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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致力于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虽然贫困群众的温饱已经基本解决，但离全面小康还有一段距离。我国政府应该加大扶贫探索的工作力度，促进贫困户増收，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所有的这些努力使得我国的贫困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5年底的5.7%。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我国的扶贫工作仍然只是进行时，离“十三五”规划要求的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还有一定的距离，阻碍扶贫工作的深层次因素仍未全部解决，我国的扶贫工作还有很大一步需要迈进。因此，行政伦理扶贫也就成了我国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行政伦理 扶贫 对策
一、我国贫困问题现状分析
贫困是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是一直以来放缓我国民生发展的因素。长久以来，我国为切实解决贫困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觉扶贫思想日益深化，在每一阶段，我黨都实行一系列相对应的扶贫政策措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立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实践基础，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我国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故而胡锦涛提出新农村建设也应是扶贫的应有之义，对我国的扶贫研究和工作具有较大的时代价值;党的十八大来，我国已经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彻底改变，贫困依然是我国发展的阻力，我国已经进入脱贫攻坚期;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当下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认识到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综合各个方面进行统筹考虑，才能取得显著的扶贫成效。虽然贫困群众的温饱已经基本解决，但离全面小康还有一段距离，应该加大扶贫探索和工作力度，促进贫困户増收，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新时期扶贫工作特点
（一）扶贫内容趋向发展需求。扶贫工作不仅要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还要兼顾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传统的救援式扶贫已不适应现今基本已满足贫困人口温饱的现状，扶贫的内容逐渐向教育、技能培训方面过渡。政府只有继续扩大对贫困人员的教育、培训、就业类发展需求的有效供给，才能真正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强化脱贫抗风险能力。
（二）致贫因素多样化。传统的致贫因素多为自然环境的恶劣，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贫困人员个人素质低和社会制度不完善已逐渐成为了新的影响因素。贫困人员个人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人力资源的高低，继而又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政府在此方面需加强引导，帮助贫困人口树立脱贫信心，摆脱“等、靠、要”的歪风邪气，以提高个人素质为起点，走上脱贫致富路。社会制度方面，一是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拉大了城乡差距，导致相对贫困数量有增无减。二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依旧不够完善，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差;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方面供给不足，造成农民文化水平低，文盲率居高不下。
三、行政伦理扶贫现状
（一）行政伦理扶贫落实不到位。行政伦理扶贫就是进一步落实“人文主义”的思想，但在实际扶贫工作中，会存在相关制度不完善，各地政府与行政人员在实际解决贫困问题中很难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针对化的处理问题，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缺乏深刻的认识，行政决策、执行、监督不完善。在行政伦理决策过程中认识不全面，监督过程缺乏相关惩戒机制，导致我国扶贫工作出现参差不齐的结果。
（二）行政人员伦理意识欠缺。公务员的服务宗旨与利益倒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部分政府官员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被资产阶级拜金思想和享乐思想所俘获， 贪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横眉冷对百姓疾苦， 一心钻研升官之道， 只为自己当前打算， 为了一己之利， 打造所谓的“政绩工程”，而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部分政府官员更是封建特权思想严重，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以谋私利。可以说，宗旨利益的倒置问题，是公务员伦理问题中最具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
四、加强扶贫工作的行政伦理建设
（一）建立公共服务人员行政伦理规范制度。行政伦理规范制度，是指将道德管理机制、奖惩激励机制融入到政府工作中去，强调对工作人员行为准则的约束。建立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人员行政伦理规范制度，有利于强化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有利于明确行政问责与绩效评价，有利于推进法制化进程，是由理念到体制的发展创新。要重视道德管理的制度化，强化对个人道德层面的约束，同时强调开发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把加强道德修养逐渐向加强道德自主性靠近，使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能主动意识到养成良好道德习惯的重要性。建立赏惩分明的奖惩机制，则是在外部环境上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约束和鼓励。告诉工作人员应当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明确不能做什么。通过制度化，引导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服务提供者选择合理正确的价值取向，使服务工作规范化、阳光化。对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积累和丰富，最终会促进法制化的进程。而基本公共服务法制化的建立，则是对该体系能够长效运行的最高保障。
（二）提供全面的公共产品。由于大多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态，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更应该把给人民群众提供全面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比如，公共卫生产品。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能力尤显不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如何有效地防范公共卫生危机，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合理、健康地发展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就成了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构建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因此，公共产品服务水平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公信力，进而影响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政治发展、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刘士文、傅礼军.《公共管理伦理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6.
【关键词】：行政伦理 扶贫 对策
一、我国贫困问题现状分析
贫困是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是一直以来放缓我国民生发展的因素。长久以来，我国为切实解决贫困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觉扶贫思想日益深化，在每一阶段，我黨都实行一系列相对应的扶贫政策措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立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实践基础，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我国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故而胡锦涛提出新农村建设也应是扶贫的应有之义，对我国的扶贫研究和工作具有较大的时代价值;党的十八大来，我国已经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彻底改变，贫困依然是我国发展的阻力，我国已经进入脱贫攻坚期;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当下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认识到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综合各个方面进行统筹考虑，才能取得显著的扶贫成效。虽然贫困群众的温饱已经基本解决，但离全面小康还有一段距离，应该加大扶贫探索和工作力度，促进贫困户増收，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新时期扶贫工作特点
（一）扶贫内容趋向发展需求。扶贫工作不仅要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还要兼顾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传统的救援式扶贫已不适应现今基本已满足贫困人口温饱的现状，扶贫的内容逐渐向教育、技能培训方面过渡。政府只有继续扩大对贫困人员的教育、培训、就业类发展需求的有效供给，才能真正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强化脱贫抗风险能力。
（二）致贫因素多样化。传统的致贫因素多为自然环境的恶劣，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贫困人员个人素质低和社会制度不完善已逐渐成为了新的影响因素。贫困人员个人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人力资源的高低，继而又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政府在此方面需加强引导，帮助贫困人口树立脱贫信心，摆脱“等、靠、要”的歪风邪气，以提高个人素质为起点，走上脱贫致富路。社会制度方面，一是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拉大了城乡差距，导致相对贫困数量有增无减。二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依旧不够完善，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差;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方面供给不足，造成农民文化水平低，文盲率居高不下。
三、行政伦理扶贫现状
（一）行政伦理扶贫落实不到位。行政伦理扶贫就是进一步落实“人文主义”的思想，但在实际扶贫工作中，会存在相关制度不完善，各地政府与行政人员在实际解决贫困问题中很难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针对化的处理问题，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缺乏深刻的认识，行政决策、执行、监督不完善。在行政伦理决策过程中认识不全面，监督过程缺乏相关惩戒机制，导致我国扶贫工作出现参差不齐的结果。
（二）行政人员伦理意识欠缺。公务员的服务宗旨与利益倒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部分政府官员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被资产阶级拜金思想和享乐思想所俘获， 贪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横眉冷对百姓疾苦， 一心钻研升官之道， 只为自己当前打算， 为了一己之利， 打造所谓的“政绩工程”，而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部分政府官员更是封建特权思想严重，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以谋私利。可以说，宗旨利益的倒置问题，是公务员伦理问题中最具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
四、加强扶贫工作的行政伦理建设
（一）建立公共服务人员行政伦理规范制度。行政伦理规范制度，是指将道德管理机制、奖惩激励机制融入到政府工作中去，强调对工作人员行为准则的约束。建立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人员行政伦理规范制度，有利于强化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有利于明确行政问责与绩效评价，有利于推进法制化进程，是由理念到体制的发展创新。要重视道德管理的制度化，强化对个人道德层面的约束，同时强调开发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把加强道德修养逐渐向加强道德自主性靠近，使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能主动意识到养成良好道德习惯的重要性。建立赏惩分明的奖惩机制，则是在外部环境上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约束和鼓励。告诉工作人员应当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明确不能做什么。通过制度化，引导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服务提供者选择合理正确的价值取向，使服务工作规范化、阳光化。对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积累和丰富，最终会促进法制化的进程。而基本公共服务法制化的建立，则是对该体系能够长效运行的最高保障。
（二）提供全面的公共产品。由于大多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态，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更应该把给人民群众提供全面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比如，公共卫生产品。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能力尤显不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如何有效地防范公共卫生危机，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合理、健康地发展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就成了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构建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因此，公共产品服务水平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公信力，进而影响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政治发展、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刘士文、傅礼军.《公共管理伦理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