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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所提出的“身体写作”理论对我国的女性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作家对这一理论作了自主的接受与实践。本文从中国文坛“身体写作”具备的内在特征和所面临的困境来分析“身体写作”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运用。
关键词：身体写作；内在特征；困境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身体觉醒的时代，“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私小说”……颇为流行，女性作家的写作实践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格外看重身体的意义与诉求。在根深蒂固的男性文化包围中，女作家们从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那里寻求理论依托，为上述“私小说”找到了“身体写作”的命名。
一、中国文坛中“身体写作”的内在特征
“身体写作”的第一个特征首先是反编码、反逻辑、反秩序、反常规的话语方式——一种女性所特有的“性征话语”。即通过欲望、回忆、呓语、梦幻等形式所表达出来的女性性别特征和私密体验。在陈染、林白的作品中，女主人公不约而同地躲进私人房间，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或浴缸里，在幽暗的光线中警觉地倾听某种来自身体或身体以外的可疑声音，重构富有感性色彩的、充斥着幻觉、梦想乃至错觉和神经质的肉身性存在。在这里，女性性征话语的凸显意味着男性性征被弱化，男性话语成为女性自我言说和身体诉求的某种反证。而且，陈染的早期创作中就已流露出男性“残缺”的意念，如《纸片儿》借“我”之口坦言“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比不上女人”；林白则将女性身体视为可以自足之物，以“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来结束男性缺失的“战争”。如果说陈染、林白的创作还保留着关于身体的某种温情叙述的话，那么，在读者眼中，卫慧、棉棉的身体叙述已经成为赤裸裸的欲望倾泻和世俗堕入。《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糖》等不再是单纯的关于女人身体的故事，而是关于两性欲望如何被极端倾诉、宣泄，以瞬间感官刺激获得暂时精神休克的事件，远远超出了陈染们的精神自守和灵魂瞭望的视界。
“身体写作”的第二个特征是“自闭话语”。由于陈染等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在自我封闭造成身体和外部世界紧张的同时，也流露出某种程度的自怜、自恋倾向。这里，“自闭话语”既是对身体自我阅读、自我欣赏的过度依赖，也是对现实存在充满惊恐的审视。一方面，女性经验被普泛化，上升为人类母语时代反总体文化逻辑的一整套精神话语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在强调性别躯体的完整性、完美性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完成了对外部世界叙述方式的隔离，使“拒绝”成为“自闭话语”频繁展现的一种姿态。她们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对社会关系的拒绝、对父亲的拒绝、对男人的拒绝、对生活的拒绝，某种意义上是在排除一切干扰和威胁身体的因素，在自足式的触摸中感受身体呈现的一个曾经失落的世界。在陈染、林白那里，“墙”意味着拒绝和隔离，既是身体独立的宣言，也是自我孤绝的证明，她们以这种替代性的叙述策略回避一切经验，凝铸为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孤独世界”。
“身体写作”的第三个特征是“超验话语”，它是一种越过日常生活表象反观经验世界和复归性别本体的特殊方式。不满足于对身体的单纯摹写，而是以直觉、想象在身体的彼岸构成富有启示、召唤能力的幻象世界，呈现女性话语的形而上境界。她们的小说大量采用诸如窗帘、浴盆、沙发、镜子等日常生活物品的意象，一方面它们和女性生活紧密相关，是体现女性“处所性”和“处身性”最直观的形象，成为一种外在的风景；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女性的私密体验、私人话语的一部分，构筑的是女性世界，成为一种内在的风景。比如“镜子”，它构成反观女性身体的外面风景，也是确证身体的内面风景，相对于镜子而言，死亡更具有抽象意味，成为一种本体存在。
借助于性征话语、自闭话语和超验话语，文学女性的身体写作一定程度上从宏大叙事和性别压迫中挣脱出来，由女性生存体验上升为女性的自我观照乃至超验的感受。于是，它在显示语言和世界的同构关系的同时，也给女性文学的身体话语蒙上了一层存在之维的神秘面纱。
二、中国文坛中“身体写作”所面临的困境
女性对身体的文学书写作为女性应对外部世界、捍卫自身的方式，受到多种文化语境的整合。它使女性能够在时代和历史的多维视野中寻找自己的声音，重新发现失落的感性生命，但部分作家的创作存在为身体而身体、为市场而身体的倾向，从而产生了女性文学“身体写作”所面临的重重困境。
首先，在男权中心主义传统中，二元对立是基本的言语模式，在以终极信仰和伦理道德构成的知识谱系中，身体要么以丑陋的面目出现，要么不断地自我毁灭，女性身体的主体性和自在性被淹没。因此，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首先面临反二元对立宏大叙事、凸显作为具有感知能力的“人”的特征的任务。她们在“谁是我”“我是谁”的疑问中宣称“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发出“一个人的战争”的宣言。但是，这种书写方式过多关涉女性性别体验本身，并试图以女性的独特感知来消解外部世界的强大叙事功能，从而导致在人和世界、内部和外部的男权中心主义传统被打破的同时，却又无形中从女性经验深处强化了女和男、内和外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又堕入沉重的男权中心主义的窠臼，产生由女性强势文本话语建构的新的二元论。
其次，作为男权中心主义的实质，二元对立模式最终强化的是一元论，男性话语权威一直是这个传统的核心能指。在男权和父权的单维指涉下，女性成为被弱化乃至虚化的另一元。而部分文学女性的身体言说试图将这种局面作为批判对象，通过性别话语的强势叙事功能的转换将此一元论转化为彼一元论。于是，一种被赋予女性性征和感知方式的女性叙事凸显出来。厚重的窗帘、幽暗的房间、洁净的浴盆、单一的色调、刺眼的阳光等都抹上浓重的性别色彩，频频闪烁在她们的文字中。同时，男性世界被置于对立面，继而在某种极端个人化和强调性别差异的书写倾向中被逐出——这种男性话语的缺场正是女性身体的在场。陈染、林白等众多女作家的作品中，男性作为一个群体，像此前女性被无视一样从文本的世界中悄悄退场，女性的叙述氛围和空间欲望进而成为审美化和处身性的一元文本模式。
再次，部分女性作家在身体言说过程中所张扬的新的一元话语使身体成为唯一的书写方式和内容。通过对自我身体及其感受、欲望放大式的摹写和宣泄，消解了“第二性”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女性身体成为缩短性别书写距离的标尺，继而获得日常审美和自我关照的合理性。但是，身体，无论是作为肉身性的存在还是精神性的话语，恰恰是男权中心主义传统下男权话语制造的最大神话，它将女性群体的认知不知不觉地引向维护其对立面的境地。无论承认与否，实际上，男性话语已经成为这些女作家书写身体的一个潜在逻辑。这种潜在的悖论也许就是部分文学女性的身体言说总是难以跳出某些固定模式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她们拒绝了身体感性以外的一切东西，包括历史、社会、文化等人类共同的经验财富，那么，这样的“身体写作”最终势必堕入灵魂的乌托邦。
总之，这样的女性“身体写作”在反抗外部男权中心主义二元并置模式的同时制造了新的二元论，在消解一种权威话语的同时制造了另一种话语权威，在用身体阻挡和逃离男权的同时却陷入了另一种男权书写，在试图以身体追求女性独特价值的同时反而否定了女性生命所可能具有的丰富、深邃及其意义。
三、结语
总之，无论就其发生的外部语境还是内部的叙事特征而言，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身体话语都可说是一种性别实践。虽然发展到后来，有些作家作品已经违背了初衷，渐渐变味，而且在现实创作中面临多重困境，但整体上女性作家对“有性别的人”（尤其是女性)的微观生存所投入的巨大热情使女性小说身体话语获得了政治的和美学的双重特质。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作品一道，共同拓展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身体写作；内在特征；困境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身体觉醒的时代，“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私小说”……颇为流行，女性作家的写作实践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格外看重身体的意义与诉求。在根深蒂固的男性文化包围中，女作家们从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那里寻求理论依托，为上述“私小说”找到了“身体写作”的命名。
一、中国文坛中“身体写作”的内在特征
“身体写作”的第一个特征首先是反编码、反逻辑、反秩序、反常规的话语方式——一种女性所特有的“性征话语”。即通过欲望、回忆、呓语、梦幻等形式所表达出来的女性性别特征和私密体验。在陈染、林白的作品中，女主人公不约而同地躲进私人房间，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或浴缸里，在幽暗的光线中警觉地倾听某种来自身体或身体以外的可疑声音，重构富有感性色彩的、充斥着幻觉、梦想乃至错觉和神经质的肉身性存在。在这里，女性性征话语的凸显意味着男性性征被弱化，男性话语成为女性自我言说和身体诉求的某种反证。而且，陈染的早期创作中就已流露出男性“残缺”的意念，如《纸片儿》借“我”之口坦言“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比不上女人”；林白则将女性身体视为可以自足之物，以“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来结束男性缺失的“战争”。如果说陈染、林白的创作还保留着关于身体的某种温情叙述的话，那么，在读者眼中，卫慧、棉棉的身体叙述已经成为赤裸裸的欲望倾泻和世俗堕入。《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糖》等不再是单纯的关于女人身体的故事，而是关于两性欲望如何被极端倾诉、宣泄，以瞬间感官刺激获得暂时精神休克的事件，远远超出了陈染们的精神自守和灵魂瞭望的视界。
“身体写作”的第二个特征是“自闭话语”。由于陈染等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在自我封闭造成身体和外部世界紧张的同时，也流露出某种程度的自怜、自恋倾向。这里，“自闭话语”既是对身体自我阅读、自我欣赏的过度依赖，也是对现实存在充满惊恐的审视。一方面，女性经验被普泛化，上升为人类母语时代反总体文化逻辑的一整套精神话语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在强调性别躯体的完整性、完美性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完成了对外部世界叙述方式的隔离，使“拒绝”成为“自闭话语”频繁展现的一种姿态。她们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对社会关系的拒绝、对父亲的拒绝、对男人的拒绝、对生活的拒绝，某种意义上是在排除一切干扰和威胁身体的因素，在自足式的触摸中感受身体呈现的一个曾经失落的世界。在陈染、林白那里，“墙”意味着拒绝和隔离，既是身体独立的宣言，也是自我孤绝的证明，她们以这种替代性的叙述策略回避一切经验，凝铸为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孤独世界”。
“身体写作”的第三个特征是“超验话语”，它是一种越过日常生活表象反观经验世界和复归性别本体的特殊方式。不满足于对身体的单纯摹写，而是以直觉、想象在身体的彼岸构成富有启示、召唤能力的幻象世界，呈现女性话语的形而上境界。她们的小说大量采用诸如窗帘、浴盆、沙发、镜子等日常生活物品的意象，一方面它们和女性生活紧密相关，是体现女性“处所性”和“处身性”最直观的形象，成为一种外在的风景；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女性的私密体验、私人话语的一部分，构筑的是女性世界，成为一种内在的风景。比如“镜子”，它构成反观女性身体的外面风景，也是确证身体的内面风景，相对于镜子而言，死亡更具有抽象意味，成为一种本体存在。
借助于性征话语、自闭话语和超验话语，文学女性的身体写作一定程度上从宏大叙事和性别压迫中挣脱出来，由女性生存体验上升为女性的自我观照乃至超验的感受。于是，它在显示语言和世界的同构关系的同时，也给女性文学的身体话语蒙上了一层存在之维的神秘面纱。
二、中国文坛中“身体写作”所面临的困境
女性对身体的文学书写作为女性应对外部世界、捍卫自身的方式，受到多种文化语境的整合。它使女性能够在时代和历史的多维视野中寻找自己的声音，重新发现失落的感性生命，但部分作家的创作存在为身体而身体、为市场而身体的倾向，从而产生了女性文学“身体写作”所面临的重重困境。
首先，在男权中心主义传统中，二元对立是基本的言语模式，在以终极信仰和伦理道德构成的知识谱系中，身体要么以丑陋的面目出现，要么不断地自我毁灭，女性身体的主体性和自在性被淹没。因此，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首先面临反二元对立宏大叙事、凸显作为具有感知能力的“人”的特征的任务。她们在“谁是我”“我是谁”的疑问中宣称“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发出“一个人的战争”的宣言。但是，这种书写方式过多关涉女性性别体验本身，并试图以女性的独特感知来消解外部世界的强大叙事功能，从而导致在人和世界、内部和外部的男权中心主义传统被打破的同时，却又无形中从女性经验深处强化了女和男、内和外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又堕入沉重的男权中心主义的窠臼，产生由女性强势文本话语建构的新的二元论。
其次，作为男权中心主义的实质，二元对立模式最终强化的是一元论，男性话语权威一直是这个传统的核心能指。在男权和父权的单维指涉下，女性成为被弱化乃至虚化的另一元。而部分文学女性的身体言说试图将这种局面作为批判对象，通过性别话语的强势叙事功能的转换将此一元论转化为彼一元论。于是，一种被赋予女性性征和感知方式的女性叙事凸显出来。厚重的窗帘、幽暗的房间、洁净的浴盆、单一的色调、刺眼的阳光等都抹上浓重的性别色彩，频频闪烁在她们的文字中。同时，男性世界被置于对立面，继而在某种极端个人化和强调性别差异的书写倾向中被逐出——这种男性话语的缺场正是女性身体的在场。陈染、林白等众多女作家的作品中，男性作为一个群体，像此前女性被无视一样从文本的世界中悄悄退场，女性的叙述氛围和空间欲望进而成为审美化和处身性的一元文本模式。
再次，部分女性作家在身体言说过程中所张扬的新的一元话语使身体成为唯一的书写方式和内容。通过对自我身体及其感受、欲望放大式的摹写和宣泄，消解了“第二性”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女性身体成为缩短性别书写距离的标尺，继而获得日常审美和自我关照的合理性。但是，身体，无论是作为肉身性的存在还是精神性的话语，恰恰是男权中心主义传统下男权话语制造的最大神话，它将女性群体的认知不知不觉地引向维护其对立面的境地。无论承认与否，实际上，男性话语已经成为这些女作家书写身体的一个潜在逻辑。这种潜在的悖论也许就是部分文学女性的身体言说总是难以跳出某些固定模式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她们拒绝了身体感性以外的一切东西，包括历史、社会、文化等人类共同的经验财富，那么，这样的“身体写作”最终势必堕入灵魂的乌托邦。
总之，这样的女性“身体写作”在反抗外部男权中心主义二元并置模式的同时制造了新的二元论，在消解一种权威话语的同时制造了另一种话语权威，在用身体阻挡和逃离男权的同时却陷入了另一种男权书写，在试图以身体追求女性独特价值的同时反而否定了女性生命所可能具有的丰富、深邃及其意义。
三、结语
总之，无论就其发生的外部语境还是内部的叙事特征而言，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身体话语都可说是一种性别实践。虽然发展到后来，有些作家作品已经违背了初衷，渐渐变味，而且在现实创作中面临多重困境，但整体上女性作家对“有性别的人”（尤其是女性)的微观生存所投入的巨大热情使女性小说身体话语获得了政治的和美学的双重特质。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作品一道，共同拓展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