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10月15日，一个细雨纷纷的早晨。这天我们要去找寻台北六张犁墓地。记得日本学者横地刚《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书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话：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做六张犁的丘陵。在这里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近这里了。
一
从地图上看六张犁这个区域与我们下榻的远东国际大饭店并不算远，但是，在饭店的大堂向服务员徐小姐打听去六张犁公墓的路线时，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并非很容易回答。她问清楚要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墓地，马上帮忙询问和查找。
在我的概念中，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蒋介石曾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中共地下党的阴影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据《台湾历史纲要》一书介绍，国民党在台初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为名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胡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为可贵，一种人是能够力挽狂澜，纠正历史的过错；而另一种人却只能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向世界说明历史的过错是何等的残暴。1987年“解严”后，台湾向民主社会转型，许多曾在绿岛被监禁过的政治犯也平反出狱，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绿岛终于揭开其真实的面目，一段曾被视为禁忌的历史终得公之于世。
……
她终于打完了几个电话，教我们先乘台北的捷运（相当于上海的地铁）到六张犁站，出来打“计程车”，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去，到了一个分岔路——一边往木栅、一边往南港，就在这个路口有一崇德寺，其对面有一石碑，上写“政治受难者纪念墓园”，而它原先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台北市示范公墓”，如果打计程车就要告诉司机这个名字，她还在纸上把这个路线写得清清楚楚。
二
在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历史的叩问，注定是艰难和痛苦的。试想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而且在很长一段岁月中，这些字眼都是恐怖的禁忌，如果我自己跑到六张犁站的出口处问人，恐怕不但无人知道，而且还会把人吓一跳。
突然想到，这就是在生活中猛然插进来的政治。从专制独裁社会转向自由民主社会，涉及文化、政治、经济方方面面。在台湾的转型中，“经济起飞”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思乡寻根”的强大推动下，晚年的蒋经国，在生命最后两年里，忍受着病魔的折腾，开始与时间的赛跑。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0月7日，他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结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并非这位威权时代最后领袖的临时起意，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善意、宽容应对民间的政治诉求，经过深思熟虑后拆开了保守、仇恨垒筑的禁锢，使朝野力量向良性互动博弈的方向发展。
蒋经国也许想不到，他生前受到民进党的挑衅，而在其身后，却成为台湾人民心目中“最完美的政治人物”。1988年1月13日下午15时55分，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地在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蒋经国未能完成与时间的赛跑，但他却赢得了历史。20多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仅2326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
而今天，一个年轻人和电话另一头的不知什么人突然被拉入到历史的阴影之中，而且在她急切地向对方询问和解释大陆记者要去看看的对话中，我似乎感到她好像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以致在这过程中有邮差来大堂来找她签收邮件、另有好几个打进来的电话她都尽快地应付了事。
三
我们来到的捷运站里，有自由索取的向导图，上面赫赫标明了“六张犁”站。在六张梨捷运站的出站口的斜对面就有“往崇德街”几个大字，过马路就是崇德街，走几步就看到这条街真的是引向山上。“六张犁”站与“六张犁公墓”还有蛮远的距离。“店仔街”是通往山上公墓的必经之路。街口拐角处有一张非常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六张犁馒头店”。果然，在古早店铺前，摆着雪白的大馒头，十分诱人。顷刻，我好像闻到蒸馒头特有的香味，立刻兴奋不已。朋友告诉我：“六张犁的馒头很有名”。瞬间，我脑海里，陡然出现了鲁迅笔下那蘸着革命党人鲜血的人血馒头，又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
一路上山，有点弯曲，路较窄，路旁人家先是出租车司机的人家较多，后来越来越多的是与墓葬业相关的店铺、人家。路边也越来越多坟墓。有一座面向马路的比较大的墓碑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以金漆字写着：“徐蚌会战后胡琏将军于民国卅八年夏江西招兵单身战士之坟在台江西老兵建“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夏立”。想想看，已经是1949年夏天，还有这一批江西老表被迫从军，恐怕他们有些人之前连“台湾”这个地名都没有听过，结果却是客死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再往前走没多远，一个大弯环抱出一片向阳的山坡墓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方形白塔。正好路边有一道连结着水泥杆的铁丝网，从这个角度看那座白塔，有点像某种集中营与受难碑的图像意味。一直走到白塔下，就是崇德寺，对面一个向上陡坡，坡路口竖着一块水泥石碑，其造型像是两块木板并立，中间的距离大约有40厘米（目测），厚七、八十厘米，在靠外侧的一块的外侧角的两边分别写着同样的金漆大字：“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
这块石碑造型比较有现代设计的意念，与周边墓园完全是不同的时代产物。起这个名字的用意也很值得研究，“戒严时期”是很明确的历史时期概念，但是究竟在这个墓园里埋葬的受难者最后的遇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或许，“政治受难者”这个概念更为准确和令人心惊。
四
从这个路口往上走几步，拐一点弯，就是一座石牌坊，横楣上以红漆写着“台北市示范公墓”，在其左前方又竖着一块与坡路口那块形制相同、字体相同的“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的水泥碑。穿过公墓牌坊，右侧就看到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中间刻着一朵硕大的向日葵花。那种图像竟然与我们在“文革”时期的宣传画、黑板报上所画的向日葵何其相似。
照壁的左侧旁边是一块汉白玉碑，上书一大段文字，值得抄录在这里：
195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别是不少理想色彩浓厚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肃清匪谍”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往后近四十年间，台湾经济快速成长，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思潮成为社会主流，这段埋冤九泉的历史记忆逐渐破土而出。为了抚平受难者家属伤痛及平反这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民国”八十七年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也成立了基金会推动相关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将当初埋葬受难者遗骸的这块墓区重建为纪念公园，自“民国”八十五年开始规划并汇整受难者家属意见后，八十八年编制预算，九十一年兴建完成。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台北市政府谨志。
“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在照壁前立着一块黑色纪年石圆桌，桌面上刻写着一圈圈的年代数字，从1950年起，逐年刻记，看起来有点像锯断的树桩上的年轮一样，那几乎穿越了一甲子的时光。这是历史的见证！
在照壁的右侧是一道道白色大理石墙，在其前面的地面上有长方形木板，仿佛是白墙投射下来的投影，而在木板上则长出了一团团的褐色蘑菇，不知是设计而为还是自然生成。
墓区里没有管理人员，不知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何处是当年的政治受难者墓。顺着石级走上山坡上的墓区，但是从墓碑上的文字来看显然都不可能是政治受难者之墓。想到这里原来就是台北市示范公墓，这些坟墓应该都是原来公墓里的。当我们只好准备离开的时候，就在穿过石牌坊进来墓园之后的左侧，发现了一块很矮小的石板，上书：“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区第一墓区”，原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片墓区面积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杂树掩影。在山坡上就有约十来块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草率，填的红漆却还鲜艳，都是很简单的“‘民国’42年×月×日，×之墓”。
五
凡是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的社会，在独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后，会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对被扭曲、被伪造的历史，用自己的眼睛彻底找出真实的自己。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数十年的生死搏斗，以国民党败退台岛告一段落。但是，大陆一直在准备“解放台湾”，台湾则一直在准备“光复大陆”。在这种互相虎视眈眈、时刻想噬对方的斗争中，彼此的特工自然身处最前线。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被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吴石、朱谌之特大中共间谍案”曾轰动海内外。时隔整整半个世纪后，被台湾文史学者秦风（本名徐宗懋）先生重新披露出来，让人悲喜参半的同时，更多的是思考。
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谌之女士，本名朱贻荫，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这是她潜伏到台湾时的化名。1949年11月25日，时为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秘密特派员的她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在浙江定海被逮捕。1950年6月10日，喋血台北马场町刑场。
几十年来，尽管朱枫烈士的后人一直在寻找亲人遗骸，却沓沓无影。有消息说当年为她收尸的是其姐夫一家人，并为此事受过牵连，但他们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证实。那么，朱枫的遗骸在哪里呢？她何时才能入土为安？
转机总会到来。1999年，秦风先生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枫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2000年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此时，正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会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是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主办者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毕竟，在长达38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新店溪附近的马场町，取代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和“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参观了展览，并首次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残酷行为做了公开道歉。
2001年，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大陆的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女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第16辑中，首次看见母亲行刑前的照片，激动不已，随后，通过媒体写了一封信给作者秦风，委托他协助寻找其母亲的遗骸，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
……
2010年的清明节前，寓居于南京的朱晓枫女士告诉笔者：经过艰苦努力，在台湾牺牲的母亲遗骸终于有线索了。在六张犁的几百个无名墓碑里，找到了存放烈士遗骸的骨灰坛。
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被捕不屈的中共地下党人和“左翼”人士被押至马场町刑场处决，亲属不敢出面收敛，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六张犁的角落里，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几十年间已是荒野蔓草，直到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由此想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林丽锋先生曾满怀激情地说过的一句很经典的话：“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公诸于世”。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到2004年9月为止，依据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这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已经受理了7454件，申请人数18046人，已经接到补偿的有5984件，其中死刑是695件。最高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新台币。
一
从地图上看六张犁这个区域与我们下榻的远东国际大饭店并不算远，但是，在饭店的大堂向服务员徐小姐打听去六张犁公墓的路线时，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并非很容易回答。她问清楚要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墓地，马上帮忙询问和查找。
在我的概念中，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蒋介石曾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中共地下党的阴影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据《台湾历史纲要》一书介绍，国民党在台初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为名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胡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为可贵，一种人是能够力挽狂澜，纠正历史的过错；而另一种人却只能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向世界说明历史的过错是何等的残暴。1987年“解严”后，台湾向民主社会转型，许多曾在绿岛被监禁过的政治犯也平反出狱，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绿岛终于揭开其真实的面目，一段曾被视为禁忌的历史终得公之于世。
……
她终于打完了几个电话，教我们先乘台北的捷运（相当于上海的地铁）到六张犁站，出来打“计程车”，由崇德街一直往山上去，到了一个分岔路——一边往木栅、一边往南港，就在这个路口有一崇德寺，其对面有一石碑，上写“政治受难者纪念墓园”，而它原先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台北市示范公墓”，如果打计程车就要告诉司机这个名字，她还在纸上把这个路线写得清清楚楚。
二
在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历史的叩问，注定是艰难和痛苦的。试想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而且在很长一段岁月中，这些字眼都是恐怖的禁忌，如果我自己跑到六张犁站的出口处问人，恐怕不但无人知道，而且还会把人吓一跳。
突然想到，这就是在生活中猛然插进来的政治。从专制独裁社会转向自由民主社会，涉及文化、政治、经济方方面面。在台湾的转型中，“经济起飞”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思乡寻根”的强大推动下，晚年的蒋经国，在生命最后两年里，忍受着病魔的折腾，开始与时间的赛跑。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0月7日，他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结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报禁并非这位威权时代最后领袖的临时起意，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善意、宽容应对民间的政治诉求，经过深思熟虑后拆开了保守、仇恨垒筑的禁锢，使朝野力量向良性互动博弈的方向发展。
蒋经国也许想不到，他生前受到民进党的挑衅，而在其身后，却成为台湾人民心目中“最完美的政治人物”。1988年1月13日下午15时55分，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地在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蒋经国未能完成与时间的赛跑，但他却赢得了历史。20多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仅2326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
而今天，一个年轻人和电话另一头的不知什么人突然被拉入到历史的阴影之中，而且在她急切地向对方询问和解释大陆记者要去看看的对话中，我似乎感到她好像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以致在这过程中有邮差来大堂来找她签收邮件、另有好几个打进来的电话她都尽快地应付了事。
三
我们来到的捷运站里，有自由索取的向导图，上面赫赫标明了“六张犁”站。在六张梨捷运站的出站口的斜对面就有“往崇德街”几个大字，过马路就是崇德街，走几步就看到这条街真的是引向山上。“六张犁”站与“六张犁公墓”还有蛮远的距离。“店仔街”是通往山上公墓的必经之路。街口拐角处有一张非常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六张犁馒头店”。果然，在古早店铺前，摆着雪白的大馒头，十分诱人。顷刻，我好像闻到蒸馒头特有的香味，立刻兴奋不已。朋友告诉我：“六张犁的馒头很有名”。瞬间，我脑海里，陡然出现了鲁迅笔下那蘸着革命党人鲜血的人血馒头，又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
一路上山，有点弯曲，路较窄，路旁人家先是出租车司机的人家较多，后来越来越多的是与墓葬业相关的店铺、人家。路边也越来越多坟墓。有一座面向马路的比较大的墓碑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以金漆字写着：“徐蚌会战后胡琏将军于民国卅八年夏江西招兵单身战士之坟在台江西老兵建“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夏立”。想想看，已经是1949年夏天，还有这一批江西老表被迫从军，恐怕他们有些人之前连“台湾”这个地名都没有听过，结果却是客死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再往前走没多远，一个大弯环抱出一片向阳的山坡墓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方形白塔。正好路边有一道连结着水泥杆的铁丝网，从这个角度看那座白塔，有点像某种集中营与受难碑的图像意味。一直走到白塔下，就是崇德寺，对面一个向上陡坡，坡路口竖着一块水泥石碑，其造型像是两块木板并立，中间的距离大约有40厘米（目测），厚七、八十厘米，在靠外侧的一块的外侧角的两边分别写着同样的金漆大字：“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
这块石碑造型比较有现代设计的意念，与周边墓园完全是不同的时代产物。起这个名字的用意也很值得研究，“戒严时期”是很明确的历史时期概念，但是究竟在这个墓园里埋葬的受难者最后的遇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或许，“政治受难者”这个概念更为准确和令人心惊。
四
从这个路口往上走几步，拐一点弯，就是一座石牌坊，横楣上以红漆写着“台北市示范公墓”，在其左前方又竖着一块与坡路口那块形制相同、字体相同的“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的水泥碑。穿过公墓牌坊，右侧就看到一块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顶上横书“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两边分别镌有“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中间刻着一朵硕大的向日葵花。那种图像竟然与我们在“文革”时期的宣传画、黑板报上所画的向日葵何其相似。
照壁的左侧旁边是一块汉白玉碑，上书一大段文字，值得抄录在这里：
195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一道鲜明的伤痕。在这个史称“白色恐怖时期”的五年间，迁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进行全面检肃。在当时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义不受重视，以致社会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特别是不少理想色彩浓厚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肃清匪谍”的行动中，未经正当审判或未有充分证据，即被处决，造成许多家庭暗夜饮泣，整个社会噤若寒蝉。往后近四十年间，台湾经济快速成长，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思潮成为社会主流，这段埋冤九泉的历史记忆逐渐破土而出。为了抚平受难者家属伤痛及平反这段历史，“中央政府”在“民国”八十七年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也成立了基金会推动相关工作。而台北市政府乃配合将当初埋葬受难者遗骸的这块墓区重建为纪念公园，自“民国”八十五年开始规划并汇整受难者家属意见后，八十八年编制预算，九十一年兴建完成。我们希望透过对这些逝去灵魂的悼念，使家属长达半个世纪的伤痛，得以纾解。我们更希望：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权永获保障。
台北市政府谨志。
“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在照壁前立着一块黑色纪年石圆桌，桌面上刻写着一圈圈的年代数字，从1950年起，逐年刻记，看起来有点像锯断的树桩上的年轮一样，那几乎穿越了一甲子的时光。这是历史的见证！
在照壁的右侧是一道道白色大理石墙，在其前面的地面上有长方形木板，仿佛是白墙投射下来的投影，而在木板上则长出了一团团的褐色蘑菇，不知是设计而为还是自然生成。
墓区里没有管理人员，不知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坟墓群中何处是当年的政治受难者墓。顺着石级走上山坡上的墓区，但是从墓碑上的文字来看显然都不可能是政治受难者之墓。想到这里原来就是台北市示范公墓，这些坟墓应该都是原来公墓里的。当我们只好准备离开的时候，就在穿过石牌坊进来墓园之后的左侧，发现了一块很矮小的石板，上书：“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区第一墓区”，原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片墓区面积不大，是一片小山坡，有竹林、杂树掩影。在山坡上就有约十来块很小的墓碑，上面刻的字歪歪扭扭，写得很草率，填的红漆却还鲜艳，都是很简单的“‘民国’42年×月×日，×之墓”。
五
凡是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的社会，在独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后，会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对被扭曲、被伪造的历史，用自己的眼睛彻底找出真实的自己。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数十年的生死搏斗，以国民党败退台岛告一段落。但是，大陆一直在准备“解放台湾”，台湾则一直在准备“光复大陆”。在这种互相虎视眈眈、时刻想噬对方的斗争中，彼此的特工自然身处最前线。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被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吴石、朱谌之特大中共间谍案”曾轰动海内外。时隔整整半个世纪后，被台湾文史学者秦风（本名徐宗懋）先生重新披露出来，让人悲喜参半的同时，更多的是思考。
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的朱谌之女士，本名朱贻荫，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这是她潜伏到台湾时的化名。1949年11月25日，时为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秘密特派员的她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在浙江定海被逮捕。1950年6月10日，喋血台北马场町刑场。
几十年来，尽管朱枫烈士的后人一直在寻找亲人遗骸，却沓沓无影。有消息说当年为她收尸的是其姐夫一家人，并为此事受过牵连，但他们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证实。那么，朱枫的遗骸在哪里呢？她何时才能入土为安？
转机总会到来。1999年，秦风先生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组组血淋淋的审判和枪决政治犯的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枫等人庭审、绑赴刑场和枪决后的镜头。
2000年8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此时，正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会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是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主办者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毕竟，在长达38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新店溪附近的马场町，取代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和“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参观了展览，并首次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残酷行为做了公开道歉。
2001年，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大陆的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女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第16辑中，首次看见母亲行刑前的照片，激动不已，随后，通过媒体写了一封信给作者秦风，委托他协助寻找其母亲的遗骸，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
……
2010年的清明节前，寓居于南京的朱晓枫女士告诉笔者：经过艰苦努力，在台湾牺牲的母亲遗骸终于有线索了。在六张犁的几百个无名墓碑里，找到了存放烈士遗骸的骨灰坛。
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被捕不屈的中共地下党人和“左翼”人士被押至马场町刑场处决，亲属不敢出面收敛，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六张犁的角落里，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几十年间已是荒野蔓草，直到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由此想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林丽锋先生曾满怀激情地说过的一句很经典的话：“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公诸于世”。
“补偿”，是一个暂时止痛折衷的办法。到2004年9月为止，依据1998年6月17日，公布制定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这个令人伤心的疗伤剂已经受理了7454件，申请人数18046人，已经接到补偿的有5984件，其中死刑是695件。最高的补偿金是600万元新台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