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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仍在继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徐徐展开。处于重要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正在擘画 “十四五”发展蓝图，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从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世界图景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制度的生成和运作模式表现出显著区别。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理解中国“强起来”背后的深刻经济社会变迁，从而把握新时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推进制度建构与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力。
全球经济社会的权力边界深层次演变
不少国际著名学者将新冠疫情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分水岭”，我们可以从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视角，理解当代全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首先是经济层面的深度数字化。近年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势不可挡，传统行业在数字技术的刺激下与其深度融合，激发实体经济的潜在能量，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十四五”规划建议稿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约7.85个百分点。”新发展阶段的全球经济增长中，数字经济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得益于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数字平台高速发展，经济社会的权力边界正在发生深层次演变。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作为一种枢纽，已逐渐进化成为兼具公共服务和市场价值创造双重属性的跨界组织形态。当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生产者进入数字平台，经过对各种资源的整合，平台会充斥着海量的信息，慢慢扩张成为一个局部市场，进而又吸引众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平台从事经济活动。随着平台规模的迅速扩大，在全球经济深度数字化的过程中，巨型数字平台已成为社会生产分工中的核心环节，一种基于数字生态体系生成的新型权力迅速崛起。
这种权力可以膨胀到什么地步呢？2021年1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尚未卸任之时，遭遇脸书、谷歌等数字巨头的联手封杀，“推特治国”的特朗普，8000万用户弹指之间灰飞烟灭，颠覆了人们对公权力、私权力间强弱关系的一般性认知。从具体市场行为来看，工业时代形成的政府分业监管模式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业态变化，数字时代的平台也同样成为具体进行监管约束的重要市场主体。这样一来，平台形成的监管规则体系与公共部门具有强制力的监管规则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另一方面，毕竟平台作为私人部门的市场主体能力有限，在监管上仍存在局限性。数字时代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公共与私人部门间权力边界的动态调整，将意味着未来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度建构与新时代的法治建设须回应新时代经济基础的格局重塑。
其次是社会层面的财富两极分化。2021年是疫情以来经济复苏的关键一年，贫富分化的问题会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愈发明显，不仅仅是贫富分化，随之而来的更有政治、社会的极端化思潮。新冠疫情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更是达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尤其是那些非裔、西班牙裔和亚裔工人。疫情导致至少45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然而，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和美国税收公平协会（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ATF）的研究人员，根据《福布斯》的实时数据计算了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报告显示，从2020年3月18日到9月15日，美国643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和反而增加了 8450亿美元。疫情危机加剧了美国收入、种族和性别等问题的不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的现象将加剧病毒的传播，经济复苏的工作便很难进行下去，贫富差距将激化阶级之间的矛盾，政治、社会冲突将愈演愈烈。
随着平台规模的迅速扩大，在全球经济深度数字化的过程中，巨型数字平台已成为社会生产分工中的核心环节，一种基于数字生态体系生成的新型权力迅速崛起。
美国社会的乱象只是全球变迁中的一个缩影，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各国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过去几十年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状态下，人类社会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财富规模。但是，财富创造的过程也是财富两极分化的过程，而这种财富的两极分化，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对全球各国都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在2021年1月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上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进步机会，但这个体系如今已经破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存在一种感受，他们（因为失业）失去了用处。在当前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模式与开放经济行不通了，从这场疫情中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打造一个更加专注于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
重思社会公平的背后，是探索财富被创造出来后该如何实现合理分配的问题，而探索建设合理的新分配制度已经成为当代解决发展问题的核心命题。“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而在这个过程中，新时代的制度建构与法治建设须顺应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潮流大势，用法治为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工业时代的规则难以适应数字时代
我们正在迈向深度数字化的新时代，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法律制度的大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就对数字时代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工业时代基于领域细分逻辑形成的生产与再分配规则，明显已不能适应数字时代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产业数字化往往会弱化不同产业的准入壁垒，将产业间原本的界限模糊化。数字经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传统的社会生产与组织分工的模式，长此以往，传统产业生态将向科技创新的方向发展。伴随实体经济与线上经济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平台将作为资源整合者、基础设施供给者、需求创造者加速重塑整个产业链，最终形成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数字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这里的新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类似于一个“生态群落”，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聚集创新企业，为满足最终用户差异化需求形成的自组织共同体。而在产业界限不断模糊后，产业会进行深度融合，涌现出新业态，诞生出新的产业体系，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云平台作为新生主力军，开辟了生产关系的新路径。在传统经济中，企业独享某种资源，而在数字经济活动中，作为基础资源的数据所有权归谁所有，是个很难界定的问题。用户把数据资源的部分使用权出让给平台，平台基于对数据的再分析与场景化利用从而获得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个人财产的属性，同时意味着商品交换方式的转变。
凭借平台的数字经济对所有权的弱化和对使用权的强化，平台中的资源有了非排他性，换言之，数字平台与云端的资源共有创造了“共享型”经济的实现形式，我們很难用工业经济时代的公有制，或是私有制的概念来进行区分和认知。生产力不仅在数字经济中推动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服务化、劳动机会大众化，与此同时促进生产关系的组织平台化和资源共享化，进而导致消费的形态和路径发生了改变。这一切新业态指向一个重大的时代之问，即新时代的制度建构如何回应和界定数字时代的“所有制”问题，进而在法治的框架下，探索适应于数字时代的生产与再分配制度。
如何界定数字时代“公”与“私”
在信息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面临数字技术加持下财富两极分化与公私场域重新划界的全新挑战。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而规则是秩序构成的必备要件，包括各种形态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法律条文和行政命令，社会有秩序才会有未来。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曾经对这种新技术寄予厚望，甚至被称为“实现平等的利器”。几十年后的今天，早期的乌托邦想象已经破灭。甚至可以说，数字科技非但没有抹平社会上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人群之间的分化。
社会焦虑持续蔓延的背后，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的权力边界正在发生的深层次演变，这种深层次的演变将引起原本传统经济下社会秩序的系统性反馈。
这种分化，一方面体现在经济层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指出数字技术对于财富的分化效应。无形资产拥有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普通人资产负债表在疫情中收缩并变得过于脆弱，甚至出现生计困难，进而激发关于技术性失业、隐私安全、分配不公等社会焦虑。社会焦虑持续蔓延的背后，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的权力边界正在发生的深层次演变，这种深层次的演变将引起原本传统经济下社会秩序的系统性反馈。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各国出现自发、协同的反垄断浪潮，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政府的重点工作内容。数字技术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已经不能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进行规范，因此必须用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权力手段来进行调节。
另一方面，从公民的个人权利角度来看，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出现融合的趋势，尤其是在数字网络空间。在数字网络空间，私人信息可以很轻易进入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在数字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数字时代，这种融合的趋势会更加明显。虚拟性与现实性的二元交叠形成了网络隐私的媒介载体，因此在网络空间中，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完全划分开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方面大家厌恶自己的信息被泄露，另一方面又因此享受着技术所带来的便利。在万物信息互联互通的时代，不得不迫使公共与私人空间重新划界。跨界不是问题，跨界的边界如何界定才是问题，如何重新划定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在数字时代的新边界，也是未来法治建设亟需解决的难题。
中国正在迈向“强起来”的新阶段，随着数字时代生产关系的逻辑转变与社会层面公平理念的不断回溯，制度建构与法治建设方面也须适应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美好生活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后追求的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和有尊严有美德高品位的生活。它的实现既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又离不开个人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更需要系统配套、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来保障。
时代孕育新的重大历史性变化，未来的制度建构应在实践中渐进发展法治。迈向数字时代的法治建设，需要回应重大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调节和平衡经济数字化进程中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以更加成熟、更加稳定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水平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