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战真是一种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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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每一起战争都有不同的个性起因。在德国军事理论家也是《战争论》一书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历经多年战争史研究,政治学界对战争的起源逐渐形成三条和平稳定理论,即强调多极体系的古典现实主义,强调两极体系的新现实主义,以及强调唯一超级大国“领导力”的霸权稳定理论。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教授戴尔·科普兰正是从这三种理论出发,通过剖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战争、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英法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期间的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共十次著名战争,提出了动态差异理论,即“将力量差异、极性和力量衰退趋势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按照动态差异理论,科普兰分析得出,“大战主要由那些处于优势地位却害怕明显衰退的军事大国发动的”。
  虽然科普兰罗列了十次大战,但分析重点还是放在后三次大战,即一战、二战和冷战。他的研究重心也是欧洲,自然难以逃脱一些论者对其“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另一方面,科普兰将一战和二战的起因归结于,正在衰退的德国担心发展迅猛的苏联有朝一日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如此解释,想必战争史的研究者们有很多话要说。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不知是否为了避免重蹈战争研究思路的“覆辙”,科普兰为自己的研究确立了三条“大战标准”。不过,按照这些标准,二战爆发时间似不太可能拖到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之时,或应提前至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一刻。这或许从侧面表明,科普兰的研究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亚洲。
  虽然在研究历史战争时科普兰根本无暇顾及亚洲,但在展望未來时,却将目光聚焦于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科普兰梳理了从巴基斯坦到朝鲜的环中国周边力量后,认为中美间大战风险正在积聚。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让一些国家难以接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竞相登场。须知,若按科普兰的“大战主要由那些处于优势地位却害怕明显衰退的军事大国发动”这一逻辑,处于发展上升期的中国似乎不太具备发动大战的动机。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国际关系专业术语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创始人格拉汉姆·阿里森在新书《注定一战:中美两国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指出,大战并非不可避免,比如“可以通过中美两国的沟通与合作来引导事态走向明朗”。不过阿里森也充分预计了这种沟通与合作的困难程度,毕竟,中国“这个有着14亿人口、5000年历史的国家的力量展示给美国,带来的影响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一个世代去适应的过程”。
  大战真的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吗?顺着阿里森的理论逻辑,是否意味超级大国本质上无法接受一个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呢?如果这是一种现实,那或许说明了这样一点,即满以为抵达“历史的终结”彼岸的人类,并没有真正走出丛林法则的蛮荒时代,因为人类表面上的和平不过依赖于强力的震慑。
  强力真是构成世界和平的基础吗?可以肯定的是,在科普兰的这部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
  [德]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著
  徐震宇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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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野武的小酒馆》
  【日】北野武 著
  姜向明 译
  新星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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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典》
  刘庆 著
  作家出版社
  201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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