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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以前的闭关锁国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在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国际地位的上升方面，许多国家比不上我们。当然，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瞠目结舌。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同样令人困惑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牢骚特别多，似乎社会很快就要崩溃似的。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买把菜刀都要身份证。这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少有。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刺激。民怨加剧是与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公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公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不公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方面。
可是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人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可能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離很近的人之间收入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民怨。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其余的都不如中国(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但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在中国，有些人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时武力倒是有用的。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某些公权在握的官员不大讲理了，社会陷入了危险。
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地方政府有时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胜诉的不到10％。在某种情况下，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缺乏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一些官员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于是形成官民的对立。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管制舆论，反过来又使得民怨进一步上升。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最早是由于个别官员因私利而牺牲正义，上级政府监管不力，甚至同流合污，事态越来越滑向无序，终于造成民怨泛滥、治理困难的局面。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百姓只好在一些群体事件中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例如贵州瓮安事件。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现在，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根源就是有些官员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当前大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收入差距是问题的根源，也有认为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我并不认同。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恰好背道而驰，部分官员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用强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强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强力。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力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领导人是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
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不诉诸武力。这是从讲“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得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以前的闭关锁国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在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国际地位的上升方面，许多国家比不上我们。当然，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瞠目结舌。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同样令人困惑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牢骚特别多，似乎社会很快就要崩溃似的。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买把菜刀都要身份证。这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少有。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刺激。民怨加剧是与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公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公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不公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方面。
可是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人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可能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離很近的人之间收入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民怨。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其余的都不如中国(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但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在中国，有些人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时武力倒是有用的。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某些公权在握的官员不大讲理了，社会陷入了危险。
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地方政府有时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胜诉的不到10％。在某种情况下，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缺乏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一些官员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于是形成官民的对立。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管制舆论，反过来又使得民怨进一步上升。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最早是由于个别官员因私利而牺牲正义，上级政府监管不力，甚至同流合污，事态越来越滑向无序，终于造成民怨泛滥、治理困难的局面。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百姓只好在一些群体事件中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例如贵州瓮安事件。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现在，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根源就是有些官员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当前大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收入差距是问题的根源，也有认为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我并不认同。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恰好背道而驰，部分官员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用强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强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强力。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力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领导人是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
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不诉诸武力。这是从讲“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得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