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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目前已经进入具体规划和落实的阶段。日前,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编办、发改委等20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审议了《教育规划纲要任务分工方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章程,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与此同时,普通的公众、教师、家长和学生仍然有很大的困惑,或者说普遍存在信心不足。理论上势在必行的教育改革,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最近,上海电视台正在拍摄的大型专题片,片名正是《教育能改变吗?》。教育变革为什么势在必行,这不完全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首先是由客观形势、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近些年来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教育供求关系前所未有地改善,教育已经在整体上超越了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已经有可能实行更为宽松的、人性化的教育,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各种方法“逃离”应试教育。这是导致教育变革最基本的因素。
教育改革是个“知易行难”的事。尤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实施改革的主体,这是改革的难度所在。当前被高度关注的学前教育,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新生儿大幅减少的背景下,“金猪宝宝”的“异军突起”,令各大城市猝不及防。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入园难”的问题,其实在前些年的“市场化”改革中早已做足了铺垫。首先是剥离机关、企业、社会团体等等机构的教育功能,取消各单位的自办园;然后是将大量公办园“推向市场”,只保留少数作为“示范园”。这种由政府财政支持、数量稀少、价廉物美的公办示范园,便成为少数权势阶层才能享用的“优质教育资源。”一些地方政府将放开市场视同为放弃政府责任、放弃服务、放弃监管,将幼儿园用房任由房地产开发商操纵或与之合谋,造成民办幼儿园成本极高,导致“入园贵”的普遍现实。
在《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要求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很高,但最终未被采纳,认为国家的财政能力尚不具备在整体上将学前教育义务化。《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我是认同这一判断的。将学前教育义务化的吁求,是高估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状况;其实,这只是一种低水平和脆弱的普及,一场地震,所有问题就暴露无遗。因此,未来十年需要花巨大的努力去巩固和改善义务教育,否则,如同教育专家所说,那种没有质量的教育只是一场“空洞的胜利”。
这一意见所透露的,还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就是出现什么问题,就希望完全由政府包揽解决。这当然是一种最简单、省事的想法,但在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维度上,还是《规划纲要》的提法更先进些,即“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其实,在利益多元和需求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中,大多数社会服务问题,都应当主要通过这种政府-市场-消费者参与、合作的模式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学习的仍然是政府,要实现所谓的“政府转型”,即按照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在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改善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构建政府和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新型的治理结构。
其实,许多政府习惯的也是包办教育的思维。在重视学前教育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开的“药方”基本是加大投入,再创办多少所公办园之类。这无疑是需要的,但是远远不够。除非地方政府真有能力全部包揽学前教育;否则,就必须学习如何在市场环境中发挥主导作用,改善幼儿教育的提供方式,通过鼓励民办园的发展、鼓励机关、厂矿、社会团体自办幼儿园,以及通过抑制幼儿园用房价格、建立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补贴或者购买学位、补助经济困难儿童、补贴幼儿教师工资等等不同方式,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格局,真正造福于家长和儿童。
另一个重点和难点,是大量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基本是没有教育资质和质量的“黑园”的天下,政府则处于无暇顾及、无策应对的状态。对那些自发、自救的水平低下的“黑园”,不取缔有各种隐患,想取缔又取缔不了。对此,也需要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下,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是切实帮助农民和农民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用陶行知的话,农民能够用得上的必须是一种便宜、方便、“粗茶淡饭”“家常便饭”的教育,而不是昂贵、规范的城市化的幼儿园。当务之急,首先是帮助他们解决安全隐患,以满足农村的孩子有人管的基本需要。★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
与此同时,普通的公众、教师、家长和学生仍然有很大的困惑,或者说普遍存在信心不足。理论上势在必行的教育改革,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最近,上海电视台正在拍摄的大型专题片,片名正是《教育能改变吗?》。教育变革为什么势在必行,这不完全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首先是由客观形势、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近些年来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教育供求关系前所未有地改善,教育已经在整体上超越了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已经有可能实行更为宽松的、人性化的教育,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各种方法“逃离”应试教育。这是导致教育变革最基本的因素。
教育改革是个“知易行难”的事。尤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实施改革的主体,这是改革的难度所在。当前被高度关注的学前教育,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新生儿大幅减少的背景下,“金猪宝宝”的“异军突起”,令各大城市猝不及防。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入园难”的问题,其实在前些年的“市场化”改革中早已做足了铺垫。首先是剥离机关、企业、社会团体等等机构的教育功能,取消各单位的自办园;然后是将大量公办园“推向市场”,只保留少数作为“示范园”。这种由政府财政支持、数量稀少、价廉物美的公办示范园,便成为少数权势阶层才能享用的“优质教育资源。”一些地方政府将放开市场视同为放弃政府责任、放弃服务、放弃监管,将幼儿园用房任由房地产开发商操纵或与之合谋,造成民办幼儿园成本极高,导致“入园贵”的普遍现实。
在《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要求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很高,但最终未被采纳,认为国家的财政能力尚不具备在整体上将学前教育义务化。《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我是认同这一判断的。将学前教育义务化的吁求,是高估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状况;其实,这只是一种低水平和脆弱的普及,一场地震,所有问题就暴露无遗。因此,未来十年需要花巨大的努力去巩固和改善义务教育,否则,如同教育专家所说,那种没有质量的教育只是一场“空洞的胜利”。
这一意见所透露的,还有一种习惯性思维。就是出现什么问题,就希望完全由政府包揽解决。这当然是一种最简单、省事的想法,但在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维度上,还是《规划纲要》的提法更先进些,即“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其实,在利益多元和需求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中,大多数社会服务问题,都应当主要通过这种政府-市场-消费者参与、合作的模式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学习的仍然是政府,要实现所谓的“政府转型”,即按照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在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改善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构建政府和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新型的治理结构。
其实,许多政府习惯的也是包办教育的思维。在重视学前教育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开的“药方”基本是加大投入,再创办多少所公办园之类。这无疑是需要的,但是远远不够。除非地方政府真有能力全部包揽学前教育;否则,就必须学习如何在市场环境中发挥主导作用,改善幼儿教育的提供方式,通过鼓励民办园的发展、鼓励机关、厂矿、社会团体自办幼儿园,以及通过抑制幼儿园用房价格、建立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补贴或者购买学位、补助经济困难儿童、补贴幼儿教师工资等等不同方式,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格局,真正造福于家长和儿童。
另一个重点和难点,是大量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基本是没有教育资质和质量的“黑园”的天下,政府则处于无暇顾及、无策应对的状态。对那些自发、自救的水平低下的“黑园”,不取缔有各种隐患,想取缔又取缔不了。对此,也需要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下,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是切实帮助农民和农民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用陶行知的话,农民能够用得上的必须是一种便宜、方便、“粗茶淡饭”“家常便饭”的教育,而不是昂贵、规范的城市化的幼儿园。当务之急,首先是帮助他们解决安全隐患,以满足农村的孩子有人管的基本需要。★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