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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2007年度流域限批第二批解限名单，甘肃白银、安徽巢湖、蚌埠、河北邯郸经济开发区、山东莘县工业园区等5个地区在经历了长达3个月阵痛之后，终于走出了第四次环保风暴。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面对媒体坦言：每一次，“风暴”其实都是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的“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
被潘岳称为“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流域限批这根大棒屡屡击中地方政府的“软肋”。回顾4次风暴来临，公众的叫好声淹没了地方的“限批之痛”，当舆论的洪流将流域限批这剂“猛药”的药力无限放大的时候，“局中人”潘岳却发出了“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感喟。
猛药治沉疴，在当前的政府治理过程中，被冠之以“风暴”、“旋风”、“战役”等名词的集中整治活动已经成为常规性动作，国家层面有“环评风暴”、“审计风暴”、“土地执法风暴”，地方政府有“打狗风暴”、“治超旋风”、“整治黑车狂飙行动”等等。“风暴”过后，不仅仅带来了舆论的快感，其政治杀伤力还形成了部门“威权”。但是，“是药三分毒”，运动式治理之后，各种病症又故态复萌，而且出现更强的抗药性，当前，在多个领域政府治理就陷入了“治乱循环”。以环保为例，江河湖海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2007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等几大淡水湖同时告急。环评风暴之后，潘岳言辞恳切地痛陈环保困局，明确表示限批已经是“最后一招”。不可否认，以“环评风暴”为代表的运动式治理俨然成为了“扁鹊之术”。
上医医无病、中医医欲病、下医医已病，扁鹊三兄弟故事里蕴含着朴素的管理学常识，那就是事前控制、过程控制要比事后控制有效得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常识往往最容易被忽略，所以扁鹊三个兄弟中，老大尽管能医人未病之时，但是其名声远不及下猛药治沉疴的扁鹊。
“扁鹊之术”之所以在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三方面原因不容忽视。首先，运动式治理是以极致化的行政手段为特征，在长期的行政习惯中，各级官员运用行政手段远比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更加得心应手。官员的知识结构缺陷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完全模式化的运动式治理更易操作。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治理—行政问责—总结评估，这样的程序要比动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用时短、见效快。
其次，在日常政府管理活动中，目标导向的价值偏好，使得各级官员对于前馈控制和过程控制重视不够，体现在工作中就是没有预警机制，管理精细化不足，而粗放式的管理容易沉淀隐患，当矛盾累积到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才会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整个社会对于官员的评价也陷入了“下医易出名”的怪圈。发飙、叫停、掀起“风暴”，下猛药出狠招的部门或者官员，更能够得到媒体的拥趸和舆论的关注，就像“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手术”的扁鹊那样获得盛名。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与其追捧“下医”的疗伤之术，不如相信“上医”的防病之术；与其快慰于治理“风暴”的凌厉，不如从精细管理中寻求心安；与其欢呼运动式治理带来的震撼，不如期盼政府活动能够演变成一场“静悄悄的管理”。
一句话，政府治理绝不可偏信“扁鹊之术”。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面对媒体坦言：每一次，“风暴”其实都是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的“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
被潘岳称为“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流域限批这根大棒屡屡击中地方政府的“软肋”。回顾4次风暴来临，公众的叫好声淹没了地方的“限批之痛”，当舆论的洪流将流域限批这剂“猛药”的药力无限放大的时候，“局中人”潘岳却发出了“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感喟。
猛药治沉疴，在当前的政府治理过程中，被冠之以“风暴”、“旋风”、“战役”等名词的集中整治活动已经成为常规性动作，国家层面有“环评风暴”、“审计风暴”、“土地执法风暴”，地方政府有“打狗风暴”、“治超旋风”、“整治黑车狂飙行动”等等。“风暴”过后，不仅仅带来了舆论的快感，其政治杀伤力还形成了部门“威权”。但是，“是药三分毒”，运动式治理之后，各种病症又故态复萌，而且出现更强的抗药性，当前，在多个领域政府治理就陷入了“治乱循环”。以环保为例，江河湖海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2007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等几大淡水湖同时告急。环评风暴之后，潘岳言辞恳切地痛陈环保困局，明确表示限批已经是“最后一招”。不可否认，以“环评风暴”为代表的运动式治理俨然成为了“扁鹊之术”。
上医医无病、中医医欲病、下医医已病，扁鹊三兄弟故事里蕴含着朴素的管理学常识，那就是事前控制、过程控制要比事后控制有效得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常识往往最容易被忽略，所以扁鹊三个兄弟中，老大尽管能医人未病之时，但是其名声远不及下猛药治沉疴的扁鹊。
“扁鹊之术”之所以在政府治理领域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三方面原因不容忽视。首先，运动式治理是以极致化的行政手段为特征，在长期的行政习惯中，各级官员运用行政手段远比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更加得心应手。官员的知识结构缺陷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完全模式化的运动式治理更易操作。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治理—行政问责—总结评估，这样的程序要比动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用时短、见效快。
其次，在日常政府管理活动中，目标导向的价值偏好，使得各级官员对于前馈控制和过程控制重视不够，体现在工作中就是没有预警机制，管理精细化不足，而粗放式的管理容易沉淀隐患，当矛盾累积到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才会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整个社会对于官员的评价也陷入了“下医易出名”的怪圈。发飙、叫停、掀起“风暴”，下猛药出狠招的部门或者官员，更能够得到媒体的拥趸和舆论的关注，就像“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手术”的扁鹊那样获得盛名。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与其追捧“下医”的疗伤之术，不如相信“上医”的防病之术；与其快慰于治理“风暴”的凌厉，不如从精细管理中寻求心安；与其欢呼运动式治理带来的震撼，不如期盼政府活动能够演变成一场“静悄悄的管理”。
一句话，政府治理绝不可偏信“扁鹊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