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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的画作中隐藏着他的文学里很少显现的“私人性”，那是他精神世界“无对象”的呈现。
通常，国中的西画家（更别提国画家）会以不同的理由（民族性、文化传统、东方风格、道家渊源、政治语境）渲染并利用中国背景（这是失根的一代才会当真的话语），木心不玩这类花招。中国背景之于他、于他那代人，不言而喻，但木心不言，也不喻，仿佛若无其事。
他的若有其事是什么呢？是他在兹念兹的所谓“世界性”。他的趣味（江南艺专胎记），说过了;他长期有志于现代艺术（临老玩弄“纯抽象”），也说过了。这些故事都能对应他的写作立场的“世界性”，虽然进入他的文学、文字、文风，“世界性”这一宏大表述仍将步入迷津，但如木心这般在乎“世界性”的作家，本土当代文学恐怕很难遇到另一个例子，《文学回忆录》，便是世界主义的长篇独白。
但文学的“世界主义”会在他的绘画中遭遇两难（抑或：什么是绘画中的“古文”或“白话”？），而他的画面与他自述的宋元人名单，并没有可指认的关系，何况转印画根本不是“国画”。但在外人看来（譬如艾什利），为什么上千年来，中国人喜欢描绘山水画（没有一个国族具有这等绵长而延续的“风景画”传统）？木心独钟山水画，这是他无可回避的“中国”资源，而他为之缄默。他能以十四行的商籁体，全部重写《诗经》，绘画，是另一回事：绘画不是语言。所谓“绘画语言”，不过是形容词。
木心画作《废谷》
所以我不确定以下的分析是关于文学与绘画，抑或关于木心。我不是在暗示：纽约时期的木心回向中国背景有如回家，多数留洋画家晚岁转向中国画工具：刘海粟、赵无极、吴冠中——木心不做这件事。他的寓所不设文房四宝（美术馆陈列的老砚台，是他回乌镇后有人送他的，他从未用过），也没有半张宣纸（我几次送他，他不要）;他嘲笑留洋前辈的晚年国画（他说，那是“票友”水准）。他接受林风眠既非西画、亦非“国画”的那样一种暧昧的方式，是不愿陷入似是而非的所谓“文化”的界分。
他一笔好字，抄诗，弄题签，就写在硬纸或复印纸上（也许他是对的：直到明清这才出现宣纸）。我说可惜了，他顺下目光，嗒然说道：“写字么，根本是绝望的……魏晋人写过了，写什么写！”同样，谈及所谓国画，他的断语很简单：“国画是完了的，走不下去的。”别说今人，两宋之后，他仅瞩目可数的几位元明画家。但他的意见无涉文化激进主义（譬如“国画衰亡论”），只如访谈中所示：喜欢，或不喜欢。
在他，绘画与文学顯然是两件事。他坐下写作，极度警策。“一杯茶、一支烟，头脑光清！”他常这样凛然说道;他画画，却是感觉的、直截的：想什么想，画画不要想！
我相信，纽约大幅度颠覆了木心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想象。在他写作的最后阶段，仍试图在无疆界无主义的文学空间，走得更远，更自由，但我愿确定地说：他的绘画的最后阶段，远离现代主义。
他的绘画的好恶（如我与他的好几次怄气）并不就是他的文学的好恶（有《文学回忆录》为证）。他嫌恶几乎所有绘画的写实性，但热爱并敬畏写实主义文学（数落种种现代流派后，他说，文学的未来的出路，恐怕还在写实主义）;他不关心，也不太了解超现实主义绘画，却连篇累牍大谈超现实主义文学。他终生爱敬芬奇、塞尚，但对这两个姓名间四百多年的无数画家，简直视若无睹（如果不是说得太重的话），可是文学、诗作（自古希腊、《诗经》一路下来），只要他读过，便不愿错过一家，而竟各有心得。
他心仪的西洋画家太少了，开不出前述访谈的那份名单。相较西洋文学与音乐，很久我才发现：木心并不果真迷恋西洋绘画。
他爱芬奇，是在蒙娜丽莎的肩后望见了“宋画”的渊深而雅驯，他那本唯一的画册，达芬奇，并不翻看，是那份旧版画册的设计招他喜欢;他爱塞尚，并非意在塞尚苦心经营的结构，而是逸笔草草，还有，所谓“味道”。在纽约、伦敦，他逛美术馆差不多是在陪我，等我看完再现的、逼真的、繁复的、叙述性的画，难以吸引他远远扫视巴洛克厅堂的伟大经典，他从不入神地细看、久看，十八九世纪名画，更是一走而过。
“味道太咸了。”他带着轻微的嫌弃，轻轻说道，就像吃不惯西菜的那种表情。他迷恋纸本。林风眠的影响源差不多全是纸本。纸本，不是西洋艺术的要项（甚至不是油画，而是雕刻，这一层，木心无保留赞叹古希腊）。纸、墨、毛笔，意味着中国的渊源除了艺专时期，木心成年后即放弃油画。这一层他和鲁迅倒是相契（鲁迅说：原作都看不见，油画家等于摸“黑弄堂”）。
有一回说起中国人弄油画，木心轻蔑地笑了，嗤道：“油画？做梦哩！”我大声同意他，他开心起来，顺口哄我：“侬倒还好，还可以……”我问为什么，他忽而收了调笑的语气，说：“侬老实呀。”
我并不“老实”，常会装着相信他。固然，他标举的西洋作家远多于中国古典作家，换句话说，如前述，他永远试着以西人的目光，回看祖宗，从司马迁到汤显祖，从李白到曹雪芹，他总会说：可惜，他们不通“世界”。奇怪：他不曾以类似的贬褒加诸中国古典绘画。我确信，他爱倪瓒远甚于巴洛克画家，他会如眼下选中他而借以叙述山水画史的英国人那样，看待中国背景么？我真希望艾什利知道：木心，一个绍兴人，怎样谈论西方的艺术与文学。
而在英国与欧陆，哪位艺术家谈起祖宗的艺术，动辄引述远自中国的立场么？此事假定真会有的话殊可玩味。也和鲁迅相似，木心对中国的旧学、旧诗、戏剧、国画……要么即兴地调笑、贬抑，要么不谈。不记得是胡兰成哪篇稿子说及鲁迅批评中国，可比是女子晨起，对镜梳妆，忽然不高兴起来。我读到，想起木心。但凡说及中国的事物，有时，木心便会这样的“不高兴起来”。
他真的是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这种爱法，我辈学不会，也不再懂得了带着狡黠而认真的神色，木心常说：“我是绍兴希腊人。”其实呢，他是个向往希腊的绍兴人（“卧东”而“怀西”）。他爱希腊神话，但他写《诗经演》，不必出于爱：那就是他。他的画如果有个幽灵，这幽灵，便是“中国”。
但他不说。在他的晚年遗稿中我发现几句话，贴上美术馆墙面。这些话并非说他自己，却回应了我以上结结巴巴的两难，也说出了他的艺术与“中国”，意味着什么：土，非中国。中国雅，雅之极也。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国最雅。
木心在乎“灵智”。写作，画画，但凡有所依傍、对照、仿效的手段，他一概抵触。他招供自己的写作基于“步虚”、“凭空”，是真的。他不藏书，写作没参考，画画亦然。他劝我看宋画，可他身边没有一本宋元画册，转印画，便是他的“凭空”。他不会说：今天我来画幅山水，他要等湿漉漉的纸面翻过来，当场寻找他的“画”。
他喜欢说魔性与神性，喜欢说二律背反的“间隙”。我可能完全错解了，但木心迷恋躲闪、藏身、设障、莫须有（或如巫鸿所说：“抹煞”）。他没完没了与我谈文学，谈家长里短，谈政治，谈一切，可是带着难以测知的理由，他很少，而且不愿谈论绘画。
“能说的事情，为啥去画？！”他说。他看不起画家——广义的画家——他说：“画家都没头脑的。”他是对的，因为他无可救药地关切智力。但他的智力提醒他，艺术并不意味智力，而是感觉与骚动。有一次他在梵高画前呆了好久，极恳切地说：“一只耿大呀！”（“耿大”，沪语即指傻子，并用“一只”形容）。这时他抱着芬奇似的心理（或者说：：心虚），反复说起同一个故事，说芬奇问拉斐尔：“你画画时有思想吗？”拉斐尔答：“没有”——这时，木心提高嗓音，像是宣布喜事：拉斐尔是对的呀！对的呀！
通常，国中的西画家（更别提国画家）会以不同的理由（民族性、文化传统、东方风格、道家渊源、政治语境）渲染并利用中国背景（这是失根的一代才会当真的话语），木心不玩这类花招。中国背景之于他、于他那代人，不言而喻，但木心不言，也不喻，仿佛若无其事。
他的若有其事是什么呢？是他在兹念兹的所谓“世界性”。他的趣味（江南艺专胎记），说过了;他长期有志于现代艺术（临老玩弄“纯抽象”），也说过了。这些故事都能对应他的写作立场的“世界性”，虽然进入他的文学、文字、文风，“世界性”这一宏大表述仍将步入迷津，但如木心这般在乎“世界性”的作家，本土当代文学恐怕很难遇到另一个例子，《文学回忆录》，便是世界主义的长篇独白。
但文学的“世界主义”会在他的绘画中遭遇两难（抑或：什么是绘画中的“古文”或“白话”？），而他的画面与他自述的宋元人名单，并没有可指认的关系，何况转印画根本不是“国画”。但在外人看来（譬如艾什利），为什么上千年来，中国人喜欢描绘山水画（没有一个国族具有这等绵长而延续的“风景画”传统）？木心独钟山水画，这是他无可回避的“中国”资源，而他为之缄默。他能以十四行的商籁体，全部重写《诗经》，绘画，是另一回事：绘画不是语言。所谓“绘画语言”，不过是形容词。
所以我不确定以下的分析是关于文学与绘画，抑或关于木心。我不是在暗示：纽约时期的木心回向中国背景有如回家，多数留洋画家晚岁转向中国画工具：刘海粟、赵无极、吴冠中——木心不做这件事。他的寓所不设文房四宝（美术馆陈列的老砚台，是他回乌镇后有人送他的，他从未用过），也没有半张宣纸（我几次送他，他不要）;他嘲笑留洋前辈的晚年国画（他说，那是“票友”水准）。他接受林风眠既非西画、亦非“国画”的那样一种暧昧的方式，是不愿陷入似是而非的所谓“文化”的界分。
他一笔好字，抄诗，弄题签，就写在硬纸或复印纸上（也许他是对的：直到明清这才出现宣纸）。我说可惜了，他顺下目光，嗒然说道：“写字么，根本是绝望的……魏晋人写过了，写什么写！”同样，谈及所谓国画，他的断语很简单：“国画是完了的，走不下去的。”别说今人，两宋之后，他仅瞩目可数的几位元明画家。但他的意见无涉文化激进主义（譬如“国画衰亡论”），只如访谈中所示：喜欢，或不喜欢。
在他，绘画与文学顯然是两件事。他坐下写作，极度警策。“一杯茶、一支烟，头脑光清！”他常这样凛然说道;他画画，却是感觉的、直截的：想什么想，画画不要想！
我相信，纽约大幅度颠覆了木心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想象。在他写作的最后阶段，仍试图在无疆界无主义的文学空间，走得更远，更自由，但我愿确定地说：他的绘画的最后阶段，远离现代主义。
他的绘画的好恶（如我与他的好几次怄气）并不就是他的文学的好恶（有《文学回忆录》为证）。他嫌恶几乎所有绘画的写实性，但热爱并敬畏写实主义文学（数落种种现代流派后，他说，文学的未来的出路，恐怕还在写实主义）;他不关心，也不太了解超现实主义绘画，却连篇累牍大谈超现实主义文学。他终生爱敬芬奇、塞尚，但对这两个姓名间四百多年的无数画家，简直视若无睹（如果不是说得太重的话），可是文学、诗作（自古希腊、《诗经》一路下来），只要他读过，便不愿错过一家，而竟各有心得。
他心仪的西洋画家太少了，开不出前述访谈的那份名单。相较西洋文学与音乐，很久我才发现：木心并不果真迷恋西洋绘画。
他爱芬奇，是在蒙娜丽莎的肩后望见了“宋画”的渊深而雅驯，他那本唯一的画册，达芬奇，并不翻看，是那份旧版画册的设计招他喜欢;他爱塞尚，并非意在塞尚苦心经营的结构，而是逸笔草草，还有，所谓“味道”。在纽约、伦敦，他逛美术馆差不多是在陪我，等我看完再现的、逼真的、繁复的、叙述性的画，难以吸引他远远扫视巴洛克厅堂的伟大经典，他从不入神地细看、久看，十八九世纪名画，更是一走而过。
“味道太咸了。”他带着轻微的嫌弃，轻轻说道，就像吃不惯西菜的那种表情。他迷恋纸本。林风眠的影响源差不多全是纸本。纸本，不是西洋艺术的要项（甚至不是油画，而是雕刻，这一层，木心无保留赞叹古希腊）。纸、墨、毛笔，意味着中国的渊源除了艺专时期，木心成年后即放弃油画。这一层他和鲁迅倒是相契（鲁迅说：原作都看不见，油画家等于摸“黑弄堂”）。
有一回说起中国人弄油画，木心轻蔑地笑了，嗤道：“油画？做梦哩！”我大声同意他，他开心起来，顺口哄我：“侬倒还好，还可以……”我问为什么，他忽而收了调笑的语气，说：“侬老实呀。”
我并不“老实”，常会装着相信他。固然，他标举的西洋作家远多于中国古典作家，换句话说，如前述，他永远试着以西人的目光，回看祖宗，从司马迁到汤显祖，从李白到曹雪芹，他总会说：可惜，他们不通“世界”。奇怪：他不曾以类似的贬褒加诸中国古典绘画。我确信，他爱倪瓒远甚于巴洛克画家，他会如眼下选中他而借以叙述山水画史的英国人那样，看待中国背景么？我真希望艾什利知道：木心，一个绍兴人，怎样谈论西方的艺术与文学。
而在英国与欧陆，哪位艺术家谈起祖宗的艺术，动辄引述远自中国的立场么？此事假定真会有的话殊可玩味。也和鲁迅相似，木心对中国的旧学、旧诗、戏剧、国画……要么即兴地调笑、贬抑，要么不谈。不记得是胡兰成哪篇稿子说及鲁迅批评中国，可比是女子晨起，对镜梳妆，忽然不高兴起来。我读到，想起木心。但凡说及中国的事物，有时，木心便会这样的“不高兴起来”。
他真的是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这种爱法，我辈学不会，也不再懂得了带着狡黠而认真的神色，木心常说：“我是绍兴希腊人。”其实呢，他是个向往希腊的绍兴人（“卧东”而“怀西”）。他爱希腊神话，但他写《诗经演》，不必出于爱：那就是他。他的画如果有个幽灵，这幽灵，便是“中国”。
但他不说。在他的晚年遗稿中我发现几句话，贴上美术馆墙面。这些话并非说他自己，却回应了我以上结结巴巴的两难，也说出了他的艺术与“中国”，意味着什么：土，非中国。中国雅，雅之极也。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国最雅。
木心在乎“灵智”。写作，画画，但凡有所依傍、对照、仿效的手段，他一概抵触。他招供自己的写作基于“步虚”、“凭空”，是真的。他不藏书，写作没参考，画画亦然。他劝我看宋画，可他身边没有一本宋元画册，转印画，便是他的“凭空”。他不会说：今天我来画幅山水，他要等湿漉漉的纸面翻过来，当场寻找他的“画”。
他喜欢说魔性与神性，喜欢说二律背反的“间隙”。我可能完全错解了，但木心迷恋躲闪、藏身、设障、莫须有（或如巫鸿所说：“抹煞”）。他没完没了与我谈文学，谈家长里短，谈政治，谈一切，可是带着难以测知的理由，他很少，而且不愿谈论绘画。
“能说的事情，为啥去画？！”他说。他看不起画家——广义的画家——他说：“画家都没头脑的。”他是对的，因为他无可救药地关切智力。但他的智力提醒他，艺术并不意味智力，而是感觉与骚动。有一次他在梵高画前呆了好久，极恳切地说：“一只耿大呀！”（“耿大”，沪语即指傻子，并用“一只”形容）。这时他抱着芬奇似的心理（或者说：：心虚），反复说起同一个故事，说芬奇问拉斐尔：“你画画时有思想吗？”拉斐尔答：“没有”——这时，木心提高嗓音，像是宣布喜事：拉斐尔是对的呀！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