿邻居家告状的小孩—这，就是我们亲眼所见的濮存昕。
他说，现在只要一走进排练厅开始排练，自己就高兴极了，因为那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没有要不要辞去副院长头衔的纠结，没有关乎名和利的打扰，还能在角色中有所领悟朝着活明白的方向迈进，
没有比这更令人快乐的事儿了。
找到了伊凡诺夫
最近一直在排练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新戏《伊凡诺夫》，这是契诃夫的作品，林兆华改编的。老实说，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的状态并不好，心情比较浮躁，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找到伊凡诺夫这个人物，有一种生涩和不解。
但随着排练的深入，特别是在结束了《李白》的演出之后，全身心地投入进来，从台词入手，找到里面的路、里面的门，越排练越兴奋，也似乎明白了契诃夫为什么要写这个角色，他想通过这个角色表达什么。
表面上看，伊凡诺夫是一个遭遇了破产的知识分子，但他有机会翻身，管家告诉他，给我一点点本金，我去买下对面的土地，再把咱门前的河流切断，做一个坝，所有人就都得要给我们上供，我们马上就要翻身了，但他拒绝，甚至厌恶，为什么？一个重新的开始是可能的，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怀疑，开始拒绝，拒绝利益、爱情、友好、帮助按照我们的世俗价值观，很多一上手就能占到的便宜，但他都拒绝了，最后选择自杀，这又是为什么？
慢慢地，我开始明白了契诃夫想表达的一定不是一种成功衰败之后的失望，甚至不是一个悲剧。大师级的文学家通常都有一种对人、对世界、对人间的怜悯，伊凡诺夫所有的拒绝其实都是一种接受，一种看过了所有的阴暗之后对自己的一种接受，一种放下。伊凡诺夫应该是契诃夫精神世界中某个时间段的代言人。海明威、茨威格，很多大师在向世界表达完他的高贵思想之后，嘣，一枪自杀了结。我们看到的不应该是这种方式，而是那种精神里面非常高贵的东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演向中国观众传达我的感受—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就在于放不下，争吵、争斗，都是觉得自己对，但其实应该学会放下，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林兆华之所以选择这个作品也可能就是通过它找到了他心里的某个支点，戏如其人。现在，我也把自己摆进去了，濮存昕，作为一个演员，五十多岁了，应该向活得明白去迈进的时候，通过角色更明白了一种思维方式。明白了之后就很兴奋，每天都高兴极了。
苦中作乐的遭罪史
我人生中经历的动荡、感受的苦闷、遭的罪在三十多岁前受得差不多了，现在想想，年轻时吃点儿苦、受点儿罪简直太好了。
我两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看起来很不幸，其实很幸运。因为我所在的幼儿园一周之前有个女孩得的就是这病，当成发烧治，最后完全瘫痪了，我还记得她的样子。我呢，一发烧，阿姨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是跟那女孩一样的病，所以就没误诊，正好还赶上北大医院在做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很快我就能走路了。
后来我又在积水潭医院做了整形手术，自己也拼命锻炼，因为不想让人家骂我濮瘸子。特别是上体育课的时候，接力赛，谁都不愿意跟我一组，当时感觉自尊心都没处放了，也抱怨过父母，但最后还是基本恢复了。因为腿有伤，所以我必须保证自己的体重在75公斤以内，不能再胖了，因为只要一胖我左腿的力量就会显得弱一些，所以我这一辈子就是要练练练，这样一来，我作为演员状态也好了，比如我现在还能演年轻人，就要感谢这些挫折。
小学刚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我那时十二三岁，是红卫兵里最小的一拨，不用上学了，整天撒丫子，无法无天的，特别高兴。一开始是跟着警察到旅馆去查介绍信，如果碰到没有介绍信的，就拿着他的行李、用专门的车给他运到北京火车站。几天几夜不回家，那时也没有电话、也没跟家里打招呼，我记得第一次好几天没回家之后，有天半夜两三点钟偷偷摸摸地回家了，我以为爸我妈睡觉了，结果他们把台灯一开，问我去哪儿了，我就说“闹革命”去了。
也抄过家，抄家的时候在人家看到冰箱才知道原来冰箱是这样的，而且那里头还有西瓜。另一个红卫兵来了拿起皮带就往人脸上抽，当时就破了，把我们吓的。我也打过人，这是我现在觉得最惭愧的事情。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人性完完全全没遮没拦了，什么丑恶的东西都有。我不是说我有一个很丑恶的心，我就是跟着瞎闹，为了淘换一个军挎包费尽心机。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定要记住“文革”，那么痛苦和罪恶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责任。
后来就是上山下乡、当知青。很多人不愿意去，但我是自己坚决要去，黑龙江兵团来招人，人家说你这腿有问题你不能去，我写决心书，还跑步、打篮球、做各种动作让人看，就为了证明腿没事。最后人家说这孩子还行，去吧！我心里这个开心呐，走的那天我都不想让我妈来送，因为她一送她就掉眼泪。但那天我妈真的来了，她远远地找啊找，终于找到我在的那辆车了，然后就敲窗户，实际上我妈是给我送勺来了，我从车窗拿过来勺之后就说您回去吧，然后就扭头跟同学开玩笑去了。我妈哭了，然后就走了，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对不起我妈。
我那时候特别要求进步，连队里有一匹马，是最贵的固定资产，得找一个负责任的小青年去，我有个师傅是种马班的班长，他说：“我看这孩子行，老实！”我就被点名去了种马班，我特别热爱这个工作，别人扛着锄头排着队去下大田，我放马吹着口琴，都特别羡慕，后来团部宣传队要借调我去排样板戏我都拒绝了，假装不会唱，就是不愿意离开放马这个活。后来我演《曹操与蔡文姬》，有骑马的戏，把马骑立起来，都是我自己来的，现场的一片掌声。
有的时候也要求上进到有点儿“左”，后来当生产队长，为了提前完成任务，领着队员半夜起来割稻子，直到大家都累倒了。后来就开始有人对我有意见，觉得我特“事儿”，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一个特“事儿”的年代。
“你终于松下来了”
真正感觉到苦闷是当知青的后期，开始考虑到前途、而且觉得自己没有前途的时候，少吃顿饭不是苦，心苦才是苦。
在黑龙江过了三四年以后忽然发现有些老的知青结婚了，结完婚就过着那种日子，夏天的时候你就得为冬天割柳条子去了，扛着柳条子回家，冬天没有煤，要托多少关系走后门才能弄一点煤过冬，突然我就觉得将来是不是我也得过这种日子？想到这些，我就有点动摇了。
后来，我的好多朋友都走了，想返城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了。有一年我们宣传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当时宣传队有三个人跟我谈话，说：“老濮，你能不能不报名？放我一马，我最后一年了。”但那个时候能有名额去上大学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手里拿着申请找政委批，在政委的办公室门前站了很久就是敲不了这个门，为什么？因为你是团代会代表、是先进模范，你写过决心书要扎根边疆，怎么有脸面敲这个门。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小职员之死，那种卑微，特别卑微。
最终我还是没有敲，就让希望那么死掉了。后来长春电影制片厂来招人，说要拍一个知青题材的电影，团里通知让我第二天到师部去见导演，结果头天晚上着火了，草垫子着了，必须打火，当时没出事，但半夜回来后一看，脸上都是火燎的泡。后来见到导演，人家的眼睛根本没在我脸上停三秒钟，连话都没问。
我从1973年开始尝试报考文工团，当时每年只有12天的探亲假，回来就充分利用这12天的时间练习表演。1977年，终于考上了空政话剧团，从黑龙江回到了北京。
我在空政呆了9年，从24岁到33岁，演了很多龙套，匪兵甲、红军乙，有时台词只有两个字，有时候干脆没有。那种到了三十几岁都没人理的焦虑，也会向往名利，会困惑，都有很深的体会。我当时和李雪健住同一个宿舍，境遇差不多，但大家都很积极，李雪健那时特别勤快，每天一吹哨，他就起来到团里打扫卫生了，谁都抢不过他，有时候为了自己能每天打扫卫生，还把扫帚藏起来，让别人找不着。
空政话剧团离人艺不远，我经常能看到人艺的青年演员在排练厅排戏，那时候我父亲是人艺的领导，但那个年代想通过他的照顾进人艺是不可能的。1983年的时候，我终于当了一回主角。空政排演《周郎拜帅》，我演周瑜，这也是我在空政9年中演得唯一一个主角。但就是因为这个主角，我才有机会回到人艺。
1985年春节，人艺举办迎春晚会，我作为家属也去了，蓝天野老师看了我在《周郎拜帅》中的表演，说想借调我到人艺排一个戏。这真的是时来运转，没有蓝天野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于借调我这件事，剧院当时有意见，那么多演员，非得外请？虽然他是苏民的儿子。还有人说我们人艺的青年演员都死绝了吗？剧院也跟蓝导说，天野啊，你别外面借了。蓝天野就说了一句话，我不排了，扭头走了。
他把那戏扔了一年，第二年又找我来了，那部戏叫《秦王父子》，我在里面演公子扶苏，一开始一点儿头绪都没有，一上手我就冒傻气，连续来了十几遍，还是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那时真感觉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了。后来郑荣老师把我叫出来，说念台词哪儿能那么念呢？全都是重音，念得很假，要像生活中说话一样，不能句句都穷使劲，瞎使劲。那部戏虽不是很出色，但是我到人艺的一个开始，后来就正式调过来了。蓝天野老师是我的恩师，他对虚假表演疾恶如仇，我一辈子都不敢再那么演戏了。
隔了一年，我演了《巴黎人》，林兆华张开臂膀过来由衷地抱了我一下，说：“小濮，你终于松下来了。”那个时候我心里真激动。那个戏也不是特别出色，但是我知道我开始在台上用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声音、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演戏了，把自己摆进去了，我一辈子记得这个。
从我个人来讲，我40岁以后的进步是从林兆华开始的，跟着他排《哈姆雷特》《李白》《建筑大师》他给予我一些表演观念，他对于我的一些艺术指导，和我通过他对于现代艺术的一些了解，使得我突然间就多了一手。我除了传统的表演，从夏淳、从我父亲、从剧院的写实或现实主义的戏里面来的那部分东西之外，哦，我还能这么演戏。
站不好会掉下去
《英雄无悔》是我拍的第一部长篇连续剧，那是1996年， v从那之后，我人生中的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我是一个凡人，我有世俗的价值观，尽管在三十多岁前经历了一些苦闷和坎坷，但在我四十多岁时，我人生中所有的问题，特别是我要的那个“利”、物欲的东西都解决了。真的是谢天谢地，在恰当的年岁、恰当的生活经历中解决了恰当的问题。欲望一定要有止境，人才会快乐，真正的快乐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尽管后来也拍了不少影视剧，但我还是喜欢戏剧的舞台。我从小就在人艺的院子里长大，我觉得我的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况且我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这里。我觉得，戏剧是所有表演艺术形式中最尊贵的，戏剧有自己的尊严。看一场电影多少钱？看电视剧更是免费的，而观众要走进剧场看我们演戏，好一些的座位票价是六七百，甚至八百多、一千块，他们用自己这样的一种价值投入走进剧场去欣赏高贵的舞台艺术，对这一点，我特别得意。
2003年，我当了人艺副院长，开始做一些行政工作。当时让我干的时候，我拖了两年，后来还是答应了，但干了一段时间后就后悔，然后就写了辞职报告，但一直也没批。
行政工作，坦率地说，和背台词、塑造人物没关系。在二楼刚开完会闹得心情不愉快、吵架、争论，进排练场你就背不来词，苦恼极了。那时候开始看《道德经》，我一下明白好多事情，明白了个人和自然的关系，明白了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是渺小的。我没有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我不愿意负责，因为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不知道怎么领导，不会管理，比如心里都琢磨好了我三年以后开除你，但现在先用你，我真的不会，我真的在乎作为演员的那种性情和演员这个行当，我不具备管理者的宏观思维。
我现在并不负责具体的工作，林兆华也当过人艺的副院长，但我比他像话一点，常规的开会还是参加。在会上，我该提意见提意见，该说真话说真话，有时候不方便说真话可以忍着不说，但一定不会说假话，一定不会。
还有一些人跟我说，应该在文联和剧协再往上走走，给我更重要的职务。千万别，我不敢去，我已经站在边儿上了，站好了挺威风的，下面的人都仰视你，但站不好就真掉下去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曾经演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里的一句台词，一个小孩躺在地上，有人问他：“呦，孩子，你怎么躺地上了？”小孩说：“躺在地上不会掉下去。”所以，还是剧场好，脚踏实地，你登上房顶爬上树，看似风光无限，但很容易摔下来。人总有退休的那一天，到时候在老干部活动中见面，彼此因为过去在官场上的一些过节别别扭扭的，多尴尬。
也有人问我人艺应该在现在的戏剧环境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的答案就是人艺就是人艺，就要做属于人艺的、传统的、经典的、有品质的戏剧。千万不能随便引进别的物种而破坏了自己的生态，人艺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但真正走进这个大门的一定是一部分特定的有文学和戏剧基础修养的观众，一点儿没兴趣的您也干脆别买票。
其实我现在在人艺演戏，还有一种赎罪心理，我父亲是人艺的老人儿，我之前又是辞职又是公开批评人艺，很多人都看着呢，说我不爱人艺，不愿意为这个剧院的未来负责。我就是要用我的努力演出来堵住这些人的嘴。
如果总结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已得其所，安分守己。我什么都得到了，多余的都可以不要了，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助理、没有经纪人，自己的生意也做得不错，该干吗干吗，舒舒服服的。很多称号都是别人给的，但最重要的是我要干吗，我没得过这奖那奖没关系，有人花最高的票价走进剧场来看我的演出，我在台上演我想演的角色，这就是最快乐的事。
他们眼中的濮存昕
导演林兆华：
“现在的濮存昕和二十年前是绝然不同的今天的濮存昕，那种知天命后，内敛的锋利与柔韧，游刃有余的表达。”
演员陶虹：
(与濮存昕合演话剧《建筑大师》)
“濮哥的戏我觉得在表演上就不需要我来对他进行评价了，我把他当成我的榜样。他对身边的人和事物也都是特体贴、特宽容。我们排这个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在打扰他，但是他没有不耐烦，还是尽所能地把它们都做好。要是换成我自己，一定没有办法安下心来排的。”
哼着歌走进人艺一楼的排练厅，和一起排练新戏《伊凡诺夫》的年轻人讨论着过一阵去哪个滑雪场滑雪、生动地给人模仿邻居家告状的小孩—这，就是我们亲眼所见的濮存昕。
他说，现在只要一走进排练厅开始排练，自己就高兴极了，因为那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没有要不要辞去副院长头衔的纠结，没有关乎名和利的打扰，还能在角色中有所领悟朝着活明白的方向迈进，
没有比这更令人快乐的事儿了。
找到了伊凡诺夫
最近一直在排练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新戏《伊凡诺夫》，这是契诃夫的作品，林兆华改编的。老实说，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的状态并不好，心情比较浮躁，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找到伊凡诺夫这个人物，有一种生涩和不解。
但随着排练的深入，特别是在结束了《李白》的演出之后，全身心地投入进来，从台词入手，找到里面的路、里面的门，越排练越兴奋，也似乎明白了契诃夫为什么要写这个角色，他想通过这个角色表达什么。
表面上看，伊凡诺夫是一个遭遇了破产的知识分子，但他有机会翻身，管家告诉他，给我一点点本金，我去买下对面的土地，再把咱门前的河流切断，做一个坝，所有人就都得要给我们上供，我们马上就要翻身了，但他拒绝，甚至厌恶，为什么？一个重新的开始是可能的，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怀疑，开始拒绝，拒绝利益、爱情、友好、帮助按照我们的世俗价值观，很多一上手就能占到的便宜，但他都拒绝了，最后选择自杀，这又是为什么？
慢慢地，我开始明白了契诃夫想表达的一定不是一种成功衰败之后的失望，甚至不是一个悲剧。大师级的文学家通常都有一种对人、对世界、对人间的怜悯，伊凡诺夫所有的拒绝其实都是一种接受，一种看过了所有的阴暗之后对自己的一种接受，一种放下。伊凡诺夫应该是契诃夫精神世界中某个时间段的代言人。海明威、茨威格，很多大师在向世界表达完他的高贵思想之后，嘣，一枪自杀了结。我们看到的不应该是这种方式，而是那种精神里面非常高贵的东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演向中国观众传达我的感受—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就在于放不下，争吵、争斗，都是觉得自己对，但其实应该学会放下，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林兆华之所以选择这个作品也可能就是通过它找到了他心里的某个支点，戏如其人。现在，我也把自己摆进去了，濮存昕，作为一个演员，五十多岁了，应该向活得明白去迈进的时候，通过角色更明白了一种思维方式。明白了之后就很兴奋，每天都高兴极了。
苦中作乐的遭罪史
我人生中经历的动荡、感受的苦闷、遭的罪在三十多岁前受得差不多了，现在想想，年轻时吃点儿苦、受点儿罪简直太好了。
我两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看起来很不幸，其实很幸运。因为我所在的幼儿园一周之前有个女孩得的就是这病，当成发烧治，最后完全瘫痪了，我还记得她的样子。我呢，一发烧，阿姨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是跟那女孩一样的病，所以就没误诊，正好还赶上北大医院在做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很快我就能走路了。
后来我又在积水潭医院做了整形手术，自己也拼命锻炼，因为不想让人家骂我濮瘸子。特别是上体育课的时候，接力赛，谁都不愿意跟我一组，当时感觉自尊心都没处放了，也抱怨过父母，但最后还是基本恢复了。因为腿有伤，所以我必须保证自己的体重在75公斤以内，不能再胖了，因为只要一胖我左腿的力量就会显得弱一些，所以我这一辈子就是要练练练，这样一来，我作为演员状态也好了，比如我现在还能演年轻人，就要感谢这些挫折。
小学刚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我那时十二三岁，是红卫兵里最小的一拨，不用上学了，整天撒丫子，无法无天的，特别高兴。一开始是跟着警察到旅馆去查介绍信，如果碰到没有介绍信的，就拿着他的行李、用专门的车给他运到北京火车站。几天几夜不回家，那时也没有电话、也没跟家里打招呼，我记得第一次好几天没回家之后，有天半夜两三点钟偷偷摸摸地回家了，我以为爸我妈睡觉了，结果他们把台灯一开，问我去哪儿了，我就说“闹革命”去了。
也抄过家，抄家的时候在人家看到冰箱才知道原来冰箱是这样的，而且那里头还有西瓜。另一个红卫兵来了拿起皮带就往人脸上抽，当时就破了，把我们吓的。我也打过人，这是我现在觉得最惭愧的事情。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人性完完全全没遮没拦了，什么丑恶的东西都有。我不是说我有一个很丑恶的心，我就是跟着瞎闹，为了淘换一个军挎包费尽心机。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定要记住“文革”，那么痛苦和罪恶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责任。
后来就是上山下乡、当知青。很多人不愿意去，但我是自己坚决要去，黑龙江兵团来招人，人家说你这腿有问题你不能去，我写决心书，还跑步、打篮球、做各种动作让人看，就为了证明腿没事。最后人家说这孩子还行，去吧！我心里这个开心呐，走的那天我都不想让我妈来送，因为她一送她就掉眼泪。但那天我妈真的来了，她远远地找啊找，终于找到我在的那辆车了，然后就敲窗户，实际上我妈是给我送勺来了，我从车窗拿过来勺之后就说您回去吧，然后就扭头跟同学开玩笑去了。我妈哭了，然后就走了，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对不起我妈。
我那时候特别要求进步，连队里有一匹马，是最贵的固定资产，得找一个负责任的小青年去，我有个师傅是种马班的班长，他说：“我看这孩子行，老实！”我就被点名去了种马班，我特别热爱这个工作，别人扛着锄头排着队去下大田，我放马吹着口琴，都特别羡慕，后来团部宣传队要借调我去排样板戏我都拒绝了，假装不会唱，就是不愿意离开放马这个活。后来我演《曹操与蔡文姬》，有骑马的戏，把马骑立起来，都是我自己来的，现场的一片掌声。
有的时候也要求上进到有点儿“左”，后来当生产队长，为了提前完成任务，领着队员半夜起来割稻子，直到大家都累倒了。后来就开始有人对我有意见，觉得我特“事儿”，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一个特“事儿”的年代。
“你终于松下来了”
真正感觉到苦闷是当知青的后期，开始考虑到前途、而且觉得自己没有前途的时候，少吃顿饭不是苦，心苦才是苦。
在黑龙江过了三四年以后忽然发现有些老的知青结婚了，结完婚就过着那种日子，夏天的时候你就得为冬天割柳条子去了，扛着柳条子回家，冬天没有煤，要托多少关系走后门才能弄一点煤过冬，突然我就觉得将来是不是我也得过这种日子？想到这些，我就有点动摇了。
后来，我的好多朋友都走了，想返城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了。有一年我们宣传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当时宣传队有三个人跟我谈话，说：“老濮，你能不能不报名？放我一马，我最后一年了。”但那个时候能有名额去上大学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手里拿着申请找政委批，在政委的办公室门前站了很久就是敲不了这个门，为什么？因为你是团代会代表、是先进模范，你写过决心书要扎根边疆，怎么有脸面敲这个门。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小职员之死，那种卑微，特别卑微。
最终我还是没有敲，就让希望那么死掉了。后来长春电影制片厂来招人，说要拍一个知青题材的电影，团里通知让我第二天到师部去见导演，结果头天晚上着火了，草垫子着了，必须打火，当时没出事，但半夜回来后一看，脸上都是火燎的泡。后来见到导演，人家的眼睛根本没在我脸上停三秒钟，连话都没问。
我从1973年开始尝试报考文工团，当时每年只有12天的探亲假，回来就充分利用这12天的时间练习表演。1977年，终于考上了空政话剧团，从黑龙江回到了北京。
我在空政呆了9年，从24岁到33岁，演了很多龙套，匪兵甲、红军乙，有时台词只有两个字，有时候干脆没有。那种到了三十几岁都没人理的焦虑，也会向往名利，会困惑，都有很深的体会。我当时和李雪健住同一个宿舍，境遇差不多，但大家都很积极，李雪健那时特别勤快，每天一吹哨，他就起来到团里打扫卫生了，谁都抢不过他，有时候为了自己能每天打扫卫生，还把扫帚藏起来，让别人找不着。
空政话剧团离人艺不远，我经常能看到人艺的青年演员在排练厅排戏，那时候我父亲是人艺的领导，但那个年代想通过他的照顾进人艺是不可能的。1983年的时候，我终于当了一回主角。空政排演《周郎拜帅》，我演周瑜，这也是我在空政9年中演得唯一一个主角。但就是因为这个主角，我才有机会回到人艺。
1985年春节，人艺举办迎春晚会，我作为家属也去了，蓝天野老师看了我在《周郎拜帅》中的表演，说想借调我到人艺排一个戏。这真的是时来运转，没有蓝天野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于借调我这件事，剧院当时有意见，那么多演员，非得外请？虽然他是苏民的儿子。还有人说我们人艺的青年演员都死绝了吗？剧院也跟蓝导说，天野啊，你别外面借了。蓝天野就说了一句话，我不排了，扭头走了。
他把那戏扔了一年，第二年又找我来了，那部戏叫《秦王父子》，我在里面演公子扶苏，一开始一点儿头绪都没有，一上手我就冒傻气，连续来了十几遍，还是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那时真感觉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了。后来郑荣老师把我叫出来，说念台词哪儿能那么念呢？全都是重音，念得很假，要像生活中说话一样，不能句句都穷使劲，瞎使劲。那部戏虽不是很出色，但是我到人艺的一个开始，后来就正式调过来了。蓝天野老师是我的恩师，他对虚假表演疾恶如仇，我一辈子都不敢再那么演戏了。
隔了一年，我演了《巴黎人》，林兆华张开臂膀过来由衷地抱了我一下，说：“小濮，你终于松下来了。”那个时候我心里真激动。那个戏也不是特别出色，但是我知道我开始在台上用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声音、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演戏了，把自己摆进去了，我一辈子记得这个。
从我个人来讲，我40岁以后的进步是从林兆华开始的，跟着他排《哈姆雷特》《李白》《建筑大师》他给予我一些表演观念，他对于我的一些艺术指导，和我通过他对于现代艺术的一些了解，使得我突然间就多了一手。我除了传统的表演，从夏淳、从我父亲、从剧院的写实或现实主义的戏里面来的那部分东西之外，哦，我还能这么演戏。
站不好会掉下去
《英雄无悔》是我拍的第一部长篇连续剧，那是1996年， v从那之后，我人生中的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我是一个凡人，我有世俗的价值观，尽管在三十多岁前经历了一些苦闷和坎坷，但在我四十多岁时，我人生中所有的问题，特别是我要的那个“利”、物欲的东西都解决了。真的是谢天谢地，在恰当的年岁、恰当的生活经历中解决了恰当的问题。欲望一定要有止境，人才会快乐，真正的快乐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尽管后来也拍了不少影视剧，但我还是喜欢戏剧的舞台。我从小就在人艺的院子里长大，我觉得我的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况且我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这里。我觉得，戏剧是所有表演艺术形式中最尊贵的，戏剧有自己的尊严。看一场电影多少钱？看电视剧更是免费的，而观众要走进剧场看我们演戏，好一些的座位票价是六七百，甚至八百多、一千块，他们用自己这样的一种价值投入走进剧场去欣赏高贵的舞台艺术，对这一点，我特别得意。
2003年，我当了人艺副院长，开始做一些行政工作。当时让我干的时候，我拖了两年，后来还是答应了，但干了一段时间后就后悔，然后就写了辞职报告，但一直也没批。
行政工作，坦率地说，和背台词、塑造人物没关系。在二楼刚开完会闹得心情不愉快、吵架、争论，进排练场你就背不来词，苦恼极了。那时候开始看《道德经》，我一下明白好多事情，明白了个人和自然的关系，明白了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是渺小的。我没有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我不愿意负责，因为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不知道怎么领导，不会管理，比如心里都琢磨好了我三年以后开除你，但现在先用你，我真的不会，我真的在乎作为演员的那种性情和演员这个行当，我不具备管理者的宏观思维。
我现在并不负责具体的工作，林兆华也当过人艺的副院长，但我比他像话一点，常规的开会还是参加。在会上，我该提意见提意见，该说真话说真话，有时候不方便说真话可以忍着不说，但一定不会说假话，一定不会。
还有一些人跟我说，应该在文联和剧协再往上走走，给我更重要的职务。千万别，我不敢去，我已经站在边儿上了，站好了挺威风的，下面的人都仰视你，但站不好就真掉下去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曾经演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里的一句台词，一个小孩躺在地上，有人问他：“呦，孩子，你怎么躺地上了？”小孩说：“躺在地上不会掉下去。”所以，还是剧场好，脚踏实地，你登上房顶爬上树，看似风光无限，但很容易摔下来。人总有退休的那一天，到时候在老干部活动中见面，彼此因为过去在官场上的一些过节别别扭扭的，多尴尬。
也有人问我人艺应该在现在的戏剧环境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的答案就是人艺就是人艺，就要做属于人艺的、传统的、经典的、有品质的戏剧。千万不能随便引进别的物种而破坏了自己的生态，人艺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但真正走进这个大门的一定是一部分特定的有文学和戏剧基础修养的观众，一点儿没兴趣的您也干脆别买票。
其实我现在在人艺演戏，还有一种赎罪心理，我父亲是人艺的老人儿，我之前又是辞职又是公开批评人艺，很多人都看着呢，说我不爱人艺，不愿意为这个剧院的未来负责。我就是要用我的努力演出来堵住这些人的嘴。
如果总结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已得其所，安分守己。我什么都得到了，多余的都可以不要了，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助理、没有经纪人，自己的生意也做得不错，该干吗干吗，舒舒服服的。很多称号都是别人给的，但最重要的是我要干吗，我没得过这奖那奖没关系，有人花最高的票价走进剧场来看我的演出，我在台上演我想演的角色，这就是最快乐的事。
他们眼中的濮存昕
导演林兆华：
“现在的濮存昕和二十年前是绝然不同的今天的濮存昕，那种知天命后，内敛的锋利与柔韧，游刃有余的表达。”
演员陶虹：
(与濮存昕合演话剧《建筑大师》)
“濮哥的戏我觉得在表演上就不需要我来对他进行评价了，我把他当成我的榜样。他对身边的人和事物也都是特体贴、特宽容。我们排这个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在打扰他，但是他没有不耐烦，还是尽所能地把它们都做好。要是换成我自己，一定没有办法安下心来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