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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草根群体的经济改革要求，保守阵营与他信阵营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回应。
2010年的泰国“红衫军”(“反独裁民主联盟”)运动，使得曾经充满微笑的“天使之城’曼谷繁华不再。依然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商贸街区，四处都是暴力冲突与破坏之后的断壁残垣。
红衫军3月在总理府门前大“泼血”时，其领袖曾放言要“让阿披实踏着民众的鲜血继续总理之路”，没想到一语成谶。从4月到5月，在政府军两次武力驱散红衫军集会的行动中，至少导致85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成为泰国自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惨剧。
2010年的5月对于泰国之所以格外惨烈，因为它已不止是红衫军与政府、或者他信与阿披实的党派之争，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发展道路之争。
被改革遗忘的衰败农村
客观而言，上世纪90年代的泰国民主化进程确实值得称道。特别是1997年宪法的颁布，更被誉为“民主里程碑”。该宪法废除了长期以来的参议员任命制度，改由全部民选产生；引入众议员选举的“政党名单制”，以提高民意对政党纲领的影响力；设立反贪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宪法法院等独立机构，以确保民意的伸张；并首次规定5万选民可联名通过参议院向国会提交议案，以畅通民意的表达。
可以说，至少从形式上看，泰国已全面完成了西方代议制民主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政治民主的法制建设方面走在了东南亚各国的前列，并成为美国所高调赞赏的“民主样板”。但问题在于，泰国的经济改革，却未能与阔步前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协调一致。
泰国长期奉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指针。泰国的经济腾飞被誉为“农业现代化模式”，其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出口创汇。
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泰国农村承担了沉重的发展压力和成本——廉价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最终成就了泰国的“第五条小龙”美誉。但是，农村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却未能分享到应得的红利。
于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的城乡差距便不断扩大，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与日渐衰败的无望农村，构成了令人忧虑的图景。
统计表明，90年代末，泰国城市地区的贫困率为7.1％，农村地区为21.9％；其中，曼谷地区的贫困率仅为1.2％，而东北地区则高达30.7％。21世纪初，医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是每224人一张，而在北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是503人和747人一张；1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和未受过初等教育的比率，曼谷分别是22.5％和19.4％，而在北部地区是5.6％和29.2％，在东北地区则是4.3％和40.7％。
随着政治权利的增加，占到泰国总人口70％的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总人口35％的东北地区民众，对于推动全面经济改革、切实发展农村经济、提高草根群体生活水平的期望，也在不断增加。
正如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所感叹的：随着—部分旧制度的消亡，剩下的那部分将令人厌恶百倍。于是，泰国社会的潘多拉魔盒，也就随之被开启。
知足经济vs.他信经济
对于草根群体的经济改革要求，保守阵营与他信阵营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回应。
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风险，泰国国内就一直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之争。其中，保守阵营——主要包括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传统产业集团、曼谷中产阶级、以及地方家族政客集团——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倾向于选择普密蓬国王所倡导的“知足经济”道路。
简而言之，它包括两方面主张：其一是“自给自足”体系，即在家庭、乡村、地区、国家的各层次构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体系，从而提高对外部风险特别是全球化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其二是“适度知足”理念，即在满足个人生存需要之后，摒弃对物质消费主义的贪欲，转向佛教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对此，普密蓬国王曾提出过一项家庭“自给自足”计划：通过对15莱(2.4公顷)土地的多元化耕种，以满足四口或五口之家的日常所需。其中，三成土地开挖池塘，用于养鱼蓄水；三成用于播种水稻；三成种植林木疏果；一成留作宅基地及蓄养禽畜。
实质上，保守阵营对于草根群体的经济改革要求是持否定意见的。对于草根群体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保守阵营采取了“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只给较少部分的政治权利，使之与既有经济权利持平。
军方在2006年政变后主持起草的《2007年宪法》就是如此：恢复参议员任命制度，规定参议员半数遴选产生，半数民选产生；将“政党名单制”众议员席位从原先的100席降至80席。
而他信阵营，走的则是另一条“他信经济”道路。
以巨富他信·西纳瓦为首的新兴产业集团认为，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确保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才是保障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前提条件。
因此，他们倡导，一方面对外开放，主张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开拓国际市场，避免以往单一依靠欧美市场所产生的波动风险，并促使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竞争力提升；同时对内改革，瓦解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體系，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启动国内的农村大市场。
他信政府一边通过“三十泰铢治百病”计划、“廉价水电”计划等补贴政策，切实提高草根群体的生活水平，解除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是通过“百万泰铢乡村信贷”计划、“一村一特产”计划、“资产化资本”计划、“三年缓期还债”计划等财政项目，针对农村投入大规模的生产性资金。
不难看出，新兴产业集团的道路选择，与草根群体的改革要求，具有利益层面的高度契合性——前者获得市场，后者赢得发展。这就催化了颇具戏剧性的效果——泰国社会金字塔最顶层的新兴富豪，却与最底层的草根平民达成了政治共识，并在众议院选举中，建构了新兴产业集团的“资金”与草根群体的“选票”相结合的政治联盟。
从此，他信阵营在选举政治方面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优势。2001年，泰爱泰党初次参选就赢得简单多数议席，将他信推上总理宝座。2005年，泰爱泰党横扫3／4议席，使他信成为首位连任的民选总理，并组建了首届一党内阁。2007年，人民力量党赢得近半数议席，将他信代言人沙马扶上总理宝座。
“暴力维权”，是因为失去了民主规则之锁
根据泰国商会的统计，曼谷红衫军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泰铢(约合150亿美元)。特别是在红衫军集会解散后，部分激进成员的肆意纵火和恐怖袭击行为，不仅造成了惨重的直接财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曼谷的旅游形象和投资信誉，从而影响到曼谷乃至泰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但是，如果将红衫风暴的罪责全部归咎于红衫军，却也有失公允。保守阵营同样应为泰国社会所遭遇的暴力与混乱承担责任。
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之后，泰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对代议制民主的认同。因此，尽管90年代的泰国政坛因各派力量的争权夺利而纷争不断，但却并未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2005年众议院大选后，他信在一党内阁的支持下，开始在“他信经济”道路上阔步前进，从而引起保守阵营各派力量的强烈不满。但是，由于新兴产业集团与草根群体的政治联盟，使得他信阵营在“选票为王”的民主规则之下拥有绝对优势，因此，2006年初以民主党为首的中小政党的抵制选举行动，未能动摇他信的统治地位。
于是，军人集团在保守阵营的支持下，时隔15年后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凭借武力推翻了他信政府。
2006年“9·19”政变后，军方废除1997年宪法、解散国会，他信的泰爱泰党也被取缔。在军方主持起草的《2007年宪法》中，明确写入了“知足经济”理念，并将之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法定指针。于是，草根群体在他信的五年执政期间所看到的经济改革前景，就此失去了法理依据和政治动力。
不过，《2007年宪法》无法否定“选票为王”的民主规则，因此在2007年底，草根群体再次通过选票表达了迫切的改革要求——他信的人民力量党赢得大选。2008年，面对他信阵营的政治翻盘和“修宪”改革压力，保守阵营再次选择了超越民主规则的手段。
2008年11月，黄衫军(人民民主联盟)在保守阵营的支持下，武力攻占总理府，并聚众围困曼谷国际机场，致使数十万旅客滞留。随后，司法部门在保守阵营的压力之下，判决解散人民力量党。至此，革根群体所期盼的经济改革图景再次成为画饼。
保守阵营的民主党阿披实政府虽然支持农村福利的财政补贴计划，但在农村的市场化与资本化方面，却以农民不宜负债过重为由，明显放缓了改革步伐。
保守阵营屡屡采取超越民主规则的手段翻盘，使得迫切要求经济改革的草根群体，逐渐丧失了对民主规则公正性的信任与尊重。军方政变后通过立宪自我赦免，黄衫军在暴乱后未受追究，民主党在司法审判中两次全身而退——“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被草根群体视为维权的终南捷径。
于是，失去了民主规则之锁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在“暴力维权”的诱惑之下被轻易掀开。
动荡远未平息，道路仍然迷茫
现如今，阿披实政府与军方虽已联手控制了曼谷局势，数千红衫军也黯然离开了坚守69天的街垒，背负着伤痛与失望踏上返乡之路，但是，2006年以来的泰国政治动荡却远未平息。
一方面，泰国依然面临“反他信”阵营与他信阵营的政治对立；另一方面，“反他信”的保守阵营内部，也面临日趋严重的利益冲突。
代表地方家族－政客集团的中小政党，以及代表曼谷中产阶级的黄衫军，都试图在民主党与他信阵营的冲突中“渔翁得利”。特别是通过改组成立了“新政治党”的黄衫军，更是在红衫军运动中不断造势——不仅要求严惩红衫军及他信的为泰党，而且指责阿披实治国无能，要求其引咎辞职。
执政的民主党，则在传统产业集团的财力支持之下，试图借“反他信”之势扩大政治版图。
2009年上半年，阿披实政府曾试图将黄衫军与红衫军一并治罪，从而铲除社会不安定因素，但因各派的反对而无果。下半年，阿披实政府提前撤换了警察总监帕查拉瓦——国防部长巴威上将的同胞兄弟——试图借机安插亲信，但引起军警方面的强烈不满，警察委员会集体否决阿披实的提名，使得新任警察总监至今仍是“代理”。
军人集团在2006年政变后获益颇丰，不仅免除了他信政府的“军队国有化”威胁，确保了军方的人、财、事权的独立地位，而且得到了军费开支逐年递增的政治承诺。對于军方而言，碎片化的泰国政治版图，将更有利于保持其独立地位和政治收益。
于是，无论在2008年的黄衫军运动中，还是在今年的红衫军运动中，军方都表现得相当低调，旨在放任政争以消磨各派实力。在此次红衫军运动中，军方的“4·10”驱散行动就表现得相当消极，甚至暗示，可以通过解散民主党的方式化解危机。
直到5月初，在普密蓬国王登基60周年庆典期间，阿披实与军方领袖相继觐见国王，这才改变了军方“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态度。5月14日到19日的驱散行动，军方的攻势导致52人死亡、407人受伤，其中包括被定点狙杀的红衫军强硬派领导人卡迪亚少将，死亡和受伤比率超过1／8，远远高于“4·10”驱散行动时的1／50。
泰国的政治危机是一场国家发展道路之争，事关各派政治力量的切身利益和发展前途。因此，尽管在泰国独特的佛教政治文化影响之下，有理由期待冲突各方在承认现实、放弃“赢家通吃”目标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从而在保守与改革之间探索折中道路。但是这一过程势必困难重重，甚至还可能将继续无奈地献祭鲜血与生命。
2010年的泰国“红衫军”(“反独裁民主联盟”)运动，使得曾经充满微笑的“天使之城’曼谷繁华不再。依然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商贸街区，四处都是暴力冲突与破坏之后的断壁残垣。
红衫军3月在总理府门前大“泼血”时，其领袖曾放言要“让阿披实踏着民众的鲜血继续总理之路”，没想到一语成谶。从4月到5月，在政府军两次武力驱散红衫军集会的行动中，至少导致85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成为泰国自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惨剧。
2010年的5月对于泰国之所以格外惨烈，因为它已不止是红衫军与政府、或者他信与阿披实的党派之争，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发展道路之争。
被改革遗忘的衰败农村
客观而言，上世纪90年代的泰国民主化进程确实值得称道。特别是1997年宪法的颁布，更被誉为“民主里程碑”。该宪法废除了长期以来的参议员任命制度，改由全部民选产生；引入众议员选举的“政党名单制”，以提高民意对政党纲领的影响力；设立反贪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宪法法院等独立机构，以确保民意的伸张；并首次规定5万选民可联名通过参议院向国会提交议案，以畅通民意的表达。
可以说，至少从形式上看，泰国已全面完成了西方代议制民主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政治民主的法制建设方面走在了东南亚各国的前列，并成为美国所高调赞赏的“民主样板”。但问题在于，泰国的经济改革，却未能与阔步前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协调一致。
泰国长期奉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指针。泰国的经济腾飞被誉为“农业现代化模式”，其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出口创汇。
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泰国农村承担了沉重的发展压力和成本——廉价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最终成就了泰国的“第五条小龙”美誉。但是，农村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却未能分享到应得的红利。
于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的城乡差距便不断扩大，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与日渐衰败的无望农村，构成了令人忧虑的图景。
统计表明，90年代末，泰国城市地区的贫困率为7.1％，农村地区为21.9％；其中，曼谷地区的贫困率仅为1.2％，而东北地区则高达30.7％。21世纪初，医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是每224人一张，而在北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是503人和747人一张；1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和未受过初等教育的比率，曼谷分别是22.5％和19.4％，而在北部地区是5.6％和29.2％，在东北地区则是4.3％和40.7％。
随着政治权利的增加，占到泰国总人口70％的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总人口35％的东北地区民众，对于推动全面经济改革、切实发展农村经济、提高草根群体生活水平的期望，也在不断增加。
正如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所感叹的：随着—部分旧制度的消亡，剩下的那部分将令人厌恶百倍。于是，泰国社会的潘多拉魔盒，也就随之被开启。
知足经济vs.他信经济
对于草根群体的经济改革要求，保守阵营与他信阵营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回应。
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风险，泰国国内就一直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之争。其中，保守阵营——主要包括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传统产业集团、曼谷中产阶级、以及地方家族政客集团——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倾向于选择普密蓬国王所倡导的“知足经济”道路。
简而言之，它包括两方面主张：其一是“自给自足”体系，即在家庭、乡村、地区、国家的各层次构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体系，从而提高对外部风险特别是全球化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其二是“适度知足”理念，即在满足个人生存需要之后，摒弃对物质消费主义的贪欲，转向佛教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对此，普密蓬国王曾提出过一项家庭“自给自足”计划：通过对15莱(2.4公顷)土地的多元化耕种，以满足四口或五口之家的日常所需。其中，三成土地开挖池塘，用于养鱼蓄水；三成用于播种水稻；三成种植林木疏果；一成留作宅基地及蓄养禽畜。
实质上，保守阵营对于草根群体的经济改革要求是持否定意见的。对于草根群体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保守阵营采取了“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只给较少部分的政治权利，使之与既有经济权利持平。
军方在2006年政变后主持起草的《2007年宪法》就是如此：恢复参议员任命制度，规定参议员半数遴选产生，半数民选产生；将“政党名单制”众议员席位从原先的100席降至80席。
而他信阵营，走的则是另一条“他信经济”道路。
以巨富他信·西纳瓦为首的新兴产业集团认为，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确保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才是保障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前提条件。
因此，他们倡导，一方面对外开放，主张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开拓国际市场，避免以往单一依靠欧美市场所产生的波动风险，并促使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竞争力提升；同时对内改革，瓦解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體系，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启动国内的农村大市场。
他信政府一边通过“三十泰铢治百病”计划、“廉价水电”计划等补贴政策，切实提高草根群体的生活水平，解除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是通过“百万泰铢乡村信贷”计划、“一村一特产”计划、“资产化资本”计划、“三年缓期还债”计划等财政项目，针对农村投入大规模的生产性资金。
不难看出，新兴产业集团的道路选择，与草根群体的改革要求，具有利益层面的高度契合性——前者获得市场，后者赢得发展。这就催化了颇具戏剧性的效果——泰国社会金字塔最顶层的新兴富豪，却与最底层的草根平民达成了政治共识，并在众议院选举中，建构了新兴产业集团的“资金”与草根群体的“选票”相结合的政治联盟。
从此，他信阵营在选举政治方面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优势。2001年，泰爱泰党初次参选就赢得简单多数议席，将他信推上总理宝座。2005年，泰爱泰党横扫3／4议席，使他信成为首位连任的民选总理，并组建了首届一党内阁。2007年，人民力量党赢得近半数议席，将他信代言人沙马扶上总理宝座。
“暴力维权”，是因为失去了民主规则之锁
根据泰国商会的统计，曼谷红衫军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泰铢(约合150亿美元)。特别是在红衫军集会解散后，部分激进成员的肆意纵火和恐怖袭击行为，不仅造成了惨重的直接财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曼谷的旅游形象和投资信誉，从而影响到曼谷乃至泰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但是，如果将红衫风暴的罪责全部归咎于红衫军，却也有失公允。保守阵营同样应为泰国社会所遭遇的暴力与混乱承担责任。
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之后，泰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对代议制民主的认同。因此，尽管90年代的泰国政坛因各派力量的争权夺利而纷争不断，但却并未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2005年众议院大选后，他信在一党内阁的支持下，开始在“他信经济”道路上阔步前进，从而引起保守阵营各派力量的强烈不满。但是，由于新兴产业集团与草根群体的政治联盟，使得他信阵营在“选票为王”的民主规则之下拥有绝对优势，因此，2006年初以民主党为首的中小政党的抵制选举行动，未能动摇他信的统治地位。
于是，军人集团在保守阵营的支持下，时隔15年后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凭借武力推翻了他信政府。
2006年“9·19”政变后，军方废除1997年宪法、解散国会，他信的泰爱泰党也被取缔。在军方主持起草的《2007年宪法》中，明确写入了“知足经济”理念，并将之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法定指针。于是，草根群体在他信的五年执政期间所看到的经济改革前景，就此失去了法理依据和政治动力。
不过，《2007年宪法》无法否定“选票为王”的民主规则，因此在2007年底，草根群体再次通过选票表达了迫切的改革要求——他信的人民力量党赢得大选。2008年，面对他信阵营的政治翻盘和“修宪”改革压力，保守阵营再次选择了超越民主规则的手段。
2008年11月，黄衫军(人民民主联盟)在保守阵营的支持下，武力攻占总理府，并聚众围困曼谷国际机场，致使数十万旅客滞留。随后，司法部门在保守阵营的压力之下，判决解散人民力量党。至此，革根群体所期盼的经济改革图景再次成为画饼。
保守阵营的民主党阿披实政府虽然支持农村福利的财政补贴计划，但在农村的市场化与资本化方面，却以农民不宜负债过重为由，明显放缓了改革步伐。
保守阵营屡屡采取超越民主规则的手段翻盘，使得迫切要求经济改革的草根群体，逐渐丧失了对民主规则公正性的信任与尊重。军方政变后通过立宪自我赦免，黄衫军在暴乱后未受追究，民主党在司法审判中两次全身而退——“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被草根群体视为维权的终南捷径。
于是，失去了民主规则之锁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在“暴力维权”的诱惑之下被轻易掀开。
动荡远未平息，道路仍然迷茫
现如今，阿披实政府与军方虽已联手控制了曼谷局势，数千红衫军也黯然离开了坚守69天的街垒，背负着伤痛与失望踏上返乡之路，但是，2006年以来的泰国政治动荡却远未平息。
一方面，泰国依然面临“反他信”阵营与他信阵营的政治对立；另一方面，“反他信”的保守阵营内部，也面临日趋严重的利益冲突。
代表地方家族－政客集团的中小政党，以及代表曼谷中产阶级的黄衫军，都试图在民主党与他信阵营的冲突中“渔翁得利”。特别是通过改组成立了“新政治党”的黄衫军，更是在红衫军运动中不断造势——不仅要求严惩红衫军及他信的为泰党，而且指责阿披实治国无能，要求其引咎辞职。
执政的民主党，则在传统产业集团的财力支持之下，试图借“反他信”之势扩大政治版图。
2009年上半年，阿披实政府曾试图将黄衫军与红衫军一并治罪，从而铲除社会不安定因素，但因各派的反对而无果。下半年，阿披实政府提前撤换了警察总监帕查拉瓦——国防部长巴威上将的同胞兄弟——试图借机安插亲信，但引起军警方面的强烈不满，警察委员会集体否决阿披实的提名，使得新任警察总监至今仍是“代理”。
军人集团在2006年政变后获益颇丰，不仅免除了他信政府的“军队国有化”威胁，确保了军方的人、财、事权的独立地位，而且得到了军费开支逐年递增的政治承诺。對于军方而言，碎片化的泰国政治版图，将更有利于保持其独立地位和政治收益。
于是，无论在2008年的黄衫军运动中，还是在今年的红衫军运动中，军方都表现得相当低调，旨在放任政争以消磨各派实力。在此次红衫军运动中，军方的“4·10”驱散行动就表现得相当消极，甚至暗示，可以通过解散民主党的方式化解危机。
直到5月初，在普密蓬国王登基60周年庆典期间，阿披实与军方领袖相继觐见国王，这才改变了军方“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态度。5月14日到19日的驱散行动，军方的攻势导致52人死亡、407人受伤，其中包括被定点狙杀的红衫军强硬派领导人卡迪亚少将，死亡和受伤比率超过1／8，远远高于“4·10”驱散行动时的1／50。
泰国的政治危机是一场国家发展道路之争，事关各派政治力量的切身利益和发展前途。因此，尽管在泰国独特的佛教政治文化影响之下，有理由期待冲突各方在承认现实、放弃“赢家通吃”目标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从而在保守与改革之间探索折中道路。但是这一过程势必困难重重，甚至还可能将继续无奈地献祭鲜血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