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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是基督教北长老会教士，他于1854年来到中国，在浙江宁波、山东登州、烟台等地区传教。他的著作有《中国和中国人》、《天路指南》、《神道总论》等。他的妻子为他写有传记《在华四十年：倪维思生平》。《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反映了他的中国观念，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共二十八章，外有两篇附录。前两章，作者总论中华帝国的概貌、中国及居民概貌。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孔子及其学说、科举考試和学校以及中国政府的体制。第六章至第十三章，作者用了整整八章的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与信仰，内容涉及佛教、道教、国家宗教仪式、中国各种宗教体系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占卜等。第十四章至第十九章，分别论述中国的语言、慈善机构、社会风俗、节日和娱乐、中国人的性格和文明。自第二十章起至第二十五章，写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交往，以及传教生活、传教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本土基督徒和询问者、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第二十六章写太平军叛乱。第二十七章写中华帝国的现状和未来。第二十八为结论。根据本书内容与结构可以看出——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本书旨在对中国和中国人作一概括性介绍，而不是要对某些专题进行深入探讨，但中国人的宗教状况和精神需求、传教士工作的性质和效果将是本书特别关注的问题”。①
在身为传教士的倪维思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交往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中专门提到中国人和中国（秦国）。对中国人将中国自称为“天朝”，倪维思认为该词表明中国人特有的观念，即帝国是由来自上天的权力所建立的。
他对中华帝国面积的描述，非常直接地创造了一个面积庞大的帝国形象。倪维思通过将当时的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比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西方国家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大致认识”②。在倪维思的中国观念中，当时的中华帝国除了十八行省或中国本部外，还包括了满洲、蒙古、准噶尔、东突厥、库库诺尔和西藏。他是这样描述的：“中华帝国的周边共约一万二千英里，总面积约为五百万平方英里。若不把合众国最近占有的原属俄国的领地计算在内，帝国面积几乎相当于他的两倍”。③倪维思同时写道，“在不加以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当我们提及中国时，一般就专门指集中帝国大量人口、财富以及智慧的十八行省”④。倪维思明确指出西藏等地区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其“一般性”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核心地区或叫“中国本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巨大的联想。这种联想的强化，对于后来所谓“西藏问题”的形成不无影响，尽管从文字本身来看，倪维思本人似乎没有刻意制造这一问题的动机。对“中国本部”和西藏等地区的差异的联想的强化，并不是倪维思一人造成的，实际上，在许多西方人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
倪维思描述的中国概貌，除了面积巨大之外，还具有人口众多且人口密度巨大的特征。他提到181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中国十八行省的人口估计多达三亿六千万”⑤，“中国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大约三百人”⑥，“当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肥沃的国土，能养活如此稠密的人口”⑦。这仿佛是一个中国“神话”，曾被许多西方作家反复书写，此后还继续被反复书写着。倪维思还记述了宁波附近十九个相邻城市的情况，提到一个城市居民是三十万，十个城市是五至十万，八个城市是一至二万，每个城市的平均人口约六万；绍兴的居民有八十万，杭州则有一百万。他估算了当时中国城市总人口为六千八百万，中国总人口近四亿，由此说明当时的人口普查是与事实相吻合的。在这样的描述基础上，他又描述了一个中国印象：“这个国家人口负担过重，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会发现自己挤在人群之中”⑧。在倪维思的著作中，中华帝国人口众多、喧闹忙碌的中国形象通过对一大堆数字的说明，再加上一些直观的印象的描述，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
当时的中国，在倪维思看来，是安定和自足的，人民勤劳肯干而且幸福知足。倪维思对中国及其居民概貌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关于北方的介绍较少。这与他主要在南方进行传教活动不无关系。他以细腻的笔触，介绍了中国的交通、街道、运河、船只、肩舆或轿子、驮兽、物产（茶叶、果蔬等）、农具、肥料、建筑、城市中的防火墙、取暖、中国人的职业（手艺人和生意人等）。他非常具体地写到中国运河的长度、宽度，写到了华中和华南地区城市里的街道宽度，还介绍了中国各地不同的船及其划船的工具（橹、大奖或桨）。对于“乌篷船”的介绍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对于轿夫及其工作的描写，使中国这种特有的交通方式相对西方而言极富异域色彩。但是，就倪维思对中国的总体印象而言，并没有太多奇怪之处，相反，甚至给人以现代国家的印象。他这样写道：
在城市和乡村的街道上，你会看到人们穿着讲究，举止文雅。中国人积攒财富的办法和途径与我国人民毫无二致。富人会把钱投在地产或房产中，或将之作为做生意或开钱庄的本钱，也有的凭安全担保借贷给别人，这种借贷的利息往往很高。
……这是一个有着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教养有素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严明、秩序井然，其组织有序的政府能为公民财产和国家的自然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有效保护。
如果不知道倪维思的生活年代和这些文字的写作年代，我们可能看不出他究竟是在写哪个时代的中国。以上两段关于当时中国整体印象的文字，对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是，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清帝国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显然，仅仅是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与国家和国人的实际生存状况可能会有距离。
倪维思关于中国总体印象的文字，显示了其作为一个传教士的谨慎态度与思考立场。他在《中国和中国人》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加强两国的联系是写作此书的目的。本书有两篇附录，其一为《担任中国使团“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蒲安臣先生于1868年6月23日在纽约欢迎宴会上的演讲》，另一篇为《1868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这两篇附录的编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倪维思希望通过该书推动两国交流的写作目的。在该书的序言中，倪维思还写道：“如今，中国这个我们先前认为是位于远东的、中间隔有欧亚诸国的遥远国度已经成了我们美国的近邻，因而，熟悉该民族、彼此双方增进了解、互相尊重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后，中美两个大国的利益与命运定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鉴于美国当时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极力想从中国攫取利益，倪维思的这些话无疑显得冠冕堂皇。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身为传教士的倪维思，其远见卓识在这段话里的确得到了明确体现。当然，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倪维思是站在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立场的。因此，在倪维思的这本著作中，在文字处理方面，常常带有一定的外交辞令的色彩就不足为怪了。
在倪维思那些对中国印象的富有外交辞令色彩的总体描述中，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在倪维思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我们则可以看到更多的负面内容，在这些方面，倪维思的笔触更加深入，论述更加细腻。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号编号NCET-11-0717]成果之一。）
「注释」
①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崔丽芬译，中华书局，2011年，序言第2页。
②同注释①，第2页。
③同注释①，第3页。
④同注释①，第3页。
⑤同注释①，第5页。
⑥同注释①，第6页。
⑦同注释①，第6页。
⑧同注释①，第7页。
⑨同注释①
《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共二十八章，外有两篇附录。前两章，作者总论中华帝国的概貌、中国及居民概貌。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孔子及其学说、科举考試和学校以及中国政府的体制。第六章至第十三章，作者用了整整八章的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与信仰，内容涉及佛教、道教、国家宗教仪式、中国各种宗教体系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占卜等。第十四章至第十九章，分别论述中国的语言、慈善机构、社会风俗、节日和娱乐、中国人的性格和文明。自第二十章起至第二十五章，写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交往，以及传教生活、传教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本土基督徒和询问者、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第二十六章写太平军叛乱。第二十七章写中华帝国的现状和未来。第二十八为结论。根据本书内容与结构可以看出——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本书旨在对中国和中国人作一概括性介绍，而不是要对某些专题进行深入探讨，但中国人的宗教状况和精神需求、传教士工作的性质和效果将是本书特别关注的问题”。①
在身为传教士的倪维思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交往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中专门提到中国人和中国（秦国）。对中国人将中国自称为“天朝”，倪维思认为该词表明中国人特有的观念，即帝国是由来自上天的权力所建立的。
他对中华帝国面积的描述，非常直接地创造了一个面积庞大的帝国形象。倪维思通过将当时的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比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西方国家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大致认识”②。在倪维思的中国观念中，当时的中华帝国除了十八行省或中国本部外，还包括了满洲、蒙古、准噶尔、东突厥、库库诺尔和西藏。他是这样描述的：“中华帝国的周边共约一万二千英里，总面积约为五百万平方英里。若不把合众国最近占有的原属俄国的领地计算在内，帝国面积几乎相当于他的两倍”。③倪维思同时写道，“在不加以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当我们提及中国时，一般就专门指集中帝国大量人口、财富以及智慧的十八行省”④。倪维思明确指出西藏等地区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其“一般性”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核心地区或叫“中国本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巨大的联想。这种联想的强化，对于后来所谓“西藏问题”的形成不无影响，尽管从文字本身来看，倪维思本人似乎没有刻意制造这一问题的动机。对“中国本部”和西藏等地区的差异的联想的强化，并不是倪维思一人造成的，实际上，在许多西方人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
倪维思描述的中国概貌，除了面积巨大之外，还具有人口众多且人口密度巨大的特征。他提到181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中国十八行省的人口估计多达三亿六千万”⑤，“中国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大约三百人”⑥，“当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肥沃的国土，能养活如此稠密的人口”⑦。这仿佛是一个中国“神话”，曾被许多西方作家反复书写，此后还继续被反复书写着。倪维思还记述了宁波附近十九个相邻城市的情况，提到一个城市居民是三十万，十个城市是五至十万，八个城市是一至二万，每个城市的平均人口约六万；绍兴的居民有八十万，杭州则有一百万。他估算了当时中国城市总人口为六千八百万，中国总人口近四亿，由此说明当时的人口普查是与事实相吻合的。在这样的描述基础上，他又描述了一个中国印象：“这个国家人口负担过重，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会发现自己挤在人群之中”⑧。在倪维思的著作中，中华帝国人口众多、喧闹忙碌的中国形象通过对一大堆数字的说明，再加上一些直观的印象的描述，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
当时的中国，在倪维思看来，是安定和自足的，人民勤劳肯干而且幸福知足。倪维思对中国及其居民概貌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关于北方的介绍较少。这与他主要在南方进行传教活动不无关系。他以细腻的笔触，介绍了中国的交通、街道、运河、船只、肩舆或轿子、驮兽、物产（茶叶、果蔬等）、农具、肥料、建筑、城市中的防火墙、取暖、中国人的职业（手艺人和生意人等）。他非常具体地写到中国运河的长度、宽度，写到了华中和华南地区城市里的街道宽度，还介绍了中国各地不同的船及其划船的工具（橹、大奖或桨）。对于“乌篷船”的介绍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对于轿夫及其工作的描写，使中国这种特有的交通方式相对西方而言极富异域色彩。但是，就倪维思对中国的总体印象而言，并没有太多奇怪之处，相反，甚至给人以现代国家的印象。他这样写道：
在城市和乡村的街道上，你会看到人们穿着讲究，举止文雅。中国人积攒财富的办法和途径与我国人民毫无二致。富人会把钱投在地产或房产中，或将之作为做生意或开钱庄的本钱，也有的凭安全担保借贷给别人，这种借贷的利息往往很高。
……这是一个有着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教养有素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严明、秩序井然，其组织有序的政府能为公民财产和国家的自然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有效保护。
如果不知道倪维思的生活年代和这些文字的写作年代，我们可能看不出他究竟是在写哪个时代的中国。以上两段关于当时中国整体印象的文字，对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是，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清帝国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显然，仅仅是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与国家和国人的实际生存状况可能会有距离。
倪维思关于中国总体印象的文字，显示了其作为一个传教士的谨慎态度与思考立场。他在《中国和中国人》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加强两国的联系是写作此书的目的。本书有两篇附录，其一为《担任中国使团“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蒲安臣先生于1868年6月23日在纽约欢迎宴会上的演讲》，另一篇为《1868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这两篇附录的编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倪维思希望通过该书推动两国交流的写作目的。在该书的序言中，倪维思还写道：“如今，中国这个我们先前认为是位于远东的、中间隔有欧亚诸国的遥远国度已经成了我们美国的近邻，因而，熟悉该民族、彼此双方增进了解、互相尊重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后，中美两个大国的利益与命运定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鉴于美国当时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极力想从中国攫取利益，倪维思的这些话无疑显得冠冕堂皇。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身为传教士的倪维思，其远见卓识在这段话里的确得到了明确体现。当然，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倪维思是站在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立场的。因此，在倪维思的这本著作中，在文字处理方面，常常带有一定的外交辞令的色彩就不足为怪了。
在倪维思那些对中国印象的富有外交辞令色彩的总体描述中，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国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在倪维思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我们则可以看到更多的负面内容，在这些方面，倪维思的笔触更加深入，论述更加细腻。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号编号NCET-11-0717]成果之一。）
「注释」
①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崔丽芬译，中华书局，2011年，序言第2页。
②同注释①，第2页。
③同注释①，第3页。
④同注释①，第3页。
⑤同注释①，第5页。
⑥同注释①，第6页。
⑦同注释①，第6页。
⑧同注释①，第7页。
⑨同注释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