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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小说的这几年中,读者们常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小说里呈现的人生和真实人生有何不同呢?”
“真实的人生嘛,”我回答,“它是由一连串偶发事件组成的。这些事件本身既无意义,连贯起来也不显示任何逻辑脉络或因果关系。更妙的是,它们发生也好,甚至不发生也罢,都好像于事无补似的。总之,真实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过程。如果小说家把这过程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里去的话,他们的小说也会成为莫名其妙的小说,这是不会为读者所接受的。为了使读者接受,小说家不得不把真实人生中的事件加以重组,加以剪接,加以删改,使它们显得比较有头绪、有条理、有意义、有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小说里呈现的人生是一种经过了加工、经过了改良的人生。”
爱读小说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打电话出去时,他们不但一拨就拨通,而且拨通以后,对方永远在家。可是在真实人生中呢?我们打电话常会碰到占线,即使拨通了,对方又正巧不在家,可不是吗?
我再用我自己真实人生中的一件偶发事件来作补充说明。
1955年夏天,那时我在台大已读完一年外文系,正值暑假期间闲居的阶段。有天我意外地接到父亲从曼谷寄来的探亲证明书和一封信,信上嘱我赶办出国手续,以便趁暑假期间赴曼谷与他团聚。这使我喜出望外。
父亲是早一年应聘到达曼谷的。在远走异乡之前,他一直在台糖公司任职。后来因养猪的问题和公司闹了意见,心里才渐萌去志。事又有凑巧,这时正好有一家曼谷的糖厂派人来游说,要聘他当顾问,于是他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他在这种情况之下离开台糖,多少是有一点负气出走的成分。这种负气的心理使他在抵达曼谷后的一年中改变了整个价值观,这是我去曼谷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出国手续办理得很顺利,我于7月底抵达曼谷。到了曼谷之后,我发现父亲在一年之中结交了不少当地的侨领。每逢喜庆饮宴的场合,父亲和我也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在每次宴会后,父亲总不忘向我介绍主人的发迹史。讲完了他们的发迹史,他最后的结论是:
“你看看,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有的甚至不识字。他们从汕头、潮州来到泰国之时,还都是一文不名的。但是凭着赤手空拳,他们都能在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之中变成巨富,这就说明了在今天的社会里,一张大学文凭是不管用的。不要说是大学文凭,即使是有博士头衔的,就像我这样,还不是一辈子要为五斗米折腰,最后落得两袖清风的下场?所以我劝你,不要死心眼,干脆在曼谷留下来不回去算了。从现在开始闯天下,我敢保证,10年,20年以后,你也会是一条腰缠万贯的好汉!”
在最初,我只是对父亲的价值观念有点诧异,但并没有立刻受到影响,可是在半个月以后,由于父亲的经常灌输,我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知子莫若父—— 父亲知道光用“利”还不足以打动我的心,还须加上“色”诱才能尽全功,所以就在他看出我的信念产生动摇的时候,又立刻为我物色了一位女朋友——糖厂的一位女职员。她是英泰混血儿,长得健康漂亮,让我一见倾心。而更好的是,她也无拒我之意。她和我开始约会之后,我就更加乐不思蜀了。
不过中途辍学到底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即使有美女为伴,但每次一想到学业的问题,我心里仍会怔忡不安。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我写了一封信回台北向母亲请示。母亲是个传统的女性,加上信教,所以她的回信要我“一切由父亲和上帝做主”。
父亲已表明要我在曼谷留下了。那么上帝那边又如何去请示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拖日子的办法——只要拖过了8月底台大注册的日期,这就等于自绝归路了。如果上帝也不表示异议的话,那我就可以用“奉上帝之命羁留曼谷”来自我安慰了。
人最怕的是拿不定主意。主意一拿定,日子就好过起来,8月底很快就拖过了。
到了9月中,我更觉得事情已成定局,于是向父亲提出建议:要闯天下也不急在一时,不如先在贸易公司找个工作,学一些国际贸易的实务,这对将来创业总是有益无害的。父亲听了也赞成。他跟几位熟识的侨领一接洽,马上就得到其中一位的首肯——聘我在他的贸易公司里工作,他提出的条件还颇优厚:月薪美金100元,年底分红利。更重要的是,他还答允帮我办泰国居留证,这在当时是件难事。既然条件这么好,我就答应在10月1日正式上班。
如果这一切只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的话,以下的发展一定是这样的:我和英泰混血儿结成眷属,几年后离开贸易公司自行创业,结果一帆风顺,20年后果然成为富甲一方的侨领,最后还当上侨选立法委员。
很遗憾的是,我刚刚叙述的是真实人生中的一段经历。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过,真实人生是不照人的逻辑发展的,所以就在这大势已定的关键时刻,有件事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糖业会议在曼谷揭幕了。
在当年,台湾是全世界四大产糖地之一,所以每次全球性会议都有台糖公司的代表出席。父亲在任职台糖期间也奉派出席过几次全球性会议。这一次在曼谷举行的会议则是由一位黄协理代表台糖参加的。
黄协理是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所以他一从台北抵达曼谷,父亲和我不但到机场迎接,而且晚上还设宴为他洗尘。
在宴席上,黄协理和父亲先谈了一些“大人”的事,然后黄协理的注意力便转移到我身上来了。他注意到我以后,脸上即刻露出惊愕和困惑的表情。他问父亲:
“腓力不是在台大念书吗?台大那边已经开学了,他还待在曼谷干什么?”
父亲于是先向他说明他在来曼谷一年间领悟出来的“读书无用”的真理,然后再向他解释,我留在曼谷的目的,就是要体现这项真理。
“大瑶兄,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黄协理不以为然,“很多小孩想进台大还进不去,腓力好不容易才考上台大,你老兄怎么反而不让他读完大学呢?你要知道,读完大学不但对他将来的事业有帮助,而且大学生到了社会上才会受人尊重,对他的自尊心也有帮助。再说,求学阶段通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你做父亲的怎可强行缩短你儿子的求学阶段,剥夺他求学的乐趣呢?”
父亲无言以对。吃饭后的翌晨,父亲买了机票就送我上飞机。一回台北,我便直赴台大补办注册手续。教务处看我是因出境探父而耽误开学的,也没有追究什么,于是我又在台大当起学生来了。
在后来的一生中,我并没有像黄协理所说的那样,因完成大学学业而备受尊重,也没有因完成了大学学业而事业有成。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生中也常问自己一些傻问题:如果那次糖业会议不在曼谷举行呢?或者不在9月举行呢?或者来参加会议的人不是黄协理呢?那我今天会怎样呢?
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尤其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我经常反复问这几个傻问题,但一直到今天仍未得到答案——我仍然弄不清楚,我去曼谷的两个月与我的一生有何逻辑关系?它的意义何在?它的目的何在?
也许正因为真实的人生太不合常理,太不如人意,所以我到40岁的时候就决心写小说了,因为我知道,唯有写小说,我才能把人生安排得合情合理,有始有终。
而且我还知道,只要我照这样写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在小说中和我所爱慕的英泰混血儿结成眷属,最后成为富甲一方的侨领。
摘自《万事莫如睡觉急》 金城出版社
编辑/刘杨
“真实的人生嘛,”我回答,“它是由一连串偶发事件组成的。这些事件本身既无意义,连贯起来也不显示任何逻辑脉络或因果关系。更妙的是,它们发生也好,甚至不发生也罢,都好像于事无补似的。总之,真实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过程。如果小说家把这过程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里去的话,他们的小说也会成为莫名其妙的小说,这是不会为读者所接受的。为了使读者接受,小说家不得不把真实人生中的事件加以重组,加以剪接,加以删改,使它们显得比较有头绪、有条理、有意义、有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小说里呈现的人生是一种经过了加工、经过了改良的人生。”
爱读小说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打电话出去时,他们不但一拨就拨通,而且拨通以后,对方永远在家。可是在真实人生中呢?我们打电话常会碰到占线,即使拨通了,对方又正巧不在家,可不是吗?
我再用我自己真实人生中的一件偶发事件来作补充说明。
1955年夏天,那时我在台大已读完一年外文系,正值暑假期间闲居的阶段。有天我意外地接到父亲从曼谷寄来的探亲证明书和一封信,信上嘱我赶办出国手续,以便趁暑假期间赴曼谷与他团聚。这使我喜出望外。
父亲是早一年应聘到达曼谷的。在远走异乡之前,他一直在台糖公司任职。后来因养猪的问题和公司闹了意见,心里才渐萌去志。事又有凑巧,这时正好有一家曼谷的糖厂派人来游说,要聘他当顾问,于是他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他在这种情况之下离开台糖,多少是有一点负气出走的成分。这种负气的心理使他在抵达曼谷后的一年中改变了整个价值观,这是我去曼谷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出国手续办理得很顺利,我于7月底抵达曼谷。到了曼谷之后,我发现父亲在一年之中结交了不少当地的侨领。每逢喜庆饮宴的场合,父亲和我也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在每次宴会后,父亲总不忘向我介绍主人的发迹史。讲完了他们的发迹史,他最后的结论是:
“你看看,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有的甚至不识字。他们从汕头、潮州来到泰国之时,还都是一文不名的。但是凭着赤手空拳,他们都能在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之中变成巨富,这就说明了在今天的社会里,一张大学文凭是不管用的。不要说是大学文凭,即使是有博士头衔的,就像我这样,还不是一辈子要为五斗米折腰,最后落得两袖清风的下场?所以我劝你,不要死心眼,干脆在曼谷留下来不回去算了。从现在开始闯天下,我敢保证,10年,20年以后,你也会是一条腰缠万贯的好汉!”
在最初,我只是对父亲的价值观念有点诧异,但并没有立刻受到影响,可是在半个月以后,由于父亲的经常灌输,我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知子莫若父—— 父亲知道光用“利”还不足以打动我的心,还须加上“色”诱才能尽全功,所以就在他看出我的信念产生动摇的时候,又立刻为我物色了一位女朋友——糖厂的一位女职员。她是英泰混血儿,长得健康漂亮,让我一见倾心。而更好的是,她也无拒我之意。她和我开始约会之后,我就更加乐不思蜀了。
不过中途辍学到底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即使有美女为伴,但每次一想到学业的问题,我心里仍会怔忡不安。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我写了一封信回台北向母亲请示。母亲是个传统的女性,加上信教,所以她的回信要我“一切由父亲和上帝做主”。
父亲已表明要我在曼谷留下了。那么上帝那边又如何去请示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拖日子的办法——只要拖过了8月底台大注册的日期,这就等于自绝归路了。如果上帝也不表示异议的话,那我就可以用“奉上帝之命羁留曼谷”来自我安慰了。
人最怕的是拿不定主意。主意一拿定,日子就好过起来,8月底很快就拖过了。
到了9月中,我更觉得事情已成定局,于是向父亲提出建议:要闯天下也不急在一时,不如先在贸易公司找个工作,学一些国际贸易的实务,这对将来创业总是有益无害的。父亲听了也赞成。他跟几位熟识的侨领一接洽,马上就得到其中一位的首肯——聘我在他的贸易公司里工作,他提出的条件还颇优厚:月薪美金100元,年底分红利。更重要的是,他还答允帮我办泰国居留证,这在当时是件难事。既然条件这么好,我就答应在10月1日正式上班。
如果这一切只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的话,以下的发展一定是这样的:我和英泰混血儿结成眷属,几年后离开贸易公司自行创业,结果一帆风顺,20年后果然成为富甲一方的侨领,最后还当上侨选立法委员。
很遗憾的是,我刚刚叙述的是真实人生中的一段经历。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过,真实人生是不照人的逻辑发展的,所以就在这大势已定的关键时刻,有件事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糖业会议在曼谷揭幕了。
在当年,台湾是全世界四大产糖地之一,所以每次全球性会议都有台糖公司的代表出席。父亲在任职台糖期间也奉派出席过几次全球性会议。这一次在曼谷举行的会议则是由一位黄协理代表台糖参加的。
黄协理是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所以他一从台北抵达曼谷,父亲和我不但到机场迎接,而且晚上还设宴为他洗尘。
在宴席上,黄协理和父亲先谈了一些“大人”的事,然后黄协理的注意力便转移到我身上来了。他注意到我以后,脸上即刻露出惊愕和困惑的表情。他问父亲:
“腓力不是在台大念书吗?台大那边已经开学了,他还待在曼谷干什么?”
父亲于是先向他说明他在来曼谷一年间领悟出来的“读书无用”的真理,然后再向他解释,我留在曼谷的目的,就是要体现这项真理。
“大瑶兄,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黄协理不以为然,“很多小孩想进台大还进不去,腓力好不容易才考上台大,你老兄怎么反而不让他读完大学呢?你要知道,读完大学不但对他将来的事业有帮助,而且大学生到了社会上才会受人尊重,对他的自尊心也有帮助。再说,求学阶段通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你做父亲的怎可强行缩短你儿子的求学阶段,剥夺他求学的乐趣呢?”
父亲无言以对。吃饭后的翌晨,父亲买了机票就送我上飞机。一回台北,我便直赴台大补办注册手续。教务处看我是因出境探父而耽误开学的,也没有追究什么,于是我又在台大当起学生来了。
在后来的一生中,我并没有像黄协理所说的那样,因完成大学学业而备受尊重,也没有因完成了大学学业而事业有成。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生中也常问自己一些傻问题:如果那次糖业会议不在曼谷举行呢?或者不在9月举行呢?或者来参加会议的人不是黄协理呢?那我今天会怎样呢?
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尤其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我经常反复问这几个傻问题,但一直到今天仍未得到答案——我仍然弄不清楚,我去曼谷的两个月与我的一生有何逻辑关系?它的意义何在?它的目的何在?
也许正因为真实的人生太不合常理,太不如人意,所以我到40岁的时候就决心写小说了,因为我知道,唯有写小说,我才能把人生安排得合情合理,有始有终。
而且我还知道,只要我照这样写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在小说中和我所爱慕的英泰混血儿结成眷属,最后成为富甲一方的侨领。
摘自《万事莫如睡觉急》 金城出版社
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