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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的事说两遍
老子喜欢在章末对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项加以强调，以达到警醒世人的说理效果，因而《道德经》存在重言一遍的现象。蒋锡昌先生《老子校诂》一书较早关注到老子这种独特句法，并予以揭橥：“盖‘夫唯’之句，常承上句之意而重言之，此《老子》特有文例也。”他从《道德经》中找出四个例证加以说明，如第二章：“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夫唯’二句，系承上句弗居之意而重言之，例一。”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不争’二句，系承上文不争之意而重言之，例二。”第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夫唯不盈’二句系承上句不欲盈之意而重言之，例三。”第七十二章：“‘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系承上句无厌之意而重言之，例四。”蒋氏还循此老子特有文例运用“本校法”及“他校法”对《道德经》七十一章进行校勘，王弼本作“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蒋先生据《太平御览·疾病部》引作“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以其不病”，认为此本文字较诸本为长，当据改正。若如此，则老子将重要的事说两遍又增一例。
二、 贾谊“五饵策”与老子“五色”“五音”“五味”之说
汉初为抵御匈奴侵盗，“与单于争其民”，贾谊向文帝献“建三表，设五饵”之策，他在《新书》卷四“匈奴”篇中曾予以详细论述，《汉书》卷四九《贾谊传赞》也提及“五饵”之术：“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颜师古注云：“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贾谊心忧天下，年少垂涕，提醒文帝应居安思危，以为“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太息者六”（《治安策》）。“五饵策”基于当时匈奴强盛汉室无法以武力征服的现状而提出的对策，今天看来不免迂阔不切实际。沿波讨源，“五饵策”应是对老子思想的反向继承，《道德经》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王弼注云：“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谓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矣。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难得之货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目也。”老子反对世俗过度享乐生活方式，倡导见素抱朴、致虚守静的俭啬人生态度，如所说“三去”：“去甚、去奢、去泰”;“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又云“治人事天莫若啬”。贾谊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声色美味及居处娱乐弱化匈奴心志，以使其降服于汉朝。虽然流于一厢情愿，但不得不说是对老子思想的灵活运用。按，汉初黄老思想流行，司马迁在《史记·乐毅传赞》中简要梳理了黄老之学的传授谱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因此，贾谊逆向接受老子思想影响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五饵策”被后世诗人广泛用为典实。如唐李白《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方陈五饵策，一使胡尘清”，宋刘攽《熙州行》“贾生属国试五饵”，清刘献廷《王昭君二首》其一“六奇已出陳平计，五饵曾闻贾谊言”等。
三、 《史记》“老子赠孔子言”两种书写的互文见义
古代仁人君子临别时往往有以言相赠之习，《晏子春秋》卷五载“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乎？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荀子·大略》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孔子之周问学于老子，临别时老子曾赠孔子言，典籍多有记载，司马迁也作为信史载入《史记》，在《孔子世家》及《老子韩非列传》中都有叙述，但所记老子话语不尽相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一行适周问礼于老子，辞别时，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载老子之言则与之不同：“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细绎两处老子之言，不难发现大同中存小异。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皆具忠告警示意味，所谓“聪明深察、博辩广大”“骄气多欲、态色淫志”云云，都是老子对自我表现欲望强烈的智者孔子的严厉批评，告诫他应守柔谦下、低调内敛，这与一向持守无为不争立场，反对昭昭察察的世俗智慧，以昏昏闷闷的愚人自许的老子哲学理念步调一致、桴鼓相应。至于两种话语形态的差异及产生原因，笔者推测盖缘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叙述语境及发言场景的不同。《老子列传》中老子赠言产生于孔子向学问礼之际，其时孔子当夸夸其谈于尧、舜、禹、汤、文、武等儒家圣贤话语，被老子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一句话打断且给予全盘否定。而《孔子世家》中老子赠言发生在孔子辞别之际，契合古代仁人临别赠言忠告的语境。其次是刻画传主形象的需要。《老子列传》中强调“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旨在突出老子的虚静愚朴的人生姿态和处世哲学，形塑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道家创始者面目。《孔子世家》中的赠言刻意凸显“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的身份职责，一方面写出孔子的转益多师，善于学习的性格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塑造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传主形象需要。
总之，将《史记》所载老子赠孔子言的两种话语对读，读者大致可以回到历史现场，还原老、孔两位圣哲面对面的对话场景：初见时孔子侃侃而谈，遭老子当头棒喝，临别时老子再以美言规劝。仲尼年轻气盛、志在有为的形象与老聃谆谆告诫、持守无为的面目跃然纸上。
四、 白居易的辩证法：对老子思想的受容与解构
白居易晚年以独善其身自许，深受老子、庄子及佛教思想影响。他以愚叟自称，吟《洛阳有愚叟》诗，作《大巧若拙赋》，从老子哲学中汲取了“愚朴”“知足”和“贵身”的理念。如其《闲居》诗云“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知足吟》：“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显系源于老子所说“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祸莫大于不知足”。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远离长安，以期摆脱朝官与宦官的纷争。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事变发生后，白居易庆幸自己远离官场，没有惹祸上身，“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所作为似源于老子所说善摄生者的无入死地：“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但白居易并未全盘接受老子哲学，如果说其立身行世继承了老子知足退隐的思想，那么在诗文风格上他则解构了老子的“希言自然”“多言数穷”“知者不言”的理念。大和八年六十三岁时白居易作《读老子》诗：“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白氏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反诘老子“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之说，代表了他对自己“理周辞繁”“意切言激”（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并序》）创作风格的维护与坚守。如果将其所作《醉吟先生传》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王绩《五斗先生传》对照，不难发现白居易多言、好言的性格及“情意失于太详”（张戒《岁寒堂诗话》卷四）的自传写作特点。“多言”还体现在白居易诗风上，其新乐府诗及感伤之作叙事详近，与元稹等人连篇累牍次韵唱酬，篇幅甚广，诗题甚长，有的长达百字以上（如《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怀旧感今，因酬长句》一诗），无不彰显其诗“太露太尽”（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畅所欲言的特质。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老子喜欢在章末对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项加以强调，以达到警醒世人的说理效果，因而《道德经》存在重言一遍的现象。蒋锡昌先生《老子校诂》一书较早关注到老子这种独特句法，并予以揭橥：“盖‘夫唯’之句，常承上句之意而重言之，此《老子》特有文例也。”他从《道德经》中找出四个例证加以说明，如第二章：“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夫唯’二句，系承上句弗居之意而重言之，例一。”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不争’二句，系承上文不争之意而重言之，例二。”第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夫唯不盈’二句系承上句不欲盈之意而重言之，例三。”第七十二章：“‘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系承上句无厌之意而重言之，例四。”蒋氏还循此老子特有文例运用“本校法”及“他校法”对《道德经》七十一章进行校勘，王弼本作“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蒋先生据《太平御览·疾病部》引作“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以其不病”，认为此本文字较诸本为长，当据改正。若如此，则老子将重要的事说两遍又增一例。
二、 贾谊“五饵策”与老子“五色”“五音”“五味”之说
汉初为抵御匈奴侵盗，“与单于争其民”，贾谊向文帝献“建三表，设五饵”之策，他在《新书》卷四“匈奴”篇中曾予以详细论述，《汉书》卷四九《贾谊传赞》也提及“五饵”之术：“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颜师古注云：“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贾谊心忧天下，年少垂涕，提醒文帝应居安思危，以为“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太息者六”（《治安策》）。“五饵策”基于当时匈奴强盛汉室无法以武力征服的现状而提出的对策，今天看来不免迂阔不切实际。沿波讨源，“五饵策”应是对老子思想的反向继承，《道德经》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王弼注云：“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谓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矣。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难得之货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目也。”老子反对世俗过度享乐生活方式，倡导见素抱朴、致虚守静的俭啬人生态度，如所说“三去”：“去甚、去奢、去泰”;“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又云“治人事天莫若啬”。贾谊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声色美味及居处娱乐弱化匈奴心志，以使其降服于汉朝。虽然流于一厢情愿，但不得不说是对老子思想的灵活运用。按，汉初黄老思想流行，司马迁在《史记·乐毅传赞》中简要梳理了黄老之学的传授谱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因此，贾谊逆向接受老子思想影响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五饵策”被后世诗人广泛用为典实。如唐李白《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方陈五饵策，一使胡尘清”，宋刘攽《熙州行》“贾生属国试五饵”，清刘献廷《王昭君二首》其一“六奇已出陳平计，五饵曾闻贾谊言”等。
三、 《史记》“老子赠孔子言”两种书写的互文见义
古代仁人君子临别时往往有以言相赠之习，《晏子春秋》卷五载“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乎？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荀子·大略》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孔子之周问学于老子，临别时老子曾赠孔子言，典籍多有记载，司马迁也作为信史载入《史记》，在《孔子世家》及《老子韩非列传》中都有叙述，但所记老子话语不尽相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一行适周问礼于老子，辞别时，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载老子之言则与之不同：“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细绎两处老子之言，不难发现大同中存小异。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皆具忠告警示意味，所谓“聪明深察、博辩广大”“骄气多欲、态色淫志”云云，都是老子对自我表现欲望强烈的智者孔子的严厉批评，告诫他应守柔谦下、低调内敛，这与一向持守无为不争立场，反对昭昭察察的世俗智慧，以昏昏闷闷的愚人自许的老子哲学理念步调一致、桴鼓相应。至于两种话语形态的差异及产生原因，笔者推测盖缘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叙述语境及发言场景的不同。《老子列传》中老子赠言产生于孔子向学问礼之际，其时孔子当夸夸其谈于尧、舜、禹、汤、文、武等儒家圣贤话语，被老子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一句话打断且给予全盘否定。而《孔子世家》中老子赠言发生在孔子辞别之际，契合古代仁人临别赠言忠告的语境。其次是刻画传主形象的需要。《老子列传》中强调“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旨在突出老子的虚静愚朴的人生姿态和处世哲学，形塑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道家创始者面目。《孔子世家》中的赠言刻意凸显“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的身份职责，一方面写出孔子的转益多师，善于学习的性格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塑造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传主形象需要。
总之，将《史记》所载老子赠孔子言的两种话语对读，读者大致可以回到历史现场，还原老、孔两位圣哲面对面的对话场景：初见时孔子侃侃而谈，遭老子当头棒喝，临别时老子再以美言规劝。仲尼年轻气盛、志在有为的形象与老聃谆谆告诫、持守无为的面目跃然纸上。
四、 白居易的辩证法：对老子思想的受容与解构
白居易晚年以独善其身自许，深受老子、庄子及佛教思想影响。他以愚叟自称，吟《洛阳有愚叟》诗，作《大巧若拙赋》，从老子哲学中汲取了“愚朴”“知足”和“贵身”的理念。如其《闲居》诗云“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知足吟》：“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显系源于老子所说“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祸莫大于不知足”。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远离长安，以期摆脱朝官与宦官的纷争。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事变发生后，白居易庆幸自己远离官场，没有惹祸上身，“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所作为似源于老子所说善摄生者的无入死地：“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但白居易并未全盘接受老子哲学，如果说其立身行世继承了老子知足退隐的思想，那么在诗文风格上他则解构了老子的“希言自然”“多言数穷”“知者不言”的理念。大和八年六十三岁时白居易作《读老子》诗：“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白氏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反诘老子“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之说，代表了他对自己“理周辞繁”“意切言激”（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并序》）创作风格的维护与坚守。如果将其所作《醉吟先生传》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王绩《五斗先生传》对照，不难发现白居易多言、好言的性格及“情意失于太详”（张戒《岁寒堂诗话》卷四）的自传写作特点。“多言”还体现在白居易诗风上，其新乐府诗及感伤之作叙事详近，与元稹等人连篇累牍次韵唱酬，篇幅甚广，诗题甚长，有的长达百字以上（如《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怀旧感今，因酬长句》一诗），无不彰显其诗“太露太尽”（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畅所欲言的特质。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