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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是明末清初的说书艺人，他技艺高超，尤其在明末曾为左良玉的幕客，经历了南明内部各方势力之间的斗争和弘光朝政权的崩溃。孔尚任《桃花扇》以复社公子听柳敬亭说书开篇，又以柳敬亭等三人的《秣陵秋》弹唱结束，写尽苍凉沉痛的兴亡之感。柳敬亭是清初文士津津乐道的艺人，他的说书艺术和人生经历与明清易代有着密切的关联，清初出现了相当可观的以柳敬亭说书为题材的诗文作品。
吴伟业《柳敬亭传》是一篇内容详尽又有所寄托的传记，梅村记述了柳敬亭的学艺过程，又刻画柳敬亭的性格与处世风格，还以较大的篇幅叙述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为幕客受宠的情形及搭救左良玉部将陈秀的细节。在吴伟业眼里，柳敬亭是一位像鲁仲连那样为人排难解纷的纵横之士，精湛的说书技艺只是他表面的形象，而他的为人处世和政治眼光都有可称道处。梅村这样写柳敬亭的性格和处世之道：“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通显，傲弄无所诎。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澹辞雅对，一坐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尊重布衣，傲视权贵，对答得体，这应该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处士的品格。营救陈秀的过程表明柳敬亭“善用权谲，为人排难解纷率类此”。明亡后重操旧业，“每被酒，尝为人说宁南时事，则欷歔洒泣”。梅村给柳敬亭的形象增添了鲁仲连式的内涵，尽力写出动荡时代纵橫之士的面目，这样的处理包含了丰富的难以直接言说的意蕴。从全文看来，吴伟业的《柳敬亭传》显得有些冗长枝蔓，不够精练，梅村没有完全处理好说书艺人和纵横之士的内存矛盾，二者并未在柳敬亭的形象里统一。褚人穫《坚瓠集》卷五《柳敬亭》云：
泰州柳敬亭以说平话擅名，吴梅村先生为之立传。顺治初，马进宝镇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饭，马饭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饭毕，欲穷治膳夫。进宝残忍酷虐，杀人如戏，柳悯之，乘间取鼠矢啖之，曰：“此黑米也。”进宝既失其矢，遂已其事。柳之宅心仁厚，为人排难解纷，率类如此。
柳敬亭以他的机智化解暴虐将领的怒气，解救有过失的下属，应该出自他的仁慈之心，不必将他提高到“国士”的行列。
黄宗羲读了吴伟业《柳敬亭传》《张南垣传》后深感不满，于是动手改写。黄宗羲在清初大儒里最重视文章之学，曾编选《明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读》，他的古文也写得相当出色。他认为吴伟业《柳敬亭传》“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黄宗羲所谓的“文章家架子”，就是“儒者气象”，以儒家的立场和思想评判人物事理。吴伟业把柳敬亭比拟为鲁仲连，就没有以儒者的身份立论，抬高了柳敬亭的品格和作用。在黄宗羲看来，柳敬亭、张涟“其人皆琐琐不足道”。黄宗羲改写的《柳敬亭传》，以柳敬亭说书艺术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从莫生的指教和柳敬亭的人生阅历叙述柳敬亭精湛技艺的原因。文中说：“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柳敬亭丰富的人生阅历尤其是曾在军中为左良玉幕客的经历对养成他高超的说书技艺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宗羲交代柳敬亭晚年踪迹说：“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下，然不过以倡优遇之。”马逢知（马进宝）把柳敬亭视为倡优，黄宗羲亦如此，文末感叹云：“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梨洲心中，士大夫与市井倡优是雅俗贵贱迥然不同的两个阶层，他的自负与自傲心理昭然可见。
崇祯十一年冬，张岱寓居南京，闵汶水的茶艺、濮仲谦的竹雕、姚允在的绘画、柳敬亭的说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既写了《闵汶水茶》《曲中妓王月生》《柳麻子说书》三首七律，又有《濮仲谦雕刻》《闵老子茶》《姚简叔画》《王月生》《柳敬亭说书》系列小品收入《陶庵梦忆》。
张岱的《柳敬亭说书》，以说书为中心勾勒柳敬亭的神情笑貌，读者在简洁干净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柳敬亭口角的波俏和眉眼的飞动，这个婉娈的柳麻子在纸上也这么让人向往，张岱的文字功夫真是了得！他写柳敬亭的外貌，突出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婉娈”形成反差，又有一点相互映发之意。写柳敬亭说书的生意大好，虽然价格不菲，还要十日前预订，这样的行市与当时朱市名妓王月生的火爆有得一比。然后转入写柳敬亭说书技艺之高超，张岱选取了自己听过的《景阳冈武松打虎》片段来做说明，他认为柳敬亭“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嗡嗡有声”，张岱鉴赏的眼光也同样细入毫发，与柳敬亭的说书艺术旗鼓相当。接着，张岱又写柳敬亭对观众颇为严苛的要求，他们必须全神贯注，稍有疲倦之色或走神之举就不再讲说。这似乎不太合乎情理的要求源于柳敬亭对自己技艺的自负和人格的自尊，而出神入化的技艺更是平日研习的结果。文末呼应开篇，又翻出新意：“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婉娈”是张岱给柳敬亭的定评，也是本篇的文眼。
关于柳敬亭的生平经历，张岱并非不了解。明亡后柳敬亭曾去绍兴谋生，结果很糟糕，张岱写了一首七律《柳敬亭住越三月大不得意而去闻有再来之信故作》，诗云：“越人有目不能司，直待人言始信之。蔡泽同时都不齿，相如隔世反相思。自闻去后方言悔，倘再来时又作嗤。安得平原十日饮，归来弹铗可无辞。”丙戌绍兴城破之后，原来的世家大族纷纷沦落，像战国平原君那样的主人也找不到了。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可以在南京、苏州这样的大都会红火，在绍兴却遭受冷遇。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越中人似乎不大能接受柳敬亭的以扬州方言为主体的评话艺术。诗中张岱对越人也颇有微词，他在写柳敬亭时，从艺术的角度着手，不提与政治的关联，使之成为一位纯粹的说书艺人，立意与吴伟业《柳敬亭传》全然不同。而在张岱笔下，柳敬亭技艺高超，自尊自重，是美妙可爱之人，文字之间渗透着张岱的肯定和赞赏，这又与黄宗羲《柳敬亭传》所表现的评价尺度相去甚远。张岱的文章开辟了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天地。
在张岱笔下，柳敬亭的形象不是孤立的，他与其他市井艺人存在着一些共性，构成了张岱市井艺人书写鲜明的特色：
竹雕艺人濮仲谦：“南京濮仲谦雕刻，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
民间画师姚允在：“简叔塞渊不露聪明，为人落落难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亲疏。与余交不知何缘，反而求之不得也……访友报恩寺，出册叶百方，宋元名笔。简叔眼光透入重纸，据梧精思，面无人色。及归，为余仿苏汉臣一图……复视原本，一笔不失。”
茶艺名家闵汶水：‘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娑一老。方叙话，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
与柳敬亭同样红火的朱市妓王月生：“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
这些市井艺人技艺高超，把全部生命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工艺中，他们淡泊名利，自尊自重，其性情和人品皆不同流俗，在他们身上，技艺和人格融合成一种境界，用张岱的话来说就是“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张岱以这种诗性思维把握并描绘他所接触的市井艺人，逸笔草草勾勒出市井艺人的精神风骨，这是张岱散文最具特色也最有魅力之处。
晚明时代江南城市经济繁荣，工艺美术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他们的人品和作品也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和赞赏。在《吴中绝技》中，张岱列举了吴中最负盛名的玉工、犀工等工匠，并对他们的工艺水平作如是评论：“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鉴赏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由技艺上升到艺术的层面，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晚明的能工巧匠就与《庄子》中顺应天道的人物联系上了。张岱还列举了晚明技艺最高超的竹工、漆工、铜工和窑工的姓名，这些过去被视为“贱工”的匠人如今“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他们因为自己的绝艺可以和士大夫平起平坐，晚明城市氛围的宽松和自由于此可见，市井艺人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张岱的市井艺人书写根植于此。
张岱的市井艺人书写深受庄子的影响，《庄子》大量寓言中的人物，有一些就是市井艺人，如庖丁、支离疏、宋画师等。这些人物大多身有残疾，形貌丑陋，如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他们在从事自己的工艺时，“解衣盘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像佝偻丈人那样：“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他们的境界由技而进于道。庄子通过这些艺术形象向读者解说他所谓的天道和自然，他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影响深远。
张岱充分吸收了庄子创造的这一中国文学优良传统，又加以提升发挥，使市井艺人书写达到一个很高的艺术层次。他笔下的市井艺人构成了中国文学独特的人物画廊，为中国传统文化打开另一扇窗户。从文化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廊庙文化、士大夫文化和世俗文化三個层面。廊庙文化庄严凝重，士大夫文化儒雅平和，世俗文化泼辣通俗。而张岱构建的市井艺人文化融合了士大夫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某些元素，它根植于晚明活跃的市镇经济。柳敬亭身上所展现的高超的说书技艺和自尊舒展的人格，极富活力和韧性，这种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演变趋势。张岱之后，这类人物在中国文学里不绝如缕，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吴敬梓收束全书的“四客”和柳敬亭的文化人格一脉相承，这个传统在汪曾祺、阿城的小说和散文中也得到继承和发挥。
一
吴伟业《柳敬亭传》是一篇内容详尽又有所寄托的传记，梅村记述了柳敬亭的学艺过程，又刻画柳敬亭的性格与处世风格，还以较大的篇幅叙述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为幕客受宠的情形及搭救左良玉部将陈秀的细节。在吴伟业眼里，柳敬亭是一位像鲁仲连那样为人排难解纷的纵横之士，精湛的说书技艺只是他表面的形象，而他的为人处世和政治眼光都有可称道处。梅村这样写柳敬亭的性格和处世之道：“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通显，傲弄无所诎。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澹辞雅对，一坐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尊重布衣，傲视权贵，对答得体，这应该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处士的品格。营救陈秀的过程表明柳敬亭“善用权谲，为人排难解纷率类此”。明亡后重操旧业，“每被酒，尝为人说宁南时事，则欷歔洒泣”。梅村给柳敬亭的形象增添了鲁仲连式的内涵，尽力写出动荡时代纵橫之士的面目，这样的处理包含了丰富的难以直接言说的意蕴。从全文看来，吴伟业的《柳敬亭传》显得有些冗长枝蔓，不够精练，梅村没有完全处理好说书艺人和纵横之士的内存矛盾，二者并未在柳敬亭的形象里统一。褚人穫《坚瓠集》卷五《柳敬亭》云：
泰州柳敬亭以说平话擅名，吴梅村先生为之立传。顺治初，马进宝镇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饭，马饭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饭毕，欲穷治膳夫。进宝残忍酷虐，杀人如戏，柳悯之，乘间取鼠矢啖之，曰：“此黑米也。”进宝既失其矢，遂已其事。柳之宅心仁厚，为人排难解纷，率类如此。
柳敬亭以他的机智化解暴虐将领的怒气，解救有过失的下属，应该出自他的仁慈之心，不必将他提高到“国士”的行列。
黄宗羲读了吴伟业《柳敬亭传》《张南垣传》后深感不满，于是动手改写。黄宗羲在清初大儒里最重视文章之学，曾编选《明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读》，他的古文也写得相当出色。他认为吴伟业《柳敬亭传》“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黄宗羲所谓的“文章家架子”，就是“儒者气象”，以儒家的立场和思想评判人物事理。吴伟业把柳敬亭比拟为鲁仲连，就没有以儒者的身份立论，抬高了柳敬亭的品格和作用。在黄宗羲看来，柳敬亭、张涟“其人皆琐琐不足道”。黄宗羲改写的《柳敬亭传》，以柳敬亭说书艺术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从莫生的指教和柳敬亭的人生阅历叙述柳敬亭精湛技艺的原因。文中说：“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柳敬亭丰富的人生阅历尤其是曾在军中为左良玉幕客的经历对养成他高超的说书技艺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宗羲交代柳敬亭晚年踪迹说：“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下，然不过以倡优遇之。”马逢知（马进宝）把柳敬亭视为倡优，黄宗羲亦如此，文末感叹云：“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梨洲心中，士大夫与市井倡优是雅俗贵贱迥然不同的两个阶层，他的自负与自傲心理昭然可见。
二
崇祯十一年冬，张岱寓居南京，闵汶水的茶艺、濮仲谦的竹雕、姚允在的绘画、柳敬亭的说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既写了《闵汶水茶》《曲中妓王月生》《柳麻子说书》三首七律，又有《濮仲谦雕刻》《闵老子茶》《姚简叔画》《王月生》《柳敬亭说书》系列小品收入《陶庵梦忆》。
张岱的《柳敬亭说书》，以说书为中心勾勒柳敬亭的神情笑貌，读者在简洁干净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柳敬亭口角的波俏和眉眼的飞动，这个婉娈的柳麻子在纸上也这么让人向往，张岱的文字功夫真是了得！他写柳敬亭的外貌，突出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婉娈”形成反差，又有一点相互映发之意。写柳敬亭说书的生意大好，虽然价格不菲，还要十日前预订，这样的行市与当时朱市名妓王月生的火爆有得一比。然后转入写柳敬亭说书技艺之高超，张岱选取了自己听过的《景阳冈武松打虎》片段来做说明，他认为柳敬亭“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嗡嗡有声”，张岱鉴赏的眼光也同样细入毫发，与柳敬亭的说书艺术旗鼓相当。接着，张岱又写柳敬亭对观众颇为严苛的要求，他们必须全神贯注，稍有疲倦之色或走神之举就不再讲说。这似乎不太合乎情理的要求源于柳敬亭对自己技艺的自负和人格的自尊，而出神入化的技艺更是平日研习的结果。文末呼应开篇，又翻出新意：“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婉娈”是张岱给柳敬亭的定评，也是本篇的文眼。
关于柳敬亭的生平经历，张岱并非不了解。明亡后柳敬亭曾去绍兴谋生，结果很糟糕，张岱写了一首七律《柳敬亭住越三月大不得意而去闻有再来之信故作》，诗云：“越人有目不能司，直待人言始信之。蔡泽同时都不齿，相如隔世反相思。自闻去后方言悔，倘再来时又作嗤。安得平原十日饮，归来弹铗可无辞。”丙戌绍兴城破之后，原来的世家大族纷纷沦落，像战国平原君那样的主人也找不到了。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可以在南京、苏州这样的大都会红火，在绍兴却遭受冷遇。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越中人似乎不大能接受柳敬亭的以扬州方言为主体的评话艺术。诗中张岱对越人也颇有微词，他在写柳敬亭时，从艺术的角度着手，不提与政治的关联，使之成为一位纯粹的说书艺人，立意与吴伟业《柳敬亭传》全然不同。而在张岱笔下，柳敬亭技艺高超，自尊自重，是美妙可爱之人，文字之间渗透着张岱的肯定和赞赏，这又与黄宗羲《柳敬亭传》所表现的评价尺度相去甚远。张岱的文章开辟了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天地。
三
在张岱笔下，柳敬亭的形象不是孤立的，他与其他市井艺人存在着一些共性，构成了张岱市井艺人书写鲜明的特色：
竹雕艺人濮仲谦：“南京濮仲谦雕刻，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
民间画师姚允在：“简叔塞渊不露聪明，为人落落难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亲疏。与余交不知何缘，反而求之不得也……访友报恩寺，出册叶百方，宋元名笔。简叔眼光透入重纸，据梧精思，面无人色。及归，为余仿苏汉臣一图……复视原本，一笔不失。”
茶艺名家闵汶水：‘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娑一老。方叙话，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
与柳敬亭同样红火的朱市妓王月生：“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
这些市井艺人技艺高超，把全部生命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工艺中，他们淡泊名利，自尊自重，其性情和人品皆不同流俗，在他们身上，技艺和人格融合成一种境界，用张岱的话来说就是“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张岱以这种诗性思维把握并描绘他所接触的市井艺人，逸笔草草勾勒出市井艺人的精神风骨，这是张岱散文最具特色也最有魅力之处。
晚明时代江南城市经济繁荣，工艺美术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他们的人品和作品也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和赞赏。在《吴中绝技》中，张岱列举了吴中最负盛名的玉工、犀工等工匠，并对他们的工艺水平作如是评论：“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鉴赏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由技艺上升到艺术的层面，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晚明的能工巧匠就与《庄子》中顺应天道的人物联系上了。张岱还列举了晚明技艺最高超的竹工、漆工、铜工和窑工的姓名，这些过去被视为“贱工”的匠人如今“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他们因为自己的绝艺可以和士大夫平起平坐，晚明城市氛围的宽松和自由于此可见，市井艺人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张岱的市井艺人书写根植于此。
张岱的市井艺人书写深受庄子的影响，《庄子》大量寓言中的人物，有一些就是市井艺人，如庖丁、支离疏、宋画师等。这些人物大多身有残疾，形貌丑陋，如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他们在从事自己的工艺时，“解衣盘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像佝偻丈人那样：“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他们的境界由技而进于道。庄子通过这些艺术形象向读者解说他所谓的天道和自然，他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影响深远。
张岱充分吸收了庄子创造的这一中国文学优良传统，又加以提升发挥，使市井艺人书写达到一个很高的艺术层次。他笔下的市井艺人构成了中国文学独特的人物画廊，为中国传统文化打开另一扇窗户。从文化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廊庙文化、士大夫文化和世俗文化三個层面。廊庙文化庄严凝重，士大夫文化儒雅平和，世俗文化泼辣通俗。而张岱构建的市井艺人文化融合了士大夫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某些元素，它根植于晚明活跃的市镇经济。柳敬亭身上所展现的高超的说书技艺和自尊舒展的人格，极富活力和韧性，这种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演变趋势。张岱之后，这类人物在中国文学里不绝如缕，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吴敬梓收束全书的“四客”和柳敬亭的文化人格一脉相承，这个传统在汪曾祺、阿城的小说和散文中也得到继承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