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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中纪委官网刊登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篇发表在《求是》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实际上是此前的10月31日，王岐山应邀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做的报告。
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种权威解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相统一，有理想但不理想化，防“左”关键是防过，克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进行历史、哲学和文化思考，不断坚定永远在路上的底气和自信。
这是近些年来比较少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明确论述到“防左”问题的讲话。这恐怕不是仅仅在理论层面讲一讲，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王岐山到北京、山西、浙江就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研时，也提过类似的话：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要聚焦试点方案确定的任务，把握好动态平衡，防止过犹不及。
防“左”关键是防过，过犹不及，这些提法应该说是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信号。对此需要有准确和完整的理解。熟悉党史的人们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执政历史上，每当确定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大政方针之后，党总是要花很大力气去纠正或左或右的偏差。两种偏差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是不讲辩证法的，都是走极端，只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而已。
比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国初期进行的历次土改中，就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左的偏差，表现在扩大打击面、乱斗乱杀等等。左的偏差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已经有不少严肃的党史研究者就提出，土改中出现的乱斗乱杀现象，与党的政策本身直接关系并不大，而是有更深层的宗族矛盾等社会原因。
从党本身来说，发生左的偏差，一个关键性原因是如邓小平说的，左看上去很革命。看上去革命，是说占据了一个时期的话语制高点，有道义优势，但在行动中走极端，偏离了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的本意。邓小平曾经这样感慨：“‘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左的或者右的偏差，如果不纠正，发展蔓延开来，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相对而言，左的偏差纠正起来难度更大一些，就是因为“好像革命”。
通过中央领导人的诸多重要讲话可以看出，今天王岐山提出来的防“左”，主要是指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个别地方出现的工作方法简单化，或者搞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的问题，是执行层面出现的需要纠正的偏差。十八大后，各地贯彻管党治党方面总体来说是好的，但在个别地方也的确在执行方法上出现过犹不及，甚至遭到群众和普通党员反感的问题。2016年已经出现这样的个别地方的案例，在全社会的关注下得到了纠正。
形式主义，一大特点正是口号喊得很响，“看上去很革命”，但其实并不愿意去真正吃透中央的决策精神，不愿意真正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甚至不愿意真正去触及要害的矛盾和问题，只是搞一些看上去轰轰烈烈、排浪式的所谓贯彻落实。自上而下层层传递压力，也就变成了自下而上层层应付、变通、打折扣和搞形式主义。对这些苗头性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及时提醒，认真纠正，否则就会对全面从严治党带来重大危害。
要纠正这些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就必须按照六中全会的精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形式主义背后是当官做老爷的心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了三个“决不允许”： 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最根本的在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平台和机制，作用就是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发现问题和纠正偏差的有效方式。《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很多规定，虽然出现在不同的部分，但都是指向了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的领导干部从政原则。
比如，准则提出，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领导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搞家长制，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特别是不能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下级应该抵制上级领导干部的这种要求并向更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报告，不应该对上级领导干部无原则服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示范行动引导党员、干部打消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等思想顾虑。
领导人还带头垂范。准则提出，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
如果回顾一下党史，过往的经验教训不止一次地昭示我们，但凡党内发生比较大的左或者右的偏差，迟迟不能得到纠正，以至于给革命或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害，那时一定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比较严重问题的时期，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极端的个人崇拜，包括近些年高级领导干部中极少数人搞山头主义等。
所以，防“左”或防过，看上去虽然还只是停留在执行层面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还只是苗头性问题，但殷鉴不远，我们一定要从攸关中国改革和发展事业、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麻痹大意，置之不理。
归根到底，认真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落实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才是防止各种实际工作偏差的不二法门。
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种权威解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相统一，有理想但不理想化，防“左”关键是防过，克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进行历史、哲学和文化思考，不断坚定永远在路上的底气和自信。
这是近些年来比较少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明确论述到“防左”问题的讲话。这恐怕不是仅仅在理论层面讲一讲，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王岐山到北京、山西、浙江就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研时，也提过类似的话：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要聚焦试点方案确定的任务，把握好动态平衡，防止过犹不及。
防“左”关键是防过，过犹不及，这些提法应该说是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信号。对此需要有准确和完整的理解。熟悉党史的人们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执政历史上，每当确定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大政方针之后，党总是要花很大力气去纠正或左或右的偏差。两种偏差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是不讲辩证法的，都是走极端，只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而已。
比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国初期进行的历次土改中，就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左的偏差，表现在扩大打击面、乱斗乱杀等等。左的偏差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已经有不少严肃的党史研究者就提出，土改中出现的乱斗乱杀现象，与党的政策本身直接关系并不大，而是有更深层的宗族矛盾等社会原因。
从党本身来说，发生左的偏差，一个关键性原因是如邓小平说的，左看上去很革命。看上去革命，是说占据了一个时期的话语制高点，有道义优势，但在行动中走极端，偏离了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的本意。邓小平曾经这样感慨：“‘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左的或者右的偏差，如果不纠正，发展蔓延开来，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相对而言，左的偏差纠正起来难度更大一些，就是因为“好像革命”。
通过中央领导人的诸多重要讲话可以看出，今天王岐山提出来的防“左”，主要是指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个别地方出现的工作方法简单化，或者搞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的问题，是执行层面出现的需要纠正的偏差。十八大后，各地贯彻管党治党方面总体来说是好的，但在个别地方也的确在执行方法上出现过犹不及，甚至遭到群众和普通党员反感的问题。2016年已经出现这样的个别地方的案例，在全社会的关注下得到了纠正。
形式主义，一大特点正是口号喊得很响，“看上去很革命”，但其实并不愿意去真正吃透中央的决策精神，不愿意真正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甚至不愿意真正去触及要害的矛盾和问题，只是搞一些看上去轰轰烈烈、排浪式的所谓贯彻落实。自上而下层层传递压力，也就变成了自下而上层层应付、变通、打折扣和搞形式主义。对这些苗头性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及时提醒，认真纠正，否则就会对全面从严治党带来重大危害。
要纠正这些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就必须按照六中全会的精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形式主义背后是当官做老爷的心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了三个“决不允许”： 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最根本的在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平台和机制，作用就是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发现问题和纠正偏差的有效方式。《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很多规定，虽然出现在不同的部分，但都是指向了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的领导干部从政原则。
比如，准则提出，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领导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搞家长制，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特别是不能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下级应该抵制上级领导干部的这种要求并向更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报告，不应该对上级领导干部无原则服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示范行动引导党员、干部打消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等思想顾虑。
领导人还带头垂范。准则提出，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
如果回顾一下党史，过往的经验教训不止一次地昭示我们，但凡党内发生比较大的左或者右的偏差，迟迟不能得到纠正，以至于给革命或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害，那时一定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比较严重问题的时期，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极端的个人崇拜，包括近些年高级领导干部中极少数人搞山头主义等。
所以，防“左”或防过，看上去虽然还只是停留在执行层面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还只是苗头性问题，但殷鉴不远，我们一定要从攸关中国改革和发展事业、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麻痹大意，置之不理。
归根到底，认真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落实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才是防止各种实际工作偏差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