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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和延安有着解不开的缘分。作为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他从小随父母在战火纷飞中辗转，随新中国一起长大。“我父亲的一生、我的一生都和中国共产党、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延安的这段特殊岁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很幸运自己亲历了这一切。”王延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年近八旬的他活跃在各地，向后辈讲述延安故事，让那一段充满战火硝烟的激情岁月化为精神力量，传承下来。
千里送黄金回延安
我的父亲王政柱出生在湖北麻城，很早就参加革命、入了党。1935年11月，父亲从四方面军调到红军总部，总司令就是朱德，总参谋长是刘伯承。1937年1月13日，父亲和他所在的军委作战局随毛主席到达延安凤凰山，不久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后改名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多后，父亲被分配到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我母亲罗健则于1939年来到延安，在抗大学习。
1943年3月7日清晨，在山西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通知时任作战科长的我父亲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准备参加在9月份召开的党的七大，同时命令父亲把前线八路军从日军手中缴获、积攒起来的12斤黄金和8斤金银首饰带到延安交给党中央。彭德怀特别安排我母亲和父亲同行。我母亲当时是总部机要员，和父亲还没确定恋爱关系。彭德怀让他们与朱总司令的马夫汪秀田一起，伪装成家人作掩护，没想到竟点成了一桩鸳鸯谱。
父亲背着装黄金的米袋子，历经72天、行程2130里、三过敌占区和封锁线，于5月17日到达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所在地，胜利完成任务。运送黄金途中，父亲一直把黄金贴身背着，寸步不离。缴获的黄金，什么形状的都有，长的方的尖的，尤其是金银首饰上的针尖，把父亲身上扎得青一块紫一块，血迹斑斑。我母亲看到后是又心疼又钦佩。经过这段历程，父亲用巧妙通过敌人哨所的智慧、严守送黄金秘密的党性打动了母亲，使母亲认定父亲是值得信赖和托付终身的人。于是，这段特殊经历促成了父母的恋情。5月30日，父母在王家坪结为夫妻，朱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在军委小礼堂举行的简朴结婚仪式，证婚人为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彭德怀夫人浦安修。
父母结婚时已经是夏天了，天气很热，但他们还穿着棉袄。我母亲后来解释说：“当时延安的生活艰苦，直到9月份才发衬衣、单衣，所以我们只好穿着棉袄结婚。”我听了之后感慨万分，穿着棉袄结婚的父母，相濡以沫了58个春秋，始终互相支持、不离不弃。老一辈的人生观、世界观、婚姻观都值得我们学习。
“王胖子”又回来了
父母结婚后的第二年，我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为了纪念在延安出生，父母亲给我起名叫王延。那时我们家住在王家坪，彭德怀住所的左边。我父亲跟着彭德怀作战，彭德怀到哪儿，他就住隔壁，彭德怀一喊“政柱”，父亲就“到”了。
父亲告诉我，我刚出生时又白又胖，朱德、彭德怀经常抱我。有一次，贺龙从晋绥司令部到延安开会，一看到我，就喊我“王胖子”。可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父母只能把粮食省下来，用小米和杂粮打成糊糊喂我。等到半年之后，贺龙再次来到王家坪，见到我就说：“怎么这么瘦了？”我母亲说我没有奶吃，贺龙就把120师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洋奶粉给了我母亲。后来，他每次到延安都给我和其他小朋友带奶粉，我吃了一年的奶粉，又变成“王胖子”了。
1945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作战局副局长后，在朱德和彭德怀身边寸步不离。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日军兵败如山倒。从8月11日零时至18时，在短短18个小时内，父亲协助起草，朱总司令签署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一号至第七号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配合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作战，接受日、“满”、伪军投降，迅速行动，盡快占领敌占区。
由于战局迅速变化，毛主席要求中央军委每天向他和书记处报告军情战况，朱德和彭德怀两位首长把汇报的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白天在王家坪协助首长处理军务，把发生的情况记下来，晚饭后赶到枣园向书记处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把父亲叫到他的窑洞里再单独询问情况。8月14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家大计”。父亲回忆在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前的十多天里，他经常在主席窑洞里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接着返回王家坪，早上8点前赶到军委作战室。
10月11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仍点名叫父亲去汇报。11月初，朱徳和彭德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由父亲兼任主任，父亲立即带3名参谋进驻枣园。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由中央军委派出的作战室直接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由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个作战室在党中央、中央军委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更快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一家也搬到了枣园，在毛主席窑洞西侧不足50米远的一个窑洞住下，以保证夜间父亲能随叫隨到。父亲说，毛主席专门到窑洞里看望过我和母亲，还亲自抱过我。
为了方便过组织生活，母亲把组织关系由王家坪中央军委直属队转到枣园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首长的夫人编在一个党支部，因此有幸结识了很多“老大姐”。母亲告诉我，在枣园没有首长夫人和一般工作人员家属之分，一律平等、相互尊重，每周六下午都要过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让母亲深受感动的是“老大姐”们对自己要求都非常严格，还主动让母亲提意见。父母晚年回忆说延安时期党内非常民主、富有生气和战斗力。
将照片交给叶挺将军后人
父亲在枣园工作期间，有一件事让他终生难忘。那是1946年3月初，父亲奉周恩来之命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
周恩来指示父亲到国民党监狱接出被释放的叶挺将军，并负责接待安置。叶挺夫人李秀文带着女儿叶扬眉和小儿子阿九从广州赶到重庆，住在国民党一个军阀的公馆里，记者为他们照了相。4月8日早晨8点，父亲陪同叶挺一家登上返回延安的飞机。8点30分，周恩来匆匆赶到机场，与叶挺、王若飞、博古和邓发等同志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周恩来看到父亲，说：“王政柱，你跟我下飞机，我有重要的事交给你办。”父亲就跟着周恩来下了飞机，赶制国共两党控制区态势图和双方兵力对比表。谁知，当天下午，叶挺乘坐的飞机失事，消息传来，所有人震惊不已。第二天，周恩来命令父亲乘另一架军机回到延安，机上有美军派出的事故调查组。因当年技术条件落后，难以收集证据，最后调查结论定为：因天气恶劣造成飞机失事。
叶挺一家刚刚团聚就一起遇难，成了父亲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仍在被专案审査中，没有行动自由。他对我说，叶挺和家人当时在重庆的照片放在他手里整整30年了，一定要交给叶挺后人。我打听到叶挺长子叶正大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长。于是，我找到叶正大的办公室，把7张照片和底片交给了他。叶正大看后流出了热泪。后来在延安，我多次瞻仰“四八”烈士陵园，每次都感慨万千。
延安保卫战那些难忘的事
在延安工作时期，另一件让父亲难忘的事是延安保卫战。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中原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父亲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8月2日，国民党军7架B-24重型轰炸机空袭延安。当晚，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了延安军民损失的情况。他报告说我军有两大软肋，一没有防空能力，二没有反坦克武器。毛主席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我们是要放弃延安了。父亲听后大为不解，毛主席对父亲说：人存地失，人地皆存;人失地存，人地皆失。父亲听后茅塞顿开，不就是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父亲连夜把毛主席的指示向朱德和彭德怀报告。从这天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致决定有计划、有序地逐步撤离延安。
母亲带着我于11月底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兴县的晋绥司令部，贺龙和夫人薛明立即腾出窑洞安排我们母子住下，使父亲毫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在延安投入工作和战斗。
10月19日，蒋介石向胡宗南下达“剿匪”命令。同日，中央军委发出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张宗逊率358旅、独一旅开赴延安。11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第二次保卫延安的部署，我军共集结7个旅会同边区部队，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由陈赓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第二天，在王家坪军委作战室由彭德怀主持召开防务会议，父亲陪同他在作战室门口迎接参加会议的首长，彭德怀将父亲介绍给了习仲勋，习仲勋热情地与父亲握手寒暄。
为便于指挥延安保卫战，也为安全着想，毛主席从枣园又一次搬到王家坪，父亲也带着枣园作战室全体人员转移到王家坪。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军飞机猛烈轰炸延安，几架敌机向王家坪俯冲下来，三颗燃烧弹落在毛主席住的院子里，气浪把桌子上的暖水瓶都冲倒了。走出住所的毛主席从容不迫，让大家到防空洞躲一躲，自己又回到屋里继续办公。12日，朱德、刘少奇（率中央工委）、叶剑英、杨尚昆等撤离延安。13日，蒋介石正式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胡宗南指挥6个整编师共15个整编旅约20万人，由宜川、洛川大举进攻延安，西线马鸿逵、马步芳集中10万人，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陇东进犯，配合胡宗南正面进攻。延安保卫战于临真、金盆湾、茶坊、劳山线全面展开。
3月18日下午，父亲随彭德怀由前线返回王家坪， 习仲勋也从延安城赶到王家坪。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习仲勋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问题。彭德怀和习仲勋劝说毛主席尽快撤离延安。毛主席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问：延安城里的老百姓都撤离了没有？说自己要最后一个撤离。父亲也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新调来负责警卫的汪东兴等，让大家一起劝说主席赶快走。直到吃完晚饭，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才一起坐上汽车离开。经过7天延安保卫战后，党中央全部主动撤出了延安。至此，父亲跟着彭德怀、习仲勋在完成保卫延安后，走上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并转战陕北和解放大西北的新征程。
“延安是我真正的故乡”
从1943年5月返回到1947年3月撤离，在延安的近4年时间，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长大工作后的我曾多次回到延安，这里足迹处处、回忆满满。当我来到出生地中央医院产房，来到出生后王家坪第一个家时，我深切感到延安是我真正的故乡。
父亲在延安留下了太多的足迹。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我看到展柜里展出了一张“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复制件），这是父亲1940年在百团大战指挥所里亲自绘制的，原图保留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
到了杨家岭旧址，在刻有七大代表名录的石碑上，我看见了父亲的名字，他是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座次表是第30排10号。1945年4月23日，父亲在这个座位上光荣地出席了党的七大，并在第二天聆听了毛主席作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参观西北局纪念馆时，在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的金榜上，我又看见了父亲的名字。1944年底，父亲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5年，毛主席把老百姓织的一床毛毯奖励给他。2019年8月1日，我把父亲当年使用过的《装备技术便览》《中外度量衡对比表》和钢卷尺等三件遗物捐给了枣园革命旧址。
离开延安37年后的1984年，改任总后勤部顾问的父亲应邀与母亲返回延安。父亲一行在枣园毛主席旧居前合影留念，回忆了当年毛主席对他们的教导。在枣园作战室，父亲回忆了当年的工作情况。他还被王家坪旧址聘为顾问，亲自为王家坪旧址绘制了一张平面示意图，对当年军委总部布局，毛主席等领导住室，各部门所在地，甚至仓库的位置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如今，一生践行延安精神的父母亲都已离我们远去，我也进入暮年，我决心发挥余热，把父母亲留下的宝贵资料和精神财富进一步挖掘出来，做好红色基因传承工作，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王延
1944年出生于延安，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原海军驻航天部第二研究院总军事代表、高级工程师、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