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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英伦文化精髓
里根的话里透露出英美文化精神话语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 —— 消极自由，即“谁也没理由剥夺他安卧在自己领域的权利”的最低限度的自由。
美国文化承续英国，其血脉里流淌着英伦文化的基因，而英伦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就是消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意在探寻保障一个人自由的最小范围、最低限度而非最大范围和最高限度。正如这一概念的提出者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个人将会发觉自己处身的范围，狭窄到自己的天赋能力甚至无法做最起码的发挥，而唯有这些天赋得到最起码的发挥，他才可能追求、甚至才能‘构想’，人类认为是善的、对的、神圣的目的。……我们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致于‘贬抑或否定我们的本性’。我们无法享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必须放弃某些自由，以保障其他自由。”那么，这一“最小”“最低”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维持一个人起码生存保障的生命、财产及追求幸福即进一步发展的权利。在以赛亚·伯林看来，“消极自由”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积极自由”——这是“因为相信‘消极的’自由概念的信徒，认为‘积极的’自由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而‘积极的’自由观念则认为，自由不是‘免于……的自由’（消极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积极自由）——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两种自由概念》）并由此导致了在自由问题上，英伦传统与欧陆传统的分野。
英国学者剑桥教授麦克法兰就指出：“消极自由权是英格兰传统的精粹。有一些事情是别人—— 包括国家 ——不能施加于你的。不经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别人不能抓捕你的身体和夺去你的财产。未经法律许可，别人不能夺走你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也不能夺走你和他人交往的权利。区区几条消极规则，足以涵盖生活的大部分内容。”（《现代世界的诞生》）所谓“消极自由”，就是别人不能对我做什么的自由，这是人的自由的最低限度；而所谓“积极自由”，就是我可以做什么的自由。积极自由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麦克法兰辨析说：“相反，积极自由权是做某些事情的权利，经常也是义务，比如医疗保健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听起来都很不错，问题是还得把条目继续列举下去，因为任何一个没有明确列举的条目，都可以推定为权利的缺项。积极自由权是昔日欧洲大陆传统的精粹，其结局常为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律师的超量工作。出于善意，积极自由权过分关注细枝末节，从而可能窒息民主，甚至扼杀民主政体。人们觉得，法律和政客不应该吩咐你应当如何行事。那是宗教的管辖范围。法西斯主义和某些极权主义，骨子里试图压服人民的意志，使之朝着领袖认为道德的方向发展，因此，它们是把宗教功能和政治功能混为一谈了。”（《现代世界的诞生》）
至于“积极自由”为何容易走向集权和专制，按照以赛亚·伯林的分析，其逻辑是这样的：“‘自由’这个字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和不让别人妨碍我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表面上来看，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逻辑差距，只不过是同一件事的‘消极’与‘积极’描述方式而已。但是，在历史上，‘积极’与‘消极’的自由观，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且不一定依照逻辑常理，终至演变成直接的冲突。”（《两种自由概念》）在“消极自由”者看来，“积极自由”很容易走向集权和专制，是因为人们“可以做什么”几乎是模糊的、没有边界、难以掌控的，而“不可以做什么”则是清晰的、具体的、可以掌控的。历史证明，具有欧陆文化传统基因的“积极自由观”最终都难免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命运，而具有英伦文化血脉的“消极自由观”则孕育出了权力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现代政治理念，导致了现代政府和制度实践的产生。
简言之，英国自由主义的缘起是国王对贵族利益诉求的妥协与让步，君主不能为所欲为。恰如学者所分析的，在英国，一个贵族虽不能与国王相匹敌，全体贵族联合起来却很可能使国王就范，而联合所有贵族的最合适的口号就是“权利”。在“权利”的旗帜下，一切贵族都可以拿起武器，向破坏封建关系的“暴君”要求自由。这就是“自由”在英国的起源。由于贵族对国王的长期抗争，王权应该受限制的思想便逐渐形成。封建关系用律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法律成为约束王权的武器。人们开始认为，法律不仅是针对臣民的，也应该束缚君主，君主必须依法律行事，而法律就是权利与义务的法的体现。不遵守法律的君主是暴君，暴君自动地解除了他对臣民所拥有的权利。以至于导致这样的结果：当中世纪结束时，英国社会关于自由的传统已根深蒂固，它起之于贵族对国王的抗衡，并开始向中间等级渗透。“权利”的概念已深刻在英国各阶层的心扉上，为维护权利，他们随时准备抵抗暴君。马考莱在总结中世纪英国政治制度时说：“古老的英国政体属于有限君主制类型……（国王的）权力虽很充分，却受三大宪政原则的限制；这些原则如此古老，没有人能说出它们起自何时；这些原则又如此有效，其顺乎自然的发展已持续了这许多代，产生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事物秩序。”这“三大原则”就是：其一，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其三，他必须按国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违背法律，其谋臣及代办官员有权将其清除。（钱乘旦：《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模糊善恶观与改变世界
由于消极自由观关注的焦点是自由的最低限度，是“他人不能对我做什么”的自由，所以它对“他人（或自己）可以做什么”的自由兴趣不大。换言之，只要一个社会、一种体制、一种制度能够保障一个人的最低权利或权益，以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已达到消极自由者们较为理想的境界了，其他均属于次要问题，比如在中国社会争讼不已的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英伦文化精神中，对是非、善恶等价值不做截然的、终极的善恶判断，这就导致了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所以，消极自由观所导致的模糊善恶观或善恶混淆观也是英国文化精神的要义之一。
恰如英国学者麦克法兰所指出的：“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是孩子气的、过分简单的、不够充分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世间万物，须知这是一个主观主义世界，人在其中不可能依存于任何外在的、永恒的、客观的道德律。恰如蒲柏所言：‘欢乐，取决于正确或错误的裁断，我们最大的恶便是我们最大的善。’”（《现代世界的诞生》）历史地看，“在英格兰普通民众的层面上，善恶混淆的矛盾心理早在l6世纪初即已存在。那个世界没有绝对之物，只有相对的善和恶，而且一切都可用金钱交换，在那个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用最细腻的笔触表现了善与恶的不确定性”。而到了l8世纪，“身处世上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英格兰人发现，这场‘道德革命’的后果昭然若揭：资本主义已经大获全胜。贪财曾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但是此时，贪财显然也同样也是万善 —— 其中一善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交易市场原则之源。……一言以蔽之：财富和善来源于恶德和邪恶的情感。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善寓于恶的深处，同理，恶也寓于善的深处”。对此，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中总结道：“虽然友好和和仁爱是人类的天然禀赋，虽然人类能通过理性和自我否定而获得真正的美德，但这些都不是社会的基础；相反，我们所说的此世之恶才是一条恢恢律理，它使我们成为社会动物，为各行各业无一例外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灌输了生命，提供了支持；我们必须在它那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头；恶一旦止息，社会必将损毁，甚至彻底瓦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揭示了贪财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它，现代大厦将顷刻坍塌。他说：“劳动分工带来了多种益处，但是究其根源，它并不是任何人类智慧—— 这种智慧能预见，追求，并能造成机会去实现广泛的富裕的结晶。相反，劳动分工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倾向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所导致的必然的、缓慢的、渐进的结果。”并且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为私利、私欲及其市场经济赋予了合理性的支撑—— “因此，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种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国富论》）在此，所谓“恶”（贪欲、自利）已成为现代商品社会的基石。
总之，由于“消极自由观”的精髓强调的是“自由”的最低限度，是“别人不可以对我做什么”的自由，所以持此种观念者往往并不想去改造世界或解放全人类，而只想做好自己，而“改变世界”只是在一种不确定的“可能”中产生，而非“注定”“必然”如何如何。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矗立的一块墓碑，碑文上写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这，或可视为对消极自由观的另一种诠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