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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青凭借作品《伤痕》、《鸟》名噪现代艺术圈的同时，质疑和非议也一并到来。
但他从未因此而停下脚步。『艺术家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唯一可以逞匹夫之勇的职业。』他说。
“一切是那么辉煌灿烂，比平时见到还要更加的耀眼。”1930年，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跟随一队马帮进入云南，到达大理时，他留下了这样诗意的印象。这句话，被叶永青认为是对故乡大理最好的写照。
叶永青有一个叫“叶帅”的外号，这是张晓刚、周春芽、方力钧等人给他加的冕。他今年五十来岁，个子很高，衣着随意，剃着容易在人群中被辨认的光头，显年轻。他把脑袋推成大光头只因为两个字：“舒服”。“一旦剪了光头以后，你就再也不想留头发了，因为太舒服了。每天洗头，就像洗个苹果那么方便。”光头的造型让叶永青觉得自在，“光头没有身份，去讲究的场合没有问题，和干苦力的呆在一起，也没有问题”。很难想象，他就是掀起中国当代艺术浪潮的那个“鸟人”。以一管墨和一支细小的“眉笔”，他一边涂鸦一边行走天涯—以“鸟”为独特标记，颠覆传统逻辑，调侃、戏谑着世态万象。
多年来，叶永青在北京、伦敦、昆明、大理等处安家。每年，他像候鸟一样飞回大理过冬，带着像高更一样的理想，希望在原始质朴的文化里得到净化。今年，他在大理待了三个月，从立冬一直到二月底，为的是逃避北京的严寒，安心创作。大理古城东临碧波荡漾的洱海，西倚常年青翠的苍山，城内由南到北，深街幽巷纵横交错。这正是他一直向往的去处，所以，他把岳敏君、方力钧、韩湘林等艺术家也一并召唤到了大理。
“在北京每天都得应付不同的场面。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有小鞭子抽着我去赶快处理事情。在大理，在阳光下面枯坐一个下午，什么事情也不干，听听风声、家人的声音，这也是一种生活。这些不同的感觉会影响作品。”叶永青说。
1 在很多人的眼中，叶永青的名气来得很突然。同学好友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之际，他在大众面前依然寂寂无名。失落、艰苦、贫穷、曲折，这几个词陪伴了叶永青不少日子。
1978年，20岁的叶永青带着一身才气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来到重庆。80年代是文艺的春天，四川美院当时人才济济，罗中立、程丛林、何多苓、张晓刚、周春芽等都是他的校友。“叶帅”的绰号就在当时叫起。“上学时，我和张晓刚、周春芽同一个寝室，隔壁的寝室是程丛林，对面是罗中立。我们当时非常喜欢叫绰号，春芽叫周恩来，晓刚叫张春桥，我叫叶帅。他们肯定都不干，而我脾气比较好，这个绰号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当时，“文革”后思想开始解放，周围大多数的艺术家兴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他们创造了“伤痕美术”、“乡土艺术”，热烈地回应社会现实,成为“四川画派”主流，名噪一时。而他坚持走上了另一条现代主义绘画的艺术道路—他画西双版纳的树林、树叶，圭山风景，少数民族。这在别人看来没多少前景。日子过得很苦，很孤独。每天晚上，他都在等着夜幕的降临，好以喝酒和画画聊以自慰。
他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卖画的情景。1987年，有位日本留学生花了400元，买了他与张晓刚的两幅画。钱一到手，张晓刚马上扯着叶永青，拿这笔钱去成都“提亲”。“我们坐在去成都的火车上，大吃大喝，跟个大款一样。”
2 与别的成名艺术家前呼后拥不同，叶永青习惯特立独行，喜欢创新。“艺术家找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在那生根、开花、发芽。我的问题是我总是选择太贫瘠的地方。很多人觉得我做这种事情，是我愿意去付出。但我自己清楚，我渴望着改变，我想讓自己有舒服的创作环境。”
年复一年的坚持和创作，让他的苦日子终于到了头。《大招贴》、《伤痕》的出炉，让他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他开始举办个展，足迹从北京、上海、新加坡，一路走到了英国伦敦、德国慕尼黑、德国奥格斯堡、美国西雅图他还当过策展人，在昆明建立了上河会馆、创库艺术中心。他给朋友们办了很多事，举办展览，分文不收地帮艺术家卖画。
叶永青说，今天大多成名的艺术家,已少有上世纪80年代的匹夫之勇,“所谓的匹夫之勇，就是你可以赤手空拳，这是艺术家的本性。而今天的社会扭曲了人们对文化的看法。成功的艺术家，出场势必要前呼后拥，创作必须要紧跟大众的潮流。在众声喧哗中,匹夫之勇与单枪匹马居然被视为可耻的东西。但这对我来说，是美德。我不用整天为市场发愁，不用步步为营。我能睡到自然醒。这就是一种喜悦。”
3 一幅画，最重要的是价钱，还是价值？叶永青选择了后者。对于金钱和物质，叶永青其实并没有太多概念。谁能想到，正是这种心态，却意外的因为一只鸟拍出高价而被误读。
2010年底，他创作于1999年的《大鸟》在北京瀚海2010秋季拍卖会上，以25万元人民币被拍走。这是一幅线条简单的作品：一只肥鸟居中，眼神怪异丑陋，线条简单凌乱。很快，网络上炸开了锅，不少人称这是幼儿画展、无聊的炒作，甚至有人愤怒地指责，这是在嘲笑大众不懂艺术。
自己的作品被拍卖到25万，还是相熟的媒体辗转告知。当时，叶永青刚从冰天雪地的北京回到大理。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惊讶，对叶永青而言，这甚至不如院子里的树开满了花来得振奋人心。他对拍卖市场中这样的行情早已见怪不怪，只是后来一连串的批评和指责，让他有点意外。
叶永青打开电脑，在网上看到了各界的批判，却也只是一笑而过，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大家疯狂的抨击着他笔下那只笨拙的鸟，却没有人知道，这只丑鸟，他已经画了很多年。叶永青画鸟，缘于十多年前在伦敦看到美国照相写实主义大师克罗斯的回顾展。艺术的共鸣让他突然产生了涂鸦的冲动。他画一些顺手涂鸦，也画鸟。他笔下的鸟总是形单形只、飞、忧郁，有着硕大的身体、稀疏的羽毛、简单的线条。
而正是这只鸟，最终把他推向了世界的舞台。今年初，叶永青举办《雀神怪鸟—叶永青2012》展览，宣告叶永青十余年创作生涯中以鸟示人系列的最后一展，也意味着他艺术生涯中另辟蹊径的启始。
我们的访谈，就从这只绕不开的鸟开始。
对话叶永青
当代艺术不能只剩一条腿
记者：相比别的艺术家，你较少出现在大众视野，直到《鸟》出来。
叶永青：不常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倒也不是因为我清高，而是因为我喜欢顺其自然。当前的现实是，一个艺术家要扬名，必须要媒体的各种造势。这一套东西，我们其实都很熟悉。但越是心知肚明，越能发现顺其自然的好处—我可以晚上很安心地睡觉，睡到自然醒就好；我不用把自己做成一个火锅，拿到火上去乱炖。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喜悦。我今天收获到的东西，是无意获得的，而不是我有意追求的。
记者：当代艺术家卖一幅作品25万元是常有的事情，但落在这样一只肥鸟身上，让很多人不能理解。你能解读一下《大鸟》吗？
叶永青：这是鸟的形象和符号。原本想用文人画的形象和构图，用颠覆性的方法去画；但后来发现越看越不对劲，虽然有文人画的内涵在里边，但仿佛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画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先画小的草图，再拿到电脑去放大，放大后我就发现当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然后用超写实的方式去画细节。这种方法是机械而繁复的，让人看起来非常别扭。这也是一个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去画。
记者：曾经想到过会有那么多人指责你吗？
叶永青：这是我早期的作品，中间已经转手卖了好几次。上传到网络上，也是拜时代所赐，让更多人认识了我的作品。很多人看到的只是简单的一个图像，而对于我在画里传达的思想和内涵，根本没人当回事。佛家有句话：将心比心，就是佛心。每个人谈自己的感受，都是基于一种常识，当他的常识与你的本意相反的时候，才会产生争论。这些争论与艺术的含义并不冲突。
记者：普罗大众谈及艺术，就是“谁的作品卖了多少钱”。
叶永青：当代艺术在中国一直经历着很艰苦的成长过程，中国的艺术也是一直在没有主流的情况下发展的，艺术教育也是。这么多年来，当代艺术只长出一条腿，这条腿就是艺术市场。而关于教育、关于常识的那条腿并没有长出来。所以人们关注当代艺术，不是在关注文化价值，而是在关注金钱。在我看来，作为艺术家，要给观众提供新鲜的看法去评论，去争议，我们的文明才会往前走。比如像《鸟》，我的方法就是在其中埋下不安定的因素，让人去质疑。
记者：你写过大量关于建立艺术市场的文章，你又是怎样看待现在的艺术市场？
叶永青：很多艺术家反感“市场”这个词。我不反感艺术市场。相反，我觉得目前中国唯一能支持当代艺术的就是市场。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都是市场带来的。但市场只是当代艺术的一条腿，光靠单腿跳，怎么能挽救当代艺术？可见，市场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让当代艺术能够回到生活里，能真正做到两条腿走路。我总想看看艺术教育那条腿，有没有长出来的希望。不过，说实话，虽然当代艺术时至今日还是个残疾人，但有市场总比没市场好。
但他从未因此而停下脚步。『艺术家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唯一可以逞匹夫之勇的职业。』他说。
“一切是那么辉煌灿烂，比平时见到还要更加的耀眼。”1930年，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跟随一队马帮进入云南，到达大理时，他留下了这样诗意的印象。这句话，被叶永青认为是对故乡大理最好的写照。
叶永青有一个叫“叶帅”的外号，这是张晓刚、周春芽、方力钧等人给他加的冕。他今年五十来岁，个子很高，衣着随意，剃着容易在人群中被辨认的光头，显年轻。他把脑袋推成大光头只因为两个字：“舒服”。“一旦剪了光头以后，你就再也不想留头发了，因为太舒服了。每天洗头，就像洗个苹果那么方便。”光头的造型让叶永青觉得自在，“光头没有身份，去讲究的场合没有问题，和干苦力的呆在一起，也没有问题”。很难想象，他就是掀起中国当代艺术浪潮的那个“鸟人”。以一管墨和一支细小的“眉笔”，他一边涂鸦一边行走天涯—以“鸟”为独特标记，颠覆传统逻辑，调侃、戏谑着世态万象。
多年来，叶永青在北京、伦敦、昆明、大理等处安家。每年，他像候鸟一样飞回大理过冬，带着像高更一样的理想，希望在原始质朴的文化里得到净化。今年，他在大理待了三个月，从立冬一直到二月底，为的是逃避北京的严寒，安心创作。大理古城东临碧波荡漾的洱海，西倚常年青翠的苍山，城内由南到北，深街幽巷纵横交错。这正是他一直向往的去处，所以，他把岳敏君、方力钧、韩湘林等艺术家也一并召唤到了大理。
“在北京每天都得应付不同的场面。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有小鞭子抽着我去赶快处理事情。在大理，在阳光下面枯坐一个下午，什么事情也不干，听听风声、家人的声音，这也是一种生活。这些不同的感觉会影响作品。”叶永青说。
1 在很多人的眼中，叶永青的名气来得很突然。同学好友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之际，他在大众面前依然寂寂无名。失落、艰苦、贫穷、曲折，这几个词陪伴了叶永青不少日子。
1978年，20岁的叶永青带着一身才气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来到重庆。80年代是文艺的春天，四川美院当时人才济济，罗中立、程丛林、何多苓、张晓刚、周春芽等都是他的校友。“叶帅”的绰号就在当时叫起。“上学时，我和张晓刚、周春芽同一个寝室，隔壁的寝室是程丛林，对面是罗中立。我们当时非常喜欢叫绰号，春芽叫周恩来，晓刚叫张春桥，我叫叶帅。他们肯定都不干，而我脾气比较好，这个绰号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当时，“文革”后思想开始解放，周围大多数的艺术家兴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他们创造了“伤痕美术”、“乡土艺术”，热烈地回应社会现实,成为“四川画派”主流，名噪一时。而他坚持走上了另一条现代主义绘画的艺术道路—他画西双版纳的树林、树叶，圭山风景，少数民族。这在别人看来没多少前景。日子过得很苦，很孤独。每天晚上，他都在等着夜幕的降临，好以喝酒和画画聊以自慰。
他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卖画的情景。1987年，有位日本留学生花了400元，买了他与张晓刚的两幅画。钱一到手，张晓刚马上扯着叶永青，拿这笔钱去成都“提亲”。“我们坐在去成都的火车上，大吃大喝，跟个大款一样。”
2 与别的成名艺术家前呼后拥不同，叶永青习惯特立独行，喜欢创新。“艺术家找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在那生根、开花、发芽。我的问题是我总是选择太贫瘠的地方。很多人觉得我做这种事情，是我愿意去付出。但我自己清楚，我渴望着改变，我想讓自己有舒服的创作环境。”
年复一年的坚持和创作，让他的苦日子终于到了头。《大招贴》、《伤痕》的出炉，让他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他开始举办个展，足迹从北京、上海、新加坡，一路走到了英国伦敦、德国慕尼黑、德国奥格斯堡、美国西雅图他还当过策展人，在昆明建立了上河会馆、创库艺术中心。他给朋友们办了很多事，举办展览，分文不收地帮艺术家卖画。
叶永青说，今天大多成名的艺术家,已少有上世纪80年代的匹夫之勇,“所谓的匹夫之勇，就是你可以赤手空拳，这是艺术家的本性。而今天的社会扭曲了人们对文化的看法。成功的艺术家，出场势必要前呼后拥，创作必须要紧跟大众的潮流。在众声喧哗中,匹夫之勇与单枪匹马居然被视为可耻的东西。但这对我来说，是美德。我不用整天为市场发愁，不用步步为营。我能睡到自然醒。这就是一种喜悦。”
3 一幅画，最重要的是价钱，还是价值？叶永青选择了后者。对于金钱和物质，叶永青其实并没有太多概念。谁能想到，正是这种心态，却意外的因为一只鸟拍出高价而被误读。
2010年底，他创作于1999年的《大鸟》在北京瀚海2010秋季拍卖会上，以25万元人民币被拍走。这是一幅线条简单的作品：一只肥鸟居中，眼神怪异丑陋，线条简单凌乱。很快，网络上炸开了锅，不少人称这是幼儿画展、无聊的炒作，甚至有人愤怒地指责，这是在嘲笑大众不懂艺术。
自己的作品被拍卖到25万，还是相熟的媒体辗转告知。当时，叶永青刚从冰天雪地的北京回到大理。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惊讶，对叶永青而言，这甚至不如院子里的树开满了花来得振奋人心。他对拍卖市场中这样的行情早已见怪不怪，只是后来一连串的批评和指责，让他有点意外。
叶永青打开电脑，在网上看到了各界的批判，却也只是一笑而过，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大家疯狂的抨击着他笔下那只笨拙的鸟，却没有人知道，这只丑鸟，他已经画了很多年。叶永青画鸟，缘于十多年前在伦敦看到美国照相写实主义大师克罗斯的回顾展。艺术的共鸣让他突然产生了涂鸦的冲动。他画一些顺手涂鸦，也画鸟。他笔下的鸟总是形单形只、飞、忧郁，有着硕大的身体、稀疏的羽毛、简单的线条。
而正是这只鸟，最终把他推向了世界的舞台。今年初，叶永青举办《雀神怪鸟—叶永青2012》展览，宣告叶永青十余年创作生涯中以鸟示人系列的最后一展，也意味着他艺术生涯中另辟蹊径的启始。
我们的访谈，就从这只绕不开的鸟开始。
对话叶永青
当代艺术不能只剩一条腿
记者：相比别的艺术家，你较少出现在大众视野，直到《鸟》出来。
叶永青：不常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倒也不是因为我清高，而是因为我喜欢顺其自然。当前的现实是，一个艺术家要扬名，必须要媒体的各种造势。这一套东西，我们其实都很熟悉。但越是心知肚明，越能发现顺其自然的好处—我可以晚上很安心地睡觉，睡到自然醒就好；我不用把自己做成一个火锅，拿到火上去乱炖。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喜悦。我今天收获到的东西，是无意获得的，而不是我有意追求的。
记者：当代艺术家卖一幅作品25万元是常有的事情，但落在这样一只肥鸟身上，让很多人不能理解。你能解读一下《大鸟》吗？
叶永青：这是鸟的形象和符号。原本想用文人画的形象和构图，用颠覆性的方法去画；但后来发现越看越不对劲，虽然有文人画的内涵在里边，但仿佛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画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先画小的草图，再拿到电脑去放大，放大后我就发现当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然后用超写实的方式去画细节。这种方法是机械而繁复的，让人看起来非常别扭。这也是一个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去画。
记者：曾经想到过会有那么多人指责你吗？
叶永青：这是我早期的作品，中间已经转手卖了好几次。上传到网络上，也是拜时代所赐，让更多人认识了我的作品。很多人看到的只是简单的一个图像，而对于我在画里传达的思想和内涵，根本没人当回事。佛家有句话：将心比心，就是佛心。每个人谈自己的感受，都是基于一种常识，当他的常识与你的本意相反的时候，才会产生争论。这些争论与艺术的含义并不冲突。
记者：普罗大众谈及艺术，就是“谁的作品卖了多少钱”。
叶永青：当代艺术在中国一直经历着很艰苦的成长过程，中国的艺术也是一直在没有主流的情况下发展的，艺术教育也是。这么多年来，当代艺术只长出一条腿，这条腿就是艺术市场。而关于教育、关于常识的那条腿并没有长出来。所以人们关注当代艺术，不是在关注文化价值，而是在关注金钱。在我看来，作为艺术家，要给观众提供新鲜的看法去评论，去争议，我们的文明才会往前走。比如像《鸟》，我的方法就是在其中埋下不安定的因素，让人去质疑。
记者：你写过大量关于建立艺术市场的文章，你又是怎样看待现在的艺术市场？
叶永青：很多艺术家反感“市场”这个词。我不反感艺术市场。相反，我觉得目前中国唯一能支持当代艺术的就是市场。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都是市场带来的。但市场只是当代艺术的一条腿，光靠单腿跳，怎么能挽救当代艺术？可见，市场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让当代艺术能够回到生活里，能真正做到两条腿走路。我总想看看艺术教育那条腿，有没有长出来的希望。不过，说实话，虽然当代艺术时至今日还是个残疾人，但有市场总比没市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