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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动完手术，切了一个肾，因为病已经走到肾脏。家属去手术室领人，护士只负责带路安排，不负责运送。
我和母亲走到手术室旁边一间大房间，但见阴风嗖嗖，阴气沉沉，一大群术后的病人躺在那里，一个个牙关和双目都紧闭，神色惨淡，都是鬼门关闯过来的。
一床床带轮子的病床纵横摆列，老爹在何处？满屋子找老爹，护士很严肃地说：“找到亲人，就要喊，喊醒来，不然就睡过去和你们永别了。”
在一大堆人当中找到老爹，他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如同死去，我和老娘吓坏了。一路推车，一路喊，喊他游荡的魂。
從手术楼回住院部，端的不易也，好一道斜坡，推过去时，是下坡，怕病床下滑过快，把病人抛下来；推回来时，又变成上坡，拉得好吃劲，好似在跟死神比赛。
父亲躺着，没有反应。
有一位农民大哥，和我们同县的，虽然人瘦，力气却大，他老婆运气奇差，患肾癌，据说是十万分之一的比例。他先把老婆的车推上去，看我们吃力，走过来，一手猛力一拽，父亲的病床就飞翔一般上了坡。
后来我跟他聊，他说：不晓得老婆吃了什么东西，得这么个病。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就是坚持要生崽，结果生了三个闺女，虽然未达成心愿，但还是尝到甜头。这回老婆生病，家里的事情全由三个闺女管，自己放放心心地管老婆。
说到这里，他吐了一大口烟，露出熏黄的牙齿，得意地笑：“幸亏生了三个，三个好闺女。”一种抗争之后胜利的笑容。
和父亲同病房的是湖南师大的保卫科干部，六十来岁，复员军人，老婆是省政府的，只有一个儿子，80后，当时考上了香港大学，学导演专业。
我每天跑上跑下，那位阿姨看在眼里，忽然责备我爸妈说：“你们两口子怎么只生一个呢？你儿子好可怜呢，我都心疼他好久了。”
其实我当时没觉得自己多惨，她这么一强调，我倒真的觉得自己够惨。
这话不知怎么地就传出去了，那些只有一个子女的家长都过来看望父亲，都过来同情我，然后大家都叹息，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将来叹息：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老了怎么办，孩子将来负担重怎么办？
我成反面教材了。
小时候父母单位同事那些艳羡的目光，此刻都消失远去，模糊在地平线上，取之而来的是冷酷的现实，焦灼的现实。我那时确实很焦灼，一种单兵作战的焦灼和惶恐。本来吗，为人儿女，照顾父母，天经地义，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个兄弟姐妹，确实要好过一点。
没有过长夜浩叹，不足以谈论人生。
我想我是有资格谈人生了。
我那时候，就常常地长夜浩叹，感叹没有兄弟姐妹。这种感叹，在老爹第二次动完手术后尤其强烈。
老爹第二次从鬼门关回来，身体就从来没有清爽过，疼痛感一直不消停，起初用理疗机还可以应付一阵，后来理疗机也不管用，直接用吗啡。隔三岔五地住院，母亲每次都得在医院陪通宵，父亲痛，母亲就没法睡，帮他按摩。
县医院条件差，晚间保暖措施不佳，一到傍晚，父亲就催母亲回去，说：你不能陪我睡这里，晚间感冒，你若病了，儿子又远在广州，那就两个老人等着完蛋，你赶紧回去。
于是，母亲每到傍晚，就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去，看到别人一家子团团圆圆健健康康跳舞，上馆子，心酸得直落泪。
我在广州，也没几天开心日子，有时候和同事开玩笑，正要开怀大笑，一想到当天打电话回去问父亲的病情，母亲总是说父亲还在痛，就实在没有笑的心情。
我和老婆都得上班，孩子怎么办？把岳父岳母请过来，结果过来没几天，他们的孙女又病了，老两口火急火燎地回湖南。没了老人，我只好带着儿子去上班，安置在办公室。记得有一回带着儿子去单位食堂吃中饭，儿子闹着要吃汤粉，我把他抱在胸前，去汤锅前，同事们惊叫起来：“你也不怕热汤溅到孩子身上吗？”
居然狼狈至于斯！
这种情况实在没法维持，父亲在湖南着急起来，要把我母亲赶到广州来，母亲说：我去广州照顾孙儿，你老头子咋办？父亲骂起来：我是个没用的人了，你管我做什么？快去管我的孙宝，求你了。
母亲一把眼泪地南下广州，一头挂念着老爹，一头管着孙子，那时候父亲自己挣扎着去医院化疗，是母亲的朋友们帮着送饭。
我也焦虑着，经常梦见孩子不见了，找不着了，或者受伤了，梦里急得直哭。有一回梦见儿子的摇篮居然放在窗户外面，高高地挂在八楼的外空间，儿子就这么高空睡着，我急得捶胸顿足，责备母亲和老婆，梦里连嗓子都喊破了。
父亲在湖南病痛得实在不行，母亲只能扔下这一头的孙儿，回湖南照顾父亲，而岳父岳母得在家乡看管生病的孙女。这人手挪来挪去，总觉得不够用，总觉得多一双手就好了。老天爷，从哪里增一双手呢？又不能临时制造。
当时先请了老婆的堂侄女当保姆，不久，岳母又抛开她的孙女，让岳父在家乡照顾，自己来广州给我们带小孩。
老天爷似乎专门挑倒霉的人下手，这么挪来挪去总算人手均衡了，结果岳母身体不适，发现是子宫癌！只得回家治病。好在老婆还有弟弟，岳母治病动手术全靠他照料，如果老婆也是独生子女，想一想都冒冷汗。
到2009年暑期，父亲几乎已经离不开医院了，每天晚上都剧痛，母亲则一天到晚没法合眼睡觉，从家里跑医院，从医院跑家里，做饭做菜，送饭送菜，穿梭往来，疲于奔命。可怜老爹老娘，两条老命，一个为病，一个为照顾病人，就这么惨烈地耗着。
父母山穷水尽，我必须得回家了，休年假也好，请事假也好，扣钱也好，没薪水发也好，我都得回去了。
感谢老婆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业，正好是暑假，她起码能全身心照顾孩子了，我没了这层包袱，总算可以放心回湖南。
当时的老爸，只有三十多公斤了，一身的骨头，触摸着都手痛，心更痛。母亲也瘦得叫人揪心，满头白发如飞蓬，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如同癫婆子一般。 那时岳母已病入膏肓，幸亏有小舅子照顾着。父亲已离死不远，但他总是安慰愁眉苦脸的我，反复用抱歉的语调说：“儿子，辛苦你了，等我病好了，一定到广州去给你带孩子，解除你的后顾之忧。”
我回去之后，其实并未减缓母亲的辛劳，老婆带孩子，煮饭菜，母亲送饭菜，我陪父亲，但也不能从早陪到晚，还是得和母亲轮流看护。就是说，母亲也要和我轮流熬夜看护父亲，因为实在找不出第三个人来。
父亲一到晚间就剧痛，剧痛就打吗啡，打完之后就发烧，翻来覆去，需要亲人肢体上的抚摸，但母亲累得连抚摸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候我终于感性地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合不合理，不完全在于人口多少，而在于青壮年在人口中占的比例，比例大，社会就充满生机。
我感叹没有兄弟姐妹，有人可能會反驳：儿女多有什么用，如果都不孝顺，不如不生。这话在理，也不在理，儿女多未必是好事，但如果社会上年轻人不多，那肯定不是好事。年轻人就是社会的儿女，是全体老人共同的儿女，把范围一扩大，问题就明晰了。
陪了父亲半个月，又得想着上班的事，但担子全部落在母亲身上是很残忍的。老婆也得管一管岳母的事，没有弟弟妹妹来顶，只好请护理工。
护理工是个中年妇女，我拼命地给她钱，求她多照管我老爹，她也拼命地答应。恰巧那时父亲的疼痛戛然截止，浑身轻松下来，胃口也好了，我和老娘很高兴，以为老人家又可以活一段时间。
我居然忘记了一个成语，一个叫“回光返照”的成语。
父亲也觉得自己好了，于是催我回广州上班，不能再耽误了。于是我决定暂时回去上班。
那天，走出病房，不忍，又回过来看老爹，握着他的手，老爹不耐烦地说：回去吧，回去上班。
我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瘦骨嶙峋地侧卧着，面对墙壁，不由得眼泪唰唰地流，心里直疼，想着一定要给他好好策划一个生日，让他高高兴兴度完最后一个生日。
没想到，一走就是永别。
不到两天，父亲就在无人知晓中走了，不痛不挣扎地走了。请来的护工拿了我那么多钱，居然推说要去洗澡，离开病房回家了。母亲当时在家做饭，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走了，具体时间不详。
如果当时是弟妹守着，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这么一个看重送终的国度，我的罪大了。我去父亲住过的病房喊魂，叫声爷老倌，你跟我回去吧，这里不是你睡的地方。心里痛恨得自己不行，又幻想着如果有个弟妹，暂时替我陪护父亲几天也好，弟妹可以告诉我，父亲走的时候怎么样，说过什么话，有什么表情，对我有什么话要说…………
父亲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希望那一阵寂静是安详的，而不是在无人陪伴中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生日，他来了，来到我梦里，一身清爽，穿着青衣，高兴地说，我的身体都换过了，原来的病体扔了，好舒服。
如果父亲是活着说这句话，该多好啊。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说是吗？
我和母亲走到手术室旁边一间大房间，但见阴风嗖嗖，阴气沉沉，一大群术后的病人躺在那里，一个个牙关和双目都紧闭，神色惨淡，都是鬼门关闯过来的。
一床床带轮子的病床纵横摆列，老爹在何处？满屋子找老爹，护士很严肃地说：“找到亲人，就要喊，喊醒来，不然就睡过去和你们永别了。”
在一大堆人当中找到老爹，他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如同死去，我和老娘吓坏了。一路推车，一路喊，喊他游荡的魂。
從手术楼回住院部，端的不易也，好一道斜坡，推过去时，是下坡，怕病床下滑过快，把病人抛下来；推回来时，又变成上坡，拉得好吃劲，好似在跟死神比赛。
父亲躺着，没有反应。
有一位农民大哥，和我们同县的，虽然人瘦，力气却大，他老婆运气奇差，患肾癌，据说是十万分之一的比例。他先把老婆的车推上去，看我们吃力，走过来，一手猛力一拽，父亲的病床就飞翔一般上了坡。
后来我跟他聊，他说：不晓得老婆吃了什么东西，得这么个病。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就是坚持要生崽，结果生了三个闺女，虽然未达成心愿，但还是尝到甜头。这回老婆生病，家里的事情全由三个闺女管，自己放放心心地管老婆。
说到这里，他吐了一大口烟，露出熏黄的牙齿，得意地笑：“幸亏生了三个，三个好闺女。”一种抗争之后胜利的笑容。
和父亲同病房的是湖南师大的保卫科干部，六十来岁，复员军人，老婆是省政府的，只有一个儿子，80后，当时考上了香港大学，学导演专业。
我每天跑上跑下，那位阿姨看在眼里，忽然责备我爸妈说：“你们两口子怎么只生一个呢？你儿子好可怜呢，我都心疼他好久了。”
其实我当时没觉得自己多惨，她这么一强调，我倒真的觉得自己够惨。
这话不知怎么地就传出去了，那些只有一个子女的家长都过来看望父亲，都过来同情我，然后大家都叹息，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将来叹息：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老了怎么办，孩子将来负担重怎么办？
我成反面教材了。
小时候父母单位同事那些艳羡的目光，此刻都消失远去，模糊在地平线上，取之而来的是冷酷的现实，焦灼的现实。我那时确实很焦灼，一种单兵作战的焦灼和惶恐。本来吗，为人儿女，照顾父母，天经地义，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个兄弟姐妹，确实要好过一点。
没有过长夜浩叹，不足以谈论人生。
我想我是有资格谈人生了。
我那时候，就常常地长夜浩叹，感叹没有兄弟姐妹。这种感叹，在老爹第二次动完手术后尤其强烈。
老爹第二次从鬼门关回来，身体就从来没有清爽过，疼痛感一直不消停，起初用理疗机还可以应付一阵，后来理疗机也不管用，直接用吗啡。隔三岔五地住院，母亲每次都得在医院陪通宵，父亲痛，母亲就没法睡，帮他按摩。
县医院条件差，晚间保暖措施不佳，一到傍晚，父亲就催母亲回去，说：你不能陪我睡这里，晚间感冒，你若病了，儿子又远在广州，那就两个老人等着完蛋，你赶紧回去。
于是，母亲每到傍晚，就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去，看到别人一家子团团圆圆健健康康跳舞，上馆子，心酸得直落泪。
我在广州，也没几天开心日子，有时候和同事开玩笑，正要开怀大笑，一想到当天打电话回去问父亲的病情，母亲总是说父亲还在痛，就实在没有笑的心情。
我和老婆都得上班，孩子怎么办？把岳父岳母请过来，结果过来没几天，他们的孙女又病了，老两口火急火燎地回湖南。没了老人，我只好带着儿子去上班，安置在办公室。记得有一回带着儿子去单位食堂吃中饭，儿子闹着要吃汤粉，我把他抱在胸前，去汤锅前，同事们惊叫起来：“你也不怕热汤溅到孩子身上吗？”
居然狼狈至于斯！
这种情况实在没法维持，父亲在湖南着急起来，要把我母亲赶到广州来，母亲说：我去广州照顾孙儿，你老头子咋办？父亲骂起来：我是个没用的人了，你管我做什么？快去管我的孙宝，求你了。
母亲一把眼泪地南下广州，一头挂念着老爹，一头管着孙子，那时候父亲自己挣扎着去医院化疗，是母亲的朋友们帮着送饭。
我也焦虑着，经常梦见孩子不见了，找不着了，或者受伤了，梦里急得直哭。有一回梦见儿子的摇篮居然放在窗户外面，高高地挂在八楼的外空间，儿子就这么高空睡着，我急得捶胸顿足，责备母亲和老婆，梦里连嗓子都喊破了。
父亲在湖南病痛得实在不行，母亲只能扔下这一头的孙儿，回湖南照顾父亲，而岳父岳母得在家乡看管生病的孙女。这人手挪来挪去，总觉得不够用，总觉得多一双手就好了。老天爷，从哪里增一双手呢？又不能临时制造。
当时先请了老婆的堂侄女当保姆，不久，岳母又抛开她的孙女，让岳父在家乡照顾，自己来广州给我们带小孩。
老天爷似乎专门挑倒霉的人下手，这么挪来挪去总算人手均衡了，结果岳母身体不适，发现是子宫癌！只得回家治病。好在老婆还有弟弟，岳母治病动手术全靠他照料，如果老婆也是独生子女，想一想都冒冷汗。
到2009年暑期，父亲几乎已经离不开医院了，每天晚上都剧痛，母亲则一天到晚没法合眼睡觉，从家里跑医院，从医院跑家里，做饭做菜，送饭送菜，穿梭往来，疲于奔命。可怜老爹老娘，两条老命，一个为病，一个为照顾病人，就这么惨烈地耗着。
父母山穷水尽，我必须得回家了，休年假也好，请事假也好，扣钱也好，没薪水发也好，我都得回去了。
感谢老婆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业，正好是暑假，她起码能全身心照顾孩子了，我没了这层包袱，总算可以放心回湖南。
当时的老爸，只有三十多公斤了，一身的骨头，触摸着都手痛，心更痛。母亲也瘦得叫人揪心，满头白发如飞蓬，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如同癫婆子一般。 那时岳母已病入膏肓，幸亏有小舅子照顾着。父亲已离死不远，但他总是安慰愁眉苦脸的我，反复用抱歉的语调说：“儿子，辛苦你了，等我病好了，一定到广州去给你带孩子，解除你的后顾之忧。”
我回去之后，其实并未减缓母亲的辛劳，老婆带孩子，煮饭菜，母亲送饭菜，我陪父亲，但也不能从早陪到晚，还是得和母亲轮流看护。就是说，母亲也要和我轮流熬夜看护父亲，因为实在找不出第三个人来。
父亲一到晚间就剧痛，剧痛就打吗啡，打完之后就发烧，翻来覆去，需要亲人肢体上的抚摸，但母亲累得连抚摸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候我终于感性地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合不合理，不完全在于人口多少，而在于青壮年在人口中占的比例，比例大，社会就充满生机。
我感叹没有兄弟姐妹，有人可能會反驳：儿女多有什么用，如果都不孝顺，不如不生。这话在理，也不在理，儿女多未必是好事，但如果社会上年轻人不多，那肯定不是好事。年轻人就是社会的儿女，是全体老人共同的儿女，把范围一扩大，问题就明晰了。
陪了父亲半个月，又得想着上班的事，但担子全部落在母亲身上是很残忍的。老婆也得管一管岳母的事，没有弟弟妹妹来顶，只好请护理工。
护理工是个中年妇女，我拼命地给她钱，求她多照管我老爹，她也拼命地答应。恰巧那时父亲的疼痛戛然截止，浑身轻松下来，胃口也好了，我和老娘很高兴，以为老人家又可以活一段时间。
我居然忘记了一个成语，一个叫“回光返照”的成语。
父亲也觉得自己好了，于是催我回广州上班，不能再耽误了。于是我决定暂时回去上班。
那天，走出病房，不忍，又回过来看老爹，握着他的手，老爹不耐烦地说：回去吧，回去上班。
我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瘦骨嶙峋地侧卧着，面对墙壁，不由得眼泪唰唰地流，心里直疼，想着一定要给他好好策划一个生日，让他高高兴兴度完最后一个生日。
没想到，一走就是永别。
不到两天，父亲就在无人知晓中走了，不痛不挣扎地走了。请来的护工拿了我那么多钱，居然推说要去洗澡，离开病房回家了。母亲当时在家做饭，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走了，具体时间不详。
如果当时是弟妹守着，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这么一个看重送终的国度，我的罪大了。我去父亲住过的病房喊魂，叫声爷老倌，你跟我回去吧，这里不是你睡的地方。心里痛恨得自己不行，又幻想着如果有个弟妹，暂时替我陪护父亲几天也好，弟妹可以告诉我，父亲走的时候怎么样，说过什么话，有什么表情，对我有什么话要说…………
父亲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希望那一阵寂静是安详的，而不是在无人陪伴中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生日，他来了，来到我梦里，一身清爽，穿着青衣，高兴地说，我的身体都换过了，原来的病体扔了，好舒服。
如果父亲是活着说这句话，该多好啊。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说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