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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似乎越来越小了，甚至已经变成一个各国人民往来不绝的小村落。即使在一所普通的校园里，出现一群金发碧眼的“小老外”也不会有人围观驻足了。可是，对于一位语文教师来说，教小老外学中文，那可真的一点也不平常，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就为此焦头烂额过，可也正因为此，才为我的教学生涯增添一些别样的收获。
蹩脚的尝试
那一年，我的班上来了几个外籍学生，有印尼的、秘鲁的、韩国的、孟加拉的……他们没有一个会说中文。上课的时候，这群白皮肤的、黑皮肤的、蓝眼睛的、金头发的孩子都用一种茫然不解的眼神干瞪着我，真叫人心里发慌。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专门花时间给他们补补课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为这群老外恶补汉语拼音吧。我把他们分在一个小组里，每天利用上课前的十几分钟为他们做特别辅导。班级上课的时候，他们可以听耳机、做抄写，安安静静地在一旁复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做个标记，下课后再来问我。就这样，从认识声母、韵母开始，然后到对口型，再标上声调拼读，足足用了半个月时间。看到他们用国际音标在拼音下面做标记，然后根据音标准读音节，有时真把我笑翻了——他们总是把“ch”读成[t?蘩]！
接下来，我找来一年级的课本教这群小老外学汉字。可怜我那点英文水平，上课的时候，要么手舞足蹈地比比划划，要么画图解说，实在不行就查汉英词典。小家伙们倒是非常认真地听讲，还做了大量的笔记，有时找不出合适的语言代替我讲解的内容，也会学着我的样子用图解的方式帮助记忆。
尴尬的“教学伏笔”
小老外的自学能力很强。你把要求说得越清楚，他们的复习功课就做得越好。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有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拗劲。有一天，我负责一节校内研究课。一大清早，教室里就架起了摄像机，还为前来听课的老师摆满了椅子。全班同学对这阵势早已熟悉，个个正襟危坐，全神贯注，争着给听课老师留下好的印象，生怕自己听漏了哪个问题，跟老师“接不上茬”。偏偏就那几个小老外若无其事的，对教室的变化无动于衷。
上课铃响了，我迅速进入状态。讲到动情处时，突然孟加拉小男孩若德林举起了手，我知道他一定是什么地方不明白了，便冲他眨眨眼，示意他下课再问。没想到他更着急了，把手举得更高了，我悄悄地用英文对他说：“请耐心等等。”可更没想到的是，他并不会意，更是离开座位，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一直走到摄像机前，不停地说：“老师，请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要不我没法进行下去了！”
负责拍录像的老师愣住了，其他老师也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个特殊的环节是否埋下了什么“教学伏笔”，我更是急得满头大汗，原先上课的思路被打断了，只能结结巴巴地若德林对说了一串连我自己都“不知所云”英文！结果，不光是听课的老师，连班上的同学都一头雾水地盯着我。直到下课后，听课教师们才弄清发生了什么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经过了一年的“艰苦奋战”，这些小老外们可以用中文进行简单的交流和书写了。孩子们的家长兴奋不已，其中，阿玛德的妈妈还特别做了一份孟加拉风味的烤鸡送到学校来表达谢意。
“有用的中文”
第二学年刚开学的时候，班上又赫然出现了两位外籍新生。一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小男孩杜沙诺，另一位是西班牙女孩丽莎，两个人除了同样的金发碧眼之外，还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完全不懂中文。
有了前面的经验，两个新生的学习进度很快，其他的小老外也有了当“学长”的机会，积极地为我担任翻译，有时还为两个新生听写字词，指读课文什么的。渐渐地，我发现孩子们虽然认识了不少汉字，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显得很吃力，甚至根本不愿用中文相互沟通。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我们的语文教材里，“情境式”口语交际实在太少了。我决定每天增加这类口语交际的内容，包括打电话问作业、聊聊自己的家庭情况等。
一天，杜沙诺告诉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些饭店不提供中英文菜单，所以很难点到自己喜欢吃的菜。我让他把菜单带到学校，为他详细地介绍每一种菜名。然后开始模拟“上饭馆”的练习：
“小朋友，你想来点什么？”
“来点什么——什么意思？”杜沙诺挠挠头。
“来点什么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说法，指的是你想点什么菜。一般情况下，中国饭店的服务生很少会问‘我能帮你什么吗’（Can I help you）。”
“哦，我想要一种带番茄味的，颜色红红的，吃起来酸酸的排骨。”
“酸甜排骨，外加番茄酱，对吗？”
“太对了！我喜欢！” 杜沙诺对这样的练习乐此不疲。
几天后，杜沙诺告诉我，他在饭馆上成功地帮助家人点上各自爱吃的菜。他得意极了：“妈妈说，你教的都是有用的中文！”
“你这是现炒现卖，汉语都很有用，只不过你学的是比较常用的词汇而已！”
“什么，你说卖什么？” 杜沙诺瞪大眼睛。
“关上眼睛”
随着语言的不断积累，小老外们经常会混淆各种动词的用法和搭配习惯，所以常常闹笑话。
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丽莎向我“告状”，说她的同桌一直不肯“关上眼睛”。我笑着纠正她：“是闭上眼睛，不是关上。”
丽莎把她漂亮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很费解的样子，问：“眼睛不是像窗户一样一开一关的吗？怎么是闭上呢？”
丽莎学中文特别讲究“感觉”，用她的话说就是“feeling”。记得她的家庭教师曾致电给我，因为丽莎要求她得先跟我学朗诵，“像杨老师那样，很有感情的，用唱歌的声音朗诵课文。”那个年轻的女孩向我抱怨道：“那么多的辅导内容，还要像唱歌一样来教，得教到什么时候啊！”
就因为这样，丽莎拒绝了她的辅导。这会儿，她又跟“关”字较起劲来了。
“嗯，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关门、关窗、闭眼、闭嘴’，也可以说‘门窗紧闭、关闭门窗、闭门不出’，但是，人体器官的动作一般都不用‘关’这个动词，这是表达习惯的问题。”
我知道自己解释得不太清楚，丽莎也听得一愣一愣的。可汉语实在太博大精深了，即使像我这样的汉语老师，要学的还有很多呢！
一转眼，孩子们毕业了。小老外们的中文水平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其中，若德林超过了社区中学入学考试的录取分数线，其他老外也顺利考取了理想的学校。我常常回想起和他们度过的那段时光，作为他们的汉语启蒙老师，我在教会他们使用汉语这一交际工具的同时，是否还把他们领进了语言的大花园呢？
蹩脚的尝试
那一年，我的班上来了几个外籍学生，有印尼的、秘鲁的、韩国的、孟加拉的……他们没有一个会说中文。上课的时候，这群白皮肤的、黑皮肤的、蓝眼睛的、金头发的孩子都用一种茫然不解的眼神干瞪着我，真叫人心里发慌。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专门花时间给他们补补课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为这群老外恶补汉语拼音吧。我把他们分在一个小组里，每天利用上课前的十几分钟为他们做特别辅导。班级上课的时候，他们可以听耳机、做抄写，安安静静地在一旁复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做个标记，下课后再来问我。就这样，从认识声母、韵母开始，然后到对口型，再标上声调拼读，足足用了半个月时间。看到他们用国际音标在拼音下面做标记，然后根据音标准读音节，有时真把我笑翻了——他们总是把“ch”读成[t?蘩]！
接下来，我找来一年级的课本教这群小老外学汉字。可怜我那点英文水平，上课的时候，要么手舞足蹈地比比划划，要么画图解说，实在不行就查汉英词典。小家伙们倒是非常认真地听讲，还做了大量的笔记，有时找不出合适的语言代替我讲解的内容，也会学着我的样子用图解的方式帮助记忆。
尴尬的“教学伏笔”
小老外的自学能力很强。你把要求说得越清楚，他们的复习功课就做得越好。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有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拗劲。有一天，我负责一节校内研究课。一大清早，教室里就架起了摄像机，还为前来听课的老师摆满了椅子。全班同学对这阵势早已熟悉，个个正襟危坐，全神贯注，争着给听课老师留下好的印象，生怕自己听漏了哪个问题，跟老师“接不上茬”。偏偏就那几个小老外若无其事的，对教室的变化无动于衷。
上课铃响了，我迅速进入状态。讲到动情处时，突然孟加拉小男孩若德林举起了手，我知道他一定是什么地方不明白了，便冲他眨眨眼，示意他下课再问。没想到他更着急了，把手举得更高了，我悄悄地用英文对他说：“请耐心等等。”可更没想到的是，他并不会意，更是离开座位，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一直走到摄像机前，不停地说：“老师，请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要不我没法进行下去了！”
负责拍录像的老师愣住了，其他老师也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个特殊的环节是否埋下了什么“教学伏笔”，我更是急得满头大汗，原先上课的思路被打断了，只能结结巴巴地若德林对说了一串连我自己都“不知所云”英文！结果，不光是听课的老师，连班上的同学都一头雾水地盯着我。直到下课后，听课教师们才弄清发生了什么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经过了一年的“艰苦奋战”，这些小老外们可以用中文进行简单的交流和书写了。孩子们的家长兴奋不已，其中，阿玛德的妈妈还特别做了一份孟加拉风味的烤鸡送到学校来表达谢意。
“有用的中文”
第二学年刚开学的时候，班上又赫然出现了两位外籍新生。一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小男孩杜沙诺，另一位是西班牙女孩丽莎，两个人除了同样的金发碧眼之外，还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完全不懂中文。
有了前面的经验，两个新生的学习进度很快，其他的小老外也有了当“学长”的机会，积极地为我担任翻译，有时还为两个新生听写字词，指读课文什么的。渐渐地，我发现孩子们虽然认识了不少汉字，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显得很吃力，甚至根本不愿用中文相互沟通。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我们的语文教材里，“情境式”口语交际实在太少了。我决定每天增加这类口语交际的内容，包括打电话问作业、聊聊自己的家庭情况等。
一天，杜沙诺告诉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些饭店不提供中英文菜单，所以很难点到自己喜欢吃的菜。我让他把菜单带到学校，为他详细地介绍每一种菜名。然后开始模拟“上饭馆”的练习：
“小朋友，你想来点什么？”
“来点什么——什么意思？”杜沙诺挠挠头。
“来点什么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说法，指的是你想点什么菜。一般情况下，中国饭店的服务生很少会问‘我能帮你什么吗’（Can I help you）。”
“哦，我想要一种带番茄味的，颜色红红的，吃起来酸酸的排骨。”
“酸甜排骨，外加番茄酱，对吗？”
“太对了！我喜欢！” 杜沙诺对这样的练习乐此不疲。
几天后，杜沙诺告诉我，他在饭馆上成功地帮助家人点上各自爱吃的菜。他得意极了：“妈妈说，你教的都是有用的中文！”
“你这是现炒现卖，汉语都很有用，只不过你学的是比较常用的词汇而已！”
“什么，你说卖什么？” 杜沙诺瞪大眼睛。
“关上眼睛”
随着语言的不断积累，小老外们经常会混淆各种动词的用法和搭配习惯，所以常常闹笑话。
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丽莎向我“告状”，说她的同桌一直不肯“关上眼睛”。我笑着纠正她：“是闭上眼睛，不是关上。”
丽莎把她漂亮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很费解的样子，问：“眼睛不是像窗户一样一开一关的吗？怎么是闭上呢？”
丽莎学中文特别讲究“感觉”，用她的话说就是“feeling”。记得她的家庭教师曾致电给我，因为丽莎要求她得先跟我学朗诵，“像杨老师那样，很有感情的，用唱歌的声音朗诵课文。”那个年轻的女孩向我抱怨道：“那么多的辅导内容，还要像唱歌一样来教，得教到什么时候啊！”
就因为这样，丽莎拒绝了她的辅导。这会儿，她又跟“关”字较起劲来了。
“嗯，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关门、关窗、闭眼、闭嘴’，也可以说‘门窗紧闭、关闭门窗、闭门不出’，但是，人体器官的动作一般都不用‘关’这个动词，这是表达习惯的问题。”
我知道自己解释得不太清楚，丽莎也听得一愣一愣的。可汉语实在太博大精深了，即使像我这样的汉语老师，要学的还有很多呢！
一转眼，孩子们毕业了。小老外们的中文水平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其中，若德林超过了社区中学入学考试的录取分数线，其他老外也顺利考取了理想的学校。我常常回想起和他们度过的那段时光，作为他们的汉语启蒙老师，我在教会他们使用汉语这一交际工具的同时，是否还把他们领进了语言的大花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