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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傍晚，经过30多个小时的空中旅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飞虎队灵魂人物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尼尔·凯乐威女士从美国抵达上海。
尼尔长得与她的外祖父陈纳德将军很相像，面部轮廓相当清晰，也有一个坚毅的下巴，尤其眼睛特别精神，浅蓝色的眼珠反射着天花板上的吊灯，有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新民周刊》：您外公有没有跟您讲过关于上海的印象和他在上海的故事？
尼尔：说起我外公，我沾了他不少光。但我小时候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每次我去探望他，他都非常高兴，在很大的花园里，他将我抱在膝盖上逗我玩，也会讲一些故事。他在中国的那些年，是他生命中最出彩的时光，他也会跟我讲，但我还没有正式进入学校，有些话听不明白，只是隐隐觉得有个遥远的东方国度，那里的人民非常勤劳，友好善良，风光十分美丽。外公去世太早了，不然我肯定会听到他讲更多的有趣故事。
在许多人眼里我外公是很严厉的，不讲情面的，但他对我十分温柔，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他很爱我。后来，我读到了他的回忆录《飞虎队之路》，通过这本书加深了对外公的了解，愈发热爱并敬佩他。
《新民周刊》：博物馆有多少件展品？都是从哪里征集到的？
尼尔：我们馆里陈列的展品有11000件，大部分来自飞虎队队员及他们后代的捐赠和出借，还有些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包括历史学家、军迷和华人华侨。展览内容方面，我们的重点在讲述太平洋战争、美中关系、美国军队的发展历史。我们有许多历史图片，报纸、书籍、器物、地图等。比如我们有一张1941年12月7日出版的《夏威夷星报》“号外”，标题就是《战争！日军机轰炸瓦胡岛》，报道第一时间记录了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的惨烈场景。
有一块内容是陈纳德将军的一生与飞虎队的光荣业绩，包括陈纳德的护照、通行证、身份牌、勋章等。还有当时的日记本以及他在中国用过的物品，比如穿过的军服、用过的照相机、手表和军刀，寄回美国的家书等，有关飞虎队的历史老照片也很多。对了，还有一张用中文写着“美国空军，来华助战，仰我军民，一体救护”的布质告示，是当年飞虎队成员的“护身法宝”，万一飞机被日军击落，飞机员跳伞落地，就可以凭此获得中国老百姓的帮助。事实上，确实有许多飞行员在那个残酷的环境中获得了中国农民的无私营救，而他们自己却遭到日军的残暴杀害。还有一件物品也很有意义，它是在多年前在成都郊外发现的B—29型飞机残骸，它见证了美国大兵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还有些展品是对历史事件的描绘，比如有一幅油画，描绘了运输机通过驼峰航线的情景，它是由一位中国画家送给我们的。还有一面很大的锦旗，锦旗是中国人特有的表彰方式，上面绣着“飞虎队的功勋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中”几行金字。
在博物馆的大厅内还陈列着一面包裹成三角形的美国国旗，这面国旗来之不易。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我外公没有受邀出席，他当然非常失望，也很生气。对此，美国国会也表示不满，后来就将签署投降书那天在华盛顿升起的这面美国国旗，送给我外公作为补偿，我外公非常看重这面国旗。
我外公在他6个月大时，由家人带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吉尔伯特，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二战结束后他卸甲归田，一直生活在门罗市，直至去世。
将历史告诉下一代
《新民周刊》：在你们接待的游客中有没有日本人？
尼尔：有的，他们看了展览后也感到有很大收获，有些历史事实他们不一定知道得这么详细。在有些日本人的概念里，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袭击珍珠港事件是一次值得骄傲的胜利，战争后期，美军在太平洋一系列夺岛战役中遭遇日军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这些也被今天的日本人视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少数政客更是希望从中获得提升日本人自信心的价值，这是危险的游戏。所以我总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对日本游客，在讲解时尽可能详细点，耐心点。 《新民周刊》：健在的飞虎队老队员还有多少人？您与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保持经常联系吗？
尼尔：岁月是无情的，飞虎队的这些老英雄们正在一个个离开人世，现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4个人了，其中2位与我们门罗市距离较近，有经常的联系。今年92岁的温雅德先生跟我关系很好，在一些重要场合我们有机会见面。他曾在二战期间驾驶C-46运输机87次飞越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战略补给。他是我外公最可信赖的老战友。至于后代，大概有300人左右，我们每年会举行一次聚会。他们中有不少人都访问过中国，有的还去云南边境踏访过父辈战斗过的地方。
我们这些飞虎队成员的后代保持这样的联系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外公在他完成于1949年的自传中写道：“飞虎队的旗帜永远不能倒下，希望它一直能够高高飘扬，并且作为太平洋两岸这两个伟大的人民为共同的战争与和平的目标而努力的象征而永垂青史。”我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分量，外公虽然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影响仍在，他的精神是永存的，他所说的旗帜不是他一个人的旗帜，而是两个国家的，而且传到我们后人的手里了。我要说的是，在人类历史的艰难时刻，美中两国曾经是盟友，面对共同的敌人英勇战斗，而且最终胜利了。今天我们要用飞虎队的旗帜来维护世界和平，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新民周刊》：去年，您将一批美国飞虎队的文物捐赠给在重庆的飞虎队展览馆，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尼尔：重庆的飞虎队展览馆我也去参观过，为了支持这个馆的工作，增进友谊，我在去年向这个馆赠送两套完整的美国第14航空队军服、一套美国第12航空队军服，以及一顶飞行帽，重庆的飞虎队展览馆也回赠了两套抗战时期的中国军服，共产党军队与和国民党军队各一套，现在这两件礼物也陈列在我们博物馆里。
《新民周刊》：张凤岐女士在抗日战争后期有机会参与飞虎队的后勤工作。您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何评价？
尼尔：私人回忆可以增加国家记忆的丰富性和质感，私人记忆更可贵的是包含在细节与文字描述中的情感因素。我虽然还来不及细看这本书，但对其中的几个细节印象深刻。有一个细节写到，张凤岐女士在胜利后准备回到上海与他的先生结婚，飞虎队让她享受了美国士兵退伍时的一切待遇，派一架运输机将她送到上海江湾机场，而且全体官兵列队站在跑道边送她登机，在飞机滑行时，一起向她敬礼。中国人民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美国人民其实也是一样重感情的。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来参加这本书的签售首发，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
《新民周刊》：前不久，安倍首相虽然宣称继承历届政府的谈话精神，但他的通篇讲话看不出应有的道歉诚意与反思愿望，对此你怎么看？
尼尔：我不喜欢安倍这个人，他一点也不诚实，反复无常，缺乏眼光，没有政治操守，是个典型的政客，他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为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着想，而非为全体国民和国家利益考虑。他和日本右翼势力的政客们究竟要把日本国民带向何处？是值得警惕的。美国政府中的有些人也一样缺乏政治眼光，为了利用日本实现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而放纵他们的言行，这可能会埋下祸根。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日本是如何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的，也不能不格外注意今天他们又是如何利用纪念原子弹爆炸多少周年这件事来迷惑民众，误导民众，企图改变《波茨坦公约》确定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保留并展示二战时期的文物，让历史告诉下一代，就显得非常重要。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纳德将军在1949年后就没能重返中国大陆，但我外公真的很热爱中国，他的心里一直装着中国。这次我应邀访问上海与成都两个中国的大城市，还带来了我的儿子、女儿，还有第三代的孙子和孙女，他们还很小，但应该让他们从小就了解中国，热爱中国，陈纳德的旗帜最终要交到他们这一代手里的。
尼尔长得与她的外祖父陈纳德将军很相像，面部轮廓相当清晰，也有一个坚毅的下巴，尤其眼睛特别精神，浅蓝色的眼珠反射着天花板上的吊灯，有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新民周刊》：您外公有没有跟您讲过关于上海的印象和他在上海的故事？
尼尔：说起我外公，我沾了他不少光。但我小时候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每次我去探望他，他都非常高兴，在很大的花园里，他将我抱在膝盖上逗我玩，也会讲一些故事。他在中国的那些年，是他生命中最出彩的时光，他也会跟我讲，但我还没有正式进入学校，有些话听不明白，只是隐隐觉得有个遥远的东方国度，那里的人民非常勤劳，友好善良，风光十分美丽。外公去世太早了，不然我肯定会听到他讲更多的有趣故事。
在许多人眼里我外公是很严厉的，不讲情面的，但他对我十分温柔，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他很爱我。后来，我读到了他的回忆录《飞虎队之路》，通过这本书加深了对外公的了解，愈发热爱并敬佩他。
《新民周刊》：博物馆有多少件展品？都是从哪里征集到的？
尼尔：我们馆里陈列的展品有11000件，大部分来自飞虎队队员及他们后代的捐赠和出借，还有些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包括历史学家、军迷和华人华侨。展览内容方面，我们的重点在讲述太平洋战争、美中关系、美国军队的发展历史。我们有许多历史图片，报纸、书籍、器物、地图等。比如我们有一张1941年12月7日出版的《夏威夷星报》“号外”，标题就是《战争！日军机轰炸瓦胡岛》，报道第一时间记录了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的惨烈场景。
有一块内容是陈纳德将军的一生与飞虎队的光荣业绩，包括陈纳德的护照、通行证、身份牌、勋章等。还有当时的日记本以及他在中国用过的物品，比如穿过的军服、用过的照相机、手表和军刀，寄回美国的家书等，有关飞虎队的历史老照片也很多。对了，还有一张用中文写着“美国空军，来华助战，仰我军民，一体救护”的布质告示，是当年飞虎队成员的“护身法宝”，万一飞机被日军击落，飞机员跳伞落地，就可以凭此获得中国老百姓的帮助。事实上，确实有许多飞行员在那个残酷的环境中获得了中国农民的无私营救，而他们自己却遭到日军的残暴杀害。还有一件物品也很有意义，它是在多年前在成都郊外发现的B—29型飞机残骸，它见证了美国大兵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还有些展品是对历史事件的描绘，比如有一幅油画，描绘了运输机通过驼峰航线的情景，它是由一位中国画家送给我们的。还有一面很大的锦旗，锦旗是中国人特有的表彰方式，上面绣着“飞虎队的功勋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中”几行金字。
在博物馆的大厅内还陈列着一面包裹成三角形的美国国旗，这面国旗来之不易。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我外公没有受邀出席，他当然非常失望，也很生气。对此，美国国会也表示不满，后来就将签署投降书那天在华盛顿升起的这面美国国旗，送给我外公作为补偿，我外公非常看重这面国旗。
我外公在他6个月大时，由家人带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吉尔伯特，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二战结束后他卸甲归田，一直生活在门罗市，直至去世。
将历史告诉下一代
《新民周刊》：在你们接待的游客中有没有日本人？
尼尔：有的，他们看了展览后也感到有很大收获，有些历史事实他们不一定知道得这么详细。在有些日本人的概念里，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袭击珍珠港事件是一次值得骄傲的胜利，战争后期，美军在太平洋一系列夺岛战役中遭遇日军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这些也被今天的日本人视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少数政客更是希望从中获得提升日本人自信心的价值，这是危险的游戏。所以我总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对日本游客，在讲解时尽可能详细点，耐心点。 《新民周刊》：健在的飞虎队老队员还有多少人？您与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保持经常联系吗？
尼尔：岁月是无情的，飞虎队的这些老英雄们正在一个个离开人世，现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4个人了，其中2位与我们门罗市距离较近，有经常的联系。今年92岁的温雅德先生跟我关系很好，在一些重要场合我们有机会见面。他曾在二战期间驾驶C-46运输机87次飞越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战略补给。他是我外公最可信赖的老战友。至于后代，大概有300人左右，我们每年会举行一次聚会。他们中有不少人都访问过中国，有的还去云南边境踏访过父辈战斗过的地方。
我们这些飞虎队成员的后代保持这样的联系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外公在他完成于1949年的自传中写道：“飞虎队的旗帜永远不能倒下，希望它一直能够高高飘扬，并且作为太平洋两岸这两个伟大的人民为共同的战争与和平的目标而努力的象征而永垂青史。”我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分量，外公虽然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影响仍在，他的精神是永存的，他所说的旗帜不是他一个人的旗帜，而是两个国家的，而且传到我们后人的手里了。我要说的是，在人类历史的艰难时刻，美中两国曾经是盟友，面对共同的敌人英勇战斗，而且最终胜利了。今天我们要用飞虎队的旗帜来维护世界和平，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新民周刊》：去年，您将一批美国飞虎队的文物捐赠给在重庆的飞虎队展览馆，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尼尔：重庆的飞虎队展览馆我也去参观过，为了支持这个馆的工作，增进友谊，我在去年向这个馆赠送两套完整的美国第14航空队军服、一套美国第12航空队军服，以及一顶飞行帽，重庆的飞虎队展览馆也回赠了两套抗战时期的中国军服，共产党军队与和国民党军队各一套，现在这两件礼物也陈列在我们博物馆里。
《新民周刊》：张凤岐女士在抗日战争后期有机会参与飞虎队的后勤工作。您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何评价？
尼尔：私人回忆可以增加国家记忆的丰富性和质感，私人记忆更可贵的是包含在细节与文字描述中的情感因素。我虽然还来不及细看这本书，但对其中的几个细节印象深刻。有一个细节写到，张凤岐女士在胜利后准备回到上海与他的先生结婚，飞虎队让她享受了美国士兵退伍时的一切待遇，派一架运输机将她送到上海江湾机场，而且全体官兵列队站在跑道边送她登机，在飞机滑行时，一起向她敬礼。中国人民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美国人民其实也是一样重感情的。这次，我专门从美国来参加这本书的签售首发，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
《新民周刊》：前不久，安倍首相虽然宣称继承历届政府的谈话精神，但他的通篇讲话看不出应有的道歉诚意与反思愿望，对此你怎么看？
尼尔：我不喜欢安倍这个人，他一点也不诚实，反复无常，缺乏眼光，没有政治操守，是个典型的政客，他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为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着想，而非为全体国民和国家利益考虑。他和日本右翼势力的政客们究竟要把日本国民带向何处？是值得警惕的。美国政府中的有些人也一样缺乏政治眼光，为了利用日本实现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而放纵他们的言行，这可能会埋下祸根。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日本是如何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的，也不能不格外注意今天他们又是如何利用纪念原子弹爆炸多少周年这件事来迷惑民众，误导民众，企图改变《波茨坦公约》确定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保留并展示二战时期的文物，让历史告诉下一代，就显得非常重要。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纳德将军在1949年后就没能重返中国大陆，但我外公真的很热爱中国，他的心里一直装着中国。这次我应邀访问上海与成都两个中国的大城市，还带来了我的儿子、女儿，还有第三代的孙子和孙女，他们还很小，但应该让他们从小就了解中国，热爱中国，陈纳德的旗帜最终要交到他们这一代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