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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为庆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九十华诞,特辑“‘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得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本刊已挑选出11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应征文章在上期刊出。本期刊出李约瑟博士本人应本刊之约从英国寄来的文章,以飧读者。在这篇文章中,李约瑟博士论述了他50多年来一直思考、探索以求解他自己提出的这一难题(即“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所得到的结论。李约瑟博士认为像西方其他科技史家那样一律遵循“内在论”是不能求得合乎逻辑的正确解答的,而必须探寻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特征才能说明问题。为此,他深刻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和社会形态的文献,认为他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性质的判断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是有一定依据的。正是适应这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所相应产生的国家机器的特征和功能,产生了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正是这种特征和功能,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自发产生。毋庸讳言,他这种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自信的认识与我国史学界的一般理解是有分歧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自己也提到这一点。这篇重要的中国科技史论文最初发表于《伯纳尔纪念文集》(伦敦,1964年)、《科学与社会》杂志(1964年,第28卷)和《半人马星座》杂志(1964年,第10卷),后又收入李约瑟博士自己的论文集《大滴定》(伦敦,1969年,多伦多,1979年)。现在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并由本刊在中国首次发表其中译文。本文由徐汝庄同志翻译,由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契教授校阅,由于篇幅所限,译文中对某些段落作了少量删节,虽无关宏旨,仍特此说明。至此,“‘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即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