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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把微博视作充满话语争斗的舆论场。在简要回顾对微博的各种研究之后，把关注微博的中外舆论化约为两种：乐观与悲观。乐观派认为微博是舆论的春天，微博成就了人人书写的年代；悲观派则批评微博具有天然阶级性，在他们眼中，微博不过是传统精英把控现实话语权的阵地，所谓的公共意见也只不过是少数群体的想象。本文认为，正是这些充满争议的舆论交锋建构了微博的日常政治生活史。
【关键词】微博 舆论场 话语权
目前，微博作为一种新的社交性新媒体，其意义是多元的，公众的政治参与、文化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都会与微博的传播影响有关。现代传播学中的“4A”（Anytime、Anywhere、Anyway、Anyone）标准恰好成为微博最大的优势体现，吸引了越来越多普通民众进入这个“场域”。在这个全新的“天地”中，民众的个人表达机会和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民众发泄自己的不满、探讨切身利益问题、浏览新闻、关心国际时局、维护自己的交际圈。但微博技术在社会上的扩散与创新并未改变伴随互联网而生的“数字沟、知识沟”、“精英话语，草根狂欢”等“网络病”，这导致了人们对微博舆论功能的种种争议。
21世纪前后，学界对互联网作为新媒介之于社会与民主的看法可以化约为两种：乐观与悲观。前者是纯粹乐观派，后者则是以丹·席勒为代表的批判怀疑派。针对以往的各种微博研究，本文认为可以把对于微博舆论的社会功能情感倾向也梳理成悲与喜两种，这种划分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种种互联网争议的精神实质。
一、乐观派：微博是舆论的春天
早就有乐观派认为互联网能够能强化已有的社会网络，增加社会资本，营造一种新的社区归属感，并有助于公共参与和促进集体动员；对微博舆论持乐观看法基本上延续了互联网乐观者的精神，认为微博“带来了舆论的春天”。
（一）微博成为突发事件的舆论中心
国内乐观派的学者列举了微博的种种传播优势，首先体现在其话语权特点上：比如微博提供了“第一时间”话语表达机会；微博是天然的去议程设置的自由表达平台；微博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微博让民众成为“独立媒体中心”。另外，这些学者还特别关注微博作为突发事件、大事件的舆论中心这一社会现实。有统计显示，在中国，微博成为民众爆料事件的首选方式，超过五分之一的原始新闻来源，实际上都通过微博来爆料。
在微博用户调查中，96.3%的微博用户表示会通过微博了解、发布对大事件、突发事件的观点。对于社会中的公共事件或者突发事件，有54.1%的人认同微博上的“民意”，相信其可以代表真实情况；42.2%的人认为微博上的“民意”并不能全部采信，但是他们依然会选择微博去了解公共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仅有3.7%的用户认为微博上的观点不真实，可信度不高，并表示不会通过微博来了解事件本身。微博也成为新闻媒体记者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且，越来越多传统媒体与国家机构也开始模仿个人借助网络开微博以改善公共服务。
（二）微博就是力量
以往因为网络的舆论压力而推动事件展开调查的案例不在少数，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十大微博事件早已选出①，排名第一的温州动车案中微博意见领袖与公众舆论的威力已然得以证明，在排名第三的广州小悦悦事件、排名第六的郭美美事件、以及排名第八的微博打拐事件中，意见领袖的作用都不容小觑，各种话语权在微博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演，公共话语权也在这些“异常的社会变动或事件”中得以锻造。
学者胡泳在《时代周报》撰文，认为“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意见领袖连岳也认为存在中国维权的“微博路径”。而这一切依赖于网民的“围观”所凝聚的民意。2011年12月7日新浪财经上刊登的文章总结了一系列微博事件，比如：“7·23动车事故”、“郭美美”、“陈光诚”、“免费午餐”、“官员直播开房”、“小悦悦”、“药家鑫”、“李双江儿子打人”等等。文章指出这些事件“都遵从了一个规律：先是媒体在微博上爆料，意见领袖们跟上来表态讨论，然后群众围观学习，最后民意或多或少影响决策和游戏规则。这说明，微博早就远远超越了传播手段或中性工具的范畴，而带有社会力量，甚至政治势力的属性”。②
简单来讲，在中国语境下，乐观派看好微博的论点可总结如下：微博问政让民意不再边缘化；微博让草根媒体获得力量；微博成就了“人人书写”、“个人通讯社”的时代； 微博发言人制度打通了“上”与“下”的壁垒，“对于公共事件，是否有意见领袖群体的关注，可以导致公共议题发展的差异”。
二、悲观派：微博具有天然的阶级性
当然，对微博的社会功能持怀疑与批判的意见也不在少数，除了批评微博舆论的非理性、微博话语的碎片化、以及微博技术延续了的数字鸿沟，造成社会区隔等问题之外，对于微博的批评主要在于其话语权的不平等和话语资源的分配不公上。
1、现实精英主导微博话语权
首先，批评者认为：微博只是一个技术平台，且不论那些因为各种社会原因被区隔在外的群体被免除了在微博上发声的权利之外，对于能进入微博的每个人来讲，在登上这个平台之初，由于身份地位、职业阶层的不同，在话语上先天地就有天壤之别。因此，微博仍然是个由精英操控话语的“阵地”，是带有天然的阶级性的，③而精英与草根的对峙就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分层在微博中的延续。
在研究微博意见领袖，也就是话语精英形成机制的文章里，桑亮和徐正林的文章指出：微博的媒介形式脱胎于博客，它的加“关注”功能，理论上是使人人都成为话语的中心成为可能，但微博是基于信任的一种传播，加的关注越多，越有可能获得他人的信任，由此粉丝成为了一种话语资源。而取得这种资源的捷径便是实名认证。实名制实际上确认了传统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权威的话语精英在那些潜在的意见领袖里脱颖而出的机会。桑亮和徐正林研究了新浪排名最前的微博用户，发现热门评论前三的用户实际上均为名人，所以，他们认为：“微博传播对于既有媒体的依附加深了既有意见领袖的地位；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又使得微博对既有媒体进行反哺，但整个媒体系统中的话语权仍归属于既有意见领袖”。
【关键词】微博 舆论场 话语权
目前，微博作为一种新的社交性新媒体，其意义是多元的，公众的政治参与、文化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都会与微博的传播影响有关。现代传播学中的“4A”（Anytime、Anywhere、Anyway、Anyone）标准恰好成为微博最大的优势体现，吸引了越来越多普通民众进入这个“场域”。在这个全新的“天地”中，民众的个人表达机会和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民众发泄自己的不满、探讨切身利益问题、浏览新闻、关心国际时局、维护自己的交际圈。但微博技术在社会上的扩散与创新并未改变伴随互联网而生的“数字沟、知识沟”、“精英话语，草根狂欢”等“网络病”，这导致了人们对微博舆论功能的种种争议。
21世纪前后，学界对互联网作为新媒介之于社会与民主的看法可以化约为两种：乐观与悲观。前者是纯粹乐观派，后者则是以丹·席勒为代表的批判怀疑派。针对以往的各种微博研究，本文认为可以把对于微博舆论的社会功能情感倾向也梳理成悲与喜两种，这种划分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种种互联网争议的精神实质。
一、乐观派：微博是舆论的春天
早就有乐观派认为互联网能够能强化已有的社会网络，增加社会资本，营造一种新的社区归属感，并有助于公共参与和促进集体动员；对微博舆论持乐观看法基本上延续了互联网乐观者的精神，认为微博“带来了舆论的春天”。
（一）微博成为突发事件的舆论中心
国内乐观派的学者列举了微博的种种传播优势，首先体现在其话语权特点上：比如微博提供了“第一时间”话语表达机会；微博是天然的去议程设置的自由表达平台；微博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微博让民众成为“独立媒体中心”。另外，这些学者还特别关注微博作为突发事件、大事件的舆论中心这一社会现实。有统计显示，在中国，微博成为民众爆料事件的首选方式，超过五分之一的原始新闻来源，实际上都通过微博来爆料。
在微博用户调查中，96.3%的微博用户表示会通过微博了解、发布对大事件、突发事件的观点。对于社会中的公共事件或者突发事件，有54.1%的人认同微博上的“民意”，相信其可以代表真实情况；42.2%的人认为微博上的“民意”并不能全部采信，但是他们依然会选择微博去了解公共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仅有3.7%的用户认为微博上的观点不真实，可信度不高，并表示不会通过微博来了解事件本身。微博也成为新闻媒体记者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且，越来越多传统媒体与国家机构也开始模仿个人借助网络开微博以改善公共服务。
（二）微博就是力量
以往因为网络的舆论压力而推动事件展开调查的案例不在少数，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十大微博事件早已选出①，排名第一的温州动车案中微博意见领袖与公众舆论的威力已然得以证明，在排名第三的广州小悦悦事件、排名第六的郭美美事件、以及排名第八的微博打拐事件中，意见领袖的作用都不容小觑，各种话语权在微博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演，公共话语权也在这些“异常的社会变动或事件”中得以锻造。
学者胡泳在《时代周报》撰文，认为“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意见领袖连岳也认为存在中国维权的“微博路径”。而这一切依赖于网民的“围观”所凝聚的民意。2011年12月7日新浪财经上刊登的文章总结了一系列微博事件，比如：“7·23动车事故”、“郭美美”、“陈光诚”、“免费午餐”、“官员直播开房”、“小悦悦”、“药家鑫”、“李双江儿子打人”等等。文章指出这些事件“都遵从了一个规律：先是媒体在微博上爆料，意见领袖们跟上来表态讨论，然后群众围观学习，最后民意或多或少影响决策和游戏规则。这说明，微博早就远远超越了传播手段或中性工具的范畴，而带有社会力量，甚至政治势力的属性”。②
简单来讲，在中国语境下，乐观派看好微博的论点可总结如下：微博问政让民意不再边缘化；微博让草根媒体获得力量；微博成就了“人人书写”、“个人通讯社”的时代； 微博发言人制度打通了“上”与“下”的壁垒，“对于公共事件，是否有意见领袖群体的关注，可以导致公共议题发展的差异”。
二、悲观派：微博具有天然的阶级性
当然，对微博的社会功能持怀疑与批判的意见也不在少数，除了批评微博舆论的非理性、微博话语的碎片化、以及微博技术延续了的数字鸿沟，造成社会区隔等问题之外，对于微博的批评主要在于其话语权的不平等和话语资源的分配不公上。
1、现实精英主导微博话语权
首先，批评者认为：微博只是一个技术平台，且不论那些因为各种社会原因被区隔在外的群体被免除了在微博上发声的权利之外，对于能进入微博的每个人来讲，在登上这个平台之初，由于身份地位、职业阶层的不同，在话语上先天地就有天壤之别。因此，微博仍然是个由精英操控话语的“阵地”，是带有天然的阶级性的，③而精英与草根的对峙就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分层在微博中的延续。
在研究微博意见领袖，也就是话语精英形成机制的文章里，桑亮和徐正林的文章指出：微博的媒介形式脱胎于博客，它的加“关注”功能，理论上是使人人都成为话语的中心成为可能，但微博是基于信任的一种传播，加的关注越多，越有可能获得他人的信任，由此粉丝成为了一种话语资源。而取得这种资源的捷径便是实名认证。实名制实际上确认了传统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权威的话语精英在那些潜在的意见领袖里脱颖而出的机会。桑亮和徐正林研究了新浪排名最前的微博用户，发现热门评论前三的用户实际上均为名人，所以，他们认为：“微博传播对于既有媒体的依附加深了既有意见领袖的地位；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又使得微博对既有媒体进行反哺，但整个媒体系统中的话语权仍归属于既有意见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