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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之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保留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文化并不一定存在着“殖民”或“被殖民”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文化霸权”的问题，重要的在于“好”与“不好”。
“后殖民”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流行的学术符号。而澳门是葡萄牙管治400多年的地区，但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澳门学界并没有对“后殖民”的论述，这究竟反映了什么?
澳门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文化
我们或许可以说，澳门并非是葡萄牙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回归前葡萄牙只有治权没有主权，所以澳门仍然保留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像香港回归前大英帝国主义那种文化强势对香港的渗透，没有真正进人“殖民文化”的氛围；另—方面，澳门学界没有对“后殖民”的论述，我认为是由澳门的文化生态所决定的。澳门是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信仰和而不同的地区，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因此，“后殖民”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澳门城市的文化底蕴是什么?是中国文化还是葡国文化?澳门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西(葡)文化交融的城市，中葡文化在澳门交融、并存是澳门的重要特色。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中葡文化的交流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
1992年作为葡语推广中心教研组长的马士丁在《澳门过渡期语言发展路向国际学术研究讨会》上就提到：“初到澳门的人在甫抵步便会实时感到在这里沟通的困难，即使用其它语言也不能解决问题。”他列出4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葡萄牙管治这地方长达四个世纪，因何只有这样少人说葡语?”他在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说澳门是一座中国城市。除去2％或3％的外国人之外，其它居民在--种族上都是中国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城市最真实、最牢固的部分。”我们知道，语言是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沟通的主要工具，语言出现障碍，感情就无从沟通。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考察，文化都离不开语言。由此可见，澳门的中国人和澳门的葡国人的“语言障碍”造成了一条深深的文化鸿沟。
应该说作为葡文化传播的唯32具一一葡语，只能作为前澳葡政府的一种行政语言，在民间未能起着实际作用，占95％以上的澳门华人社会，无论生存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都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葡人在澳门有几百年历史，葡语在澳门的“失落”的确是历史上的一种“异数”。当时的葡国学者Maria Trigoso是比较清醒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彼此都很难以英国的体育精神去接受和衡量语言的‘失落’，也不能以集体和务实精神去计算其‘赢取’之外……大凡葡萄牙人涉足过的地方大多使用葡文，如巴西和非洲；亚洲也有几个殖民地是使用葡文的，其中渧汶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澳门，葡语从未成为普罗大众的语言，似乎仅是某些城里人的单纯怀旧，保留它，主要是作为文化的语言——一种学者的语言。”葡文在澳门只能成为极为少数人的语言，它不能像巴西和非洲及亚洲的渧汶成为大众语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葡文的“经济效益”价值不大，另一方面是葡文化的意识形态很难渗透澳门这座深厚的中华文化城市，所以葡语一直无法在澳门的华人社会上推广和传播。
由此可见，澳门“中葡文化”交流只停留于物质的表层上，在政治语言和官方的行政语言上，而在思想上、精神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交融还是相当有限的，当然在建筑上、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是有相互影响的，但主要城市的文化底色仍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调。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语言障碍，“葡文化”只表现在于行政和法律上的，对于文化而言，看不出有多大的“文化殖民”或称之为“文化霸权”的现象。
传统文化促和谐
其次，澳门是一个多族群、多社团、多宗教兼容并存的社会，和谐相处，这成为澳门回归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澳门是较好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区。前面所说的澳门城市的文化底色仍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调，这是因为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澳门华人自然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管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它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流派，都在澳门华人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今日，澳门之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保留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诸如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统序观念；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思想；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气度等等，都成为大多数澳门华人立身处世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思想，如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等含义，在澳门也都得到很好的传承。所有这些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经过了400多年的积淀，起到了促进澳门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染，成为建构澳门和谐社会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另外，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澳门华人民间文化对澳门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澳门华人民间文化发挥了社会性和包容性的重大功能。
所谓的社会性，就是有整合人群的社会功能。由于澳门华人在葡治时代处于“半自治”的状态，为了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翻开澳门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早期澳门许多华人社会组织是整合血缘性的家族和宗族组织，以及涉及血缘的姓氏宗亲组织、地缘性的乡亲会、商业性的组织等。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已成今天澳门人的重要特征，深深地影响了澳门社会，特别是宗乡社团。在葡治时代，澳门华人宗乡组织以民间文化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纽带，它起着团结、整合华人社会的作用，如办医院、建学校等，承担许多社会职能。回归后，华人宗乡社团对社会的承担和责任感并没有减弱，他们以有限资源，通过发放奖助学金，捐献社会公益事业等形式，继续关怀社会、造福社群。
而在民俗方面，澳门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对于社会凝聚力的加强亦具有重要意义。如民俗节庆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是华人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中国相比，澳门的这些民俗节庆活动具有浓厚的社群特色，从新春团拜到中秋联欢，许多澳门华人在乡会、宗亲社团里庆祝佳节，类似这些活动大大加强澳门华人社会的凝聚力。
除此之外，澳门华人民间文化也充分体现它的包容性。澳门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华洋杂居，是多种种族组成的社会，又有不同语言、方言，都能包容在一起。尤其在澳门回归后，华人民间文化的包容性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并没有出现“文化身份”的危机感。
澳门民间文化的包容性，有助于促进其它种族文化的理解和不同种族间文化的互动。以民间宗教为例，中国的儒、道、释，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都能和谐相处，华人与葡人同时可以在庙里祭祀神明。这样的民间宗教包容，无疑增进了华人与其它种族间的了解。与中国民间文化相比，澳门的华人民间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更为突出，其社会意义也更为重大，尤其是华人民间文化对他族文化的包容，更是澳门的主要文化特色。因为澳门文化的包容性，没有出现“后殖民”的文化意识形态也是十分自然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澳门包容并存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中，我们看到的：文化并不一定存在着“殖民”或“被殖民”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文化霸权”的问题，重要在于“好”与“不好”。好的文化，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有价值，人们自然会去接受。我们学习不少西方的先进性文化，并不能说被西方文化所“殖民”。实际上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作者在我看来多少带有傲慢与偏见。我对“殖民”和“后殖民”并没什么特别的偏爱，尤其是十几年来，“后殖民”在学界上风风火火你唱罢我登场，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在演绎西方的理论，显得空洞无力。其实，所谓的“殖民”、“后殖民”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愈来愈失去它的可靠性。澳门有和谐、包容的文化生态，如果硬把她套上“后殖民”的理论来解读，显然是失之偏颇也是危险的。
(作者系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澳门科技大学)
“后殖民”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流行的学术符号。而澳门是葡萄牙管治400多年的地区，但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澳门学界并没有对“后殖民”的论述，这究竟反映了什么?
澳门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文化
我们或许可以说，澳门并非是葡萄牙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回归前葡萄牙只有治权没有主权，所以澳门仍然保留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像香港回归前大英帝国主义那种文化强势对香港的渗透，没有真正进人“殖民文化”的氛围；另—方面，澳门学界没有对“后殖民”的论述，我认为是由澳门的文化生态所决定的。澳门是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信仰和而不同的地区，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因此，“后殖民”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澳门城市的文化底蕴是什么?是中国文化还是葡国文化?澳门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西(葡)文化交融的城市，中葡文化在澳门交融、并存是澳门的重要特色。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中葡文化的交流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
1992年作为葡语推广中心教研组长的马士丁在《澳门过渡期语言发展路向国际学术研究讨会》上就提到：“初到澳门的人在甫抵步便会实时感到在这里沟通的困难，即使用其它语言也不能解决问题。”他列出4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葡萄牙管治这地方长达四个世纪，因何只有这样少人说葡语?”他在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说澳门是一座中国城市。除去2％或3％的外国人之外，其它居民在--种族上都是中国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城市最真实、最牢固的部分。”我们知道，语言是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沟通的主要工具，语言出现障碍，感情就无从沟通。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考察，文化都离不开语言。由此可见，澳门的中国人和澳门的葡国人的“语言障碍”造成了一条深深的文化鸿沟。
应该说作为葡文化传播的唯32具一一葡语，只能作为前澳葡政府的一种行政语言，在民间未能起着实际作用，占95％以上的澳门华人社会，无论生存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都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葡人在澳门有几百年历史，葡语在澳门的“失落”的确是历史上的一种“异数”。当时的葡国学者Maria Trigoso是比较清醒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彼此都很难以英国的体育精神去接受和衡量语言的‘失落’，也不能以集体和务实精神去计算其‘赢取’之外……大凡葡萄牙人涉足过的地方大多使用葡文，如巴西和非洲；亚洲也有几个殖民地是使用葡文的，其中渧汶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澳门，葡语从未成为普罗大众的语言，似乎仅是某些城里人的单纯怀旧，保留它，主要是作为文化的语言——一种学者的语言。”葡文在澳门只能成为极为少数人的语言，它不能像巴西和非洲及亚洲的渧汶成为大众语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葡文的“经济效益”价值不大，另一方面是葡文化的意识形态很难渗透澳门这座深厚的中华文化城市，所以葡语一直无法在澳门的华人社会上推广和传播。
由此可见，澳门“中葡文化”交流只停留于物质的表层上，在政治语言和官方的行政语言上，而在思想上、精神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交融还是相当有限的，当然在建筑上、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是有相互影响的，但主要城市的文化底色仍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调。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语言障碍，“葡文化”只表现在于行政和法律上的，对于文化而言，看不出有多大的“文化殖民”或称之为“文化霸权”的现象。
传统文化促和谐
其次，澳门是一个多族群、多社团、多宗教兼容并存的社会，和谐相处，这成为澳门回归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澳门是较好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区。前面所说的澳门城市的文化底色仍然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调，这是因为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澳门华人自然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管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它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流派，都在澳门华人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今日，澳门之所以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保留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诸如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统序观念；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思想；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包容气度等等，都成为大多数澳门华人立身处世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思想，如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等含义，在澳门也都得到很好的传承。所有这些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经过了400多年的积淀，起到了促进澳门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染，成为建构澳门和谐社会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另外，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澳门华人民间文化对澳门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澳门华人民间文化发挥了社会性和包容性的重大功能。
所谓的社会性，就是有整合人群的社会功能。由于澳门华人在葡治时代处于“半自治”的状态，为了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翻开澳门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早期澳门许多华人社会组织是整合血缘性的家族和宗族组织，以及涉及血缘的姓氏宗亲组织、地缘性的乡亲会、商业性的组织等。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已成今天澳门人的重要特征，深深地影响了澳门社会，特别是宗乡社团。在葡治时代，澳门华人宗乡组织以民间文化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纽带，它起着团结、整合华人社会的作用，如办医院、建学校等，承担许多社会职能。回归后，华人宗乡社团对社会的承担和责任感并没有减弱，他们以有限资源，通过发放奖助学金，捐献社会公益事业等形式，继续关怀社会、造福社群。
而在民俗方面，澳门民间文化的社会性对于社会凝聚力的加强亦具有重要意义。如民俗节庆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是华人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中国相比，澳门的这些民俗节庆活动具有浓厚的社群特色，从新春团拜到中秋联欢，许多澳门华人在乡会、宗亲社团里庆祝佳节，类似这些活动大大加强澳门华人社会的凝聚力。
除此之外，澳门华人民间文化也充分体现它的包容性。澳门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华洋杂居，是多种种族组成的社会，又有不同语言、方言，都能包容在一起。尤其在澳门回归后，华人民间文化的包容性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并没有出现“文化身份”的危机感。
澳门民间文化的包容性，有助于促进其它种族文化的理解和不同种族间文化的互动。以民间宗教为例，中国的儒、道、释，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都能和谐相处，华人与葡人同时可以在庙里祭祀神明。这样的民间宗教包容，无疑增进了华人与其它种族间的了解。与中国民间文化相比，澳门的华人民间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更为突出，其社会意义也更为重大，尤其是华人民间文化对他族文化的包容，更是澳门的主要文化特色。因为澳门文化的包容性，没有出现“后殖民”的文化意识形态也是十分自然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澳门包容并存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中，我们看到的：文化并不一定存在着“殖民”或“被殖民”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文化霸权”的问题，重要在于“好”与“不好”。好的文化，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有价值，人们自然会去接受。我们学习不少西方的先进性文化，并不能说被西方文化所“殖民”。实际上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作者在我看来多少带有傲慢与偏见。我对“殖民”和“后殖民”并没什么特别的偏爱，尤其是十几年来，“后殖民”在学界上风风火火你唱罢我登场，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在演绎西方的理论，显得空洞无力。其实，所谓的“殖民”、“后殖民”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经愈来愈失去它的可靠性。澳门有和谐、包容的文化生态，如果硬把她套上“后殖民”的理论来解读，显然是失之偏颇也是危险的。
(作者系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澳门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