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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终于挥手作别，但是它的余音依然回荡。
在这个危机年的最后一个月里，100余位全球政要齐聚北欧门户哥本哈根，他们用面红耳赤的争吵和推卸责任的阴谋，给了维格维涅柏一记响亮的耳光。丹麦画家维格维涅柏画过这么一幅画：一位警察阻断了所有的交通，让一个“鸭妈妈”带领着小鸭子横穿过马路。
丹麦人热爱自然举世闻名，他们有的甚至都不忍扑杀一只苍蝇，但是以拯救自然为使命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成果聊胜于无，俨然成了安徒生笔下的童话。
我从一开始就不太看好这个号称1.5万人参加的盛会。一个是时间不对，百年难遇的经济危机正在欧美发达国家肆虐，他们自顾尚且不暇，又有多少诚意来贡献那个未来的、模糊的、所谓的人类福祉?二个是地点不对，哥本哈根被誉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但它名称(丹麦语：Kφbenhavn)的真实含义是“商人的港口”，讨价还价，也正是它的传统；三是人不对，一群无原则的政客，他们所有逻辑的起点，都只会是自己。
真正让我挂怀的是这次巨大失败背后的东西。当使命被从头顶挪到了膝下，当被追求的愿景沦为了工具，使命的奴化也就发生了，所谓的使命与愿景，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不复存在。这不光是导致一次政治性集会失败的罪魁，也是企业界的致命病毒。
以前，我们曾经探讨企业应该有怎样的使命与愿景，如果愿景是局限在企业自身，而不是客体到社会——例如，是“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持续领跑者”，还是“做人类幸福家居的忠实提供者”——将对企业产生诸多影响，看起来只是几个字的变换，却将带来文化理念、发展路径、商业模式、战略灵活性等诸多方面的不同，最终将限制企业能否实现卓越。
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则是有了使命和愿景后该怎么样了。我们深刻地知道只有为客体创造价值才能获得自我的发展空间，但是在长远价值的追求旅程里，总是反复出现着短期利益和自我利益的羁绊；我们也深刻地明白“他”与“我”之间的相辅相成与辩证统一，但却总是处理不好顺序与立场。在绝大多数时候， “我”总是占了上风，由此也就让“我”变得了无意义，商业上的失败也就接踵而至。
年轻的中国企业，大多都还不到而立之年，更少有不惑，他们头顶着使命与愿景的牌匾，却以逼人的青春和骄人的活力四溢着不同的方向与形状。但愿这些企业在精明与复杂里，再增多一份单纯与执着，真正发自真心地对着头顶的图腾项礼膜拜，这才可能走得更远更远。在本期的杂志里，世界最大酸奶企业石原农场不懈追求使命并实现商业成功的故事(P104)，应该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
在这个危机年的最后一个月里，100余位全球政要齐聚北欧门户哥本哈根，他们用面红耳赤的争吵和推卸责任的阴谋，给了维格维涅柏一记响亮的耳光。丹麦画家维格维涅柏画过这么一幅画：一位警察阻断了所有的交通，让一个“鸭妈妈”带领着小鸭子横穿过马路。
丹麦人热爱自然举世闻名，他们有的甚至都不忍扑杀一只苍蝇，但是以拯救自然为使命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成果聊胜于无，俨然成了安徒生笔下的童话。
我从一开始就不太看好这个号称1.5万人参加的盛会。一个是时间不对，百年难遇的经济危机正在欧美发达国家肆虐，他们自顾尚且不暇，又有多少诚意来贡献那个未来的、模糊的、所谓的人类福祉?二个是地点不对，哥本哈根被誉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但它名称(丹麦语：Kφbenhavn)的真实含义是“商人的港口”，讨价还价，也正是它的传统；三是人不对，一群无原则的政客，他们所有逻辑的起点，都只会是自己。
真正让我挂怀的是这次巨大失败背后的东西。当使命被从头顶挪到了膝下，当被追求的愿景沦为了工具，使命的奴化也就发生了，所谓的使命与愿景，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不复存在。这不光是导致一次政治性集会失败的罪魁，也是企业界的致命病毒。
以前，我们曾经探讨企业应该有怎样的使命与愿景，如果愿景是局限在企业自身，而不是客体到社会——例如，是“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持续领跑者”，还是“做人类幸福家居的忠实提供者”——将对企业产生诸多影响，看起来只是几个字的变换，却将带来文化理念、发展路径、商业模式、战略灵活性等诸多方面的不同，最终将限制企业能否实现卓越。
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则是有了使命和愿景后该怎么样了。我们深刻地知道只有为客体创造价值才能获得自我的发展空间，但是在长远价值的追求旅程里，总是反复出现着短期利益和自我利益的羁绊；我们也深刻地明白“他”与“我”之间的相辅相成与辩证统一，但却总是处理不好顺序与立场。在绝大多数时候， “我”总是占了上风，由此也就让“我”变得了无意义，商业上的失败也就接踵而至。
年轻的中国企业，大多都还不到而立之年，更少有不惑，他们头顶着使命与愿景的牌匾，却以逼人的青春和骄人的活力四溢着不同的方向与形状。但愿这些企业在精明与复杂里，再增多一份单纯与执着，真正发自真心地对着头顶的图腾项礼膜拜，这才可能走得更远更远。在本期的杂志里，世界最大酸奶企业石原农场不懈追求使命并实现商业成功的故事(P104)，应该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