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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1982年初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分配在江西省文联《星火》编辑部工作，1995年10月至2002年4月任《星火》主编，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大地耳目》（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长篇文化散文《灵魂的居所》等各类作品二十余部。
第十五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杭州。我应邀去参加孙立新在浙江图书馆举办的瓷艺展，名《瓷韵匠心》。这是他第一个有开展式的个展。几位代表致辞后，他上台答谢。致谢各方，致谢来宾，致谢家人，他哽咽了，无语了，不，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给父亲孙同鑫献花，深深鞠躬，向七十九岁的老艺人致敬，向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孙公窑致敬，向千年的景德镇致敬……
孙立新是孙公窑的第四代传承人。而孙公窑系景德镇市政府授匾的二十四户陶瓷世家之一。我有诗句极言景德镇瓷业的人才济济，称“在瓷都 即便一位其貌不扬的青年/都可能是名门的传人/或者，艺苑的新秀”。比如孙立新。我写那首诗的时候，他算真正的青年，如今雖年过半百，仍貌似青年，个头和身材没有什么变化，创作显然成熟了许多，展出的八十余件作品，有一部分让我这个外行都憋忍不住有话要说了。
我说，通过瓷韵，我品读到一颗匠心。匠心，首先得静心。追名逐利的，交际四方的……凡此种种，都不省心，以至于如今能静下心来的匠人尚有几人？匠心更要用心。以家传技艺为根基，用心地秉持传统大胆创新。我读到其新意所在了，瓷板上的青花泼墨，为山为云，为瀑为林，明暗有度，浓淡相宜;其紧要处，以写意提神，人物着红衣，树木结红果，红了一点，亮了全篇，点了画眼，活了画魂。
我认识他应有二十年之久。记得年轻着的孙立新，真的喜欢标新立异，喜欢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在当时给人以突出的现代感，就像我年轻时提笔便是朦胧诗意识流一样。然而，那一阶段仿佛是艺术进步的必经之路，仅仅是过程而已。能从瓷韵里听得到匠心脉动，那才是艺术的成熟。
我认识景德镇却有四十年了。非常遗憾，前二三十年没有一张跟它的合影。当年为什么不买一台相机呢？我应该与生产青花瓷的人民瓷厂合影，应该与规模最大的建国瓷厂合影，应该与最能代表景德镇绘画技艺的艺术瓷厂合影，应该与釉上新彩出口瓷的专业厂红星瓷厂合影，应该与以接待用瓷闻名的为民瓷厂合影，应该与创汇第一的宇宙瓷厂合影，应该与“壶子大王”东风瓷厂合影，应该与生产玲珑瓷的光明瓷厂合影，应该与生产传统工艺瓷雕和实用瓷雕的雕塑瓷厂合影……一句话，笼而统之，应该与窑火正旺、青烟缭绕的景德镇合影。它依偎山城，与民居为邻，共同出入于某条街巷。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堂堂天下瓷都，那么多国营大厂竟然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做文学编辑的我，一趟趟地跑景德镇，经由一条亲切的铁路，皖赣线。我至今记得沿线每个站名。其中有一处差一点成为我新的故乡。每次出行，均以组稿的名义，而最终抵达的终点，都是一座座瓷厂，都是辘辘车上、利坯刀旁，都是匣钵里、窑炉边。有时请作者领着，有时自个儿漫步在煤烟里，走着走着，不经意便走进了刚刚开窑的瓷器之间……
我常住的景德镇宾馆，在莲花塘;而景德镇市文联一直在新华书店的楼上。去得随便，才能频繁;去得频繁了，也就更随便了。我一般会去文联打个照面，而后沿着坡道走到荷塘边，一拐弯，朝向另一口荷塘，再拐弯，就能看见绽放在荷花上的宾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还没有请吃的风气，自个儿在宾馆食堂买餐券排队打饭，吃饱了，就该去消食了。其实，餐前我已绕广场转了一大圈。
如今讲究，闻到烟味，仿佛就要死人火烧屋一样。那时，青烟和窑火才是景德镇的主人，所有的男女都是它们的仆人，最忠诚的仆人，祖祖辈辈伺候它们吃喝，伺候它们起居，伺候它们出行。人把它们惯坏了，惯得脾气很大，且喜怒无常。比如，烧制青龙缸几经失败，眼看不好向朝廷交差，为挽救全体窑工性命，工匠童宾投窑自焚，从而成就了青龙缸，童宾缘此成为广利窑神;再如，因御窑连烧数十窑仍未烧成佳品，一位妙龄女子以自己的鲜血做釉料，竟烧出后来叫“祭红”的瓷器，她救下了父亲和众窑工，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身亡。如此这般的民间故事，口口相传，人人知晓，所以，这个瓷器之都艺术之城，其实也是民间文学重镇。
有位叫康戎的作家，取材瓷业民间故事写了两部电影，《滴水观音》和《瓷娃娃》。他也是《星火》的老作者，后来南下去了。我还记得他家当年的位置和他镜片的厚度。
关于窑火的脾气，有一个当代的真实版本让我震撼又感动。说的是，一景德镇籍教授毅然回乡钻研瓷艺，自己置了电瓷窑，决心要烧制一块当年可以称最的瓷板画，经历几次失败后，他相信即将的开窑一定成功。他为成功准备了盛大仪式，准备了足以让成功感奋的鞭炮和足以灌醉成功的好酒。可是，一开窑，竟见再一次失败。沮丧之余，又是发愤……
可是，窑火烧制的瓷器却是神奇。我在电视散文《青花》里便糅合了家族技艺传承和寻找古瓷碎片的真实故事—
我在千年的碎片中寻找青花。寻找她的来路，便是寻找自己的去向;我在艺术的城市中探访青花。探访她的消息，便是探访自己的心思。
我所端详的青花是残缺的。缺失的一片瓷，一片留给我的秘密，留给我的空白，像严父的面容那么冷峻。父亲说，你该在古窑的废墟上寻找，该在千年的烟火里寻找，找到了那一片，就找到了完美。
父亲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青花。父亲有秘不示人的心事。
提着鸟笼，唤着狗，他又出门了。躲过早晨的问候，躲过邻里的视线，也甩掉了我的追踪、我的逼视。那诡异的举止间，那苍老的背影里，藏着家传的配方、家传的技艺。以遛鸟的名义，他进了深的山。那神秘的形迹分明是拒绝我的探究。
出生在陶瓷世家，我是他唯一的传人。他用美术哺育我、用瓷艺滋养我，难道，不是为了那郑重的交接么？ 傍晚，最先进家的是亲昵的犬吠，接着，是鸟的啁啾。父亲没有声音。父亲只有颜色。鞋上的黄泥，裤腿上的红土，衣袖上的绿汁，脸上的血痕，还有手里的一包配料。包裹在樹叶里的配料，是水之魂，云之魅，草木之精神？是山之魄，石之髓，矿土之性灵？
一次次神圣的点火，伴随着虔诚的祈祷。我通过窑孔，窥望着炉火纯青的过程，窥望着理想在燃烧中的奇妙窑变，窥望着父亲无情拒绝我的真相;一回回隆重的开窑，洋溢着喜庆的醉意。我通过震耳欲聋的爆竹，聆听着瓷的天籁之音，创造的天籁之音，聆听着父亲的微笑和内心。
祖辈的青花，永远属于祖辈;对父亲的赞誉，永远属于父亲。我要在青花中寻找自己。有点儿委屈，却是不甘;我要在自己中寻找青花。有点儿抱怨，却是发愤。
锲而不舍地翻寻着历史的遗址，我终于拾到了缺失的那片瓦砾，那方青花的手绢。仿佛，它是一个美丽的寓言;孜孜不倦地追索着青花的踪影，我终于窥破了父亲的心机，那无言的鞭策。仿佛，它是一个深奥的哲理。
我怀抱着我的青花，擦拭我的汗，我的泪，我的心血。
父亲扫净满地的爆竹屑，满地的欢喜和赞誉，把家传的配方交给我。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仪式。只有父亲钟情的笼中鸟做司仪，只有父亲疼爱的小狗做嘉宾;那是再单纯不过的配方。只见一朵青花，一枝青梅，一竿青竹，一袭青衣，一脉青峰。
欣慰的父亲打开鸟笼。一对青鸟，犹豫着，有几分不安，几分依恋，又充满渴望。父亲用颤颤巍巍的手，放飞它们。远飞的青鸟，一只是我，一只是我的青花。
文友们陪着我，穿行在景德镇的街巷之间，从一家瓷厂到另一家瓷厂，从一座瓷窑到另一座瓷窑，从一只匣钵到另一只匣钵。那时候觉得满城缭绕的煤烟才能代表瓷的城，煤烟才是瓷的气息，才有釉彩的芬芳。回到宾馆，用毛巾往鼻孔里一塞，黑的。待上几天，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件瓷器，老是被引去了瓷器市场，或者在瓷的长巷、瓷的商店转悠，或者沿着比邻的地摊挨个蹲守。不为别的，外行看热闹，看哪些名家被绑架于地摊，看名家一旦沦落地摊还能值几个钱。
那时业余作者挺多的，除了文化单位的，还有不少工人，包括瓷厂的。雕塑瓷厂陈列室，是我难忘的一个去处，它比较集中地收藏有周国祯瓷雕。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国祯瓷雕风靡一时，他在北京办过颇具规模的陶雕艺术个展，《星火》曾用四封推介他。当年的文学杂志比画报影响大得多，画家都乐于上《星火》，甚至插图作者都是江西画坛的中坚。我觉得，周国祯尤以变形的动物、人物瓷雕见长，那现代感强烈的瓷艺为千年瓷都带去叫人惊奇的新鲜。
后来，那个陈列室理所当然地随瓷厂一道化为乌有。某瓷厂有我熟悉的一位小说作者，听说改制后，他自个儿当老板，靠山吃山，轻车熟路，瓷器生意做得不错。正与文友忆着他呢，忽然接到其写来的一封信，向我咨询如今文学写作的生意经，就像探讨瓷器市场畅销某某大师某某品牌一样。
瓷器市场确实风云变幻，滴水观音、祭红、“四美”瓶、周国祯，都曾流行一时。我对“哈哈罗汉”的印象尤其深刻，有一阵子，各单位拿它当会议纪念品也当礼品，我家里便有好几尊憨笑傻乐的瓷人儿，我也送出过一些大肚子罗汉。它不算贵，甚至还很便宜，却是人见人乐人见人爱，无论贵贱，都拿得出手。贵的，说是大师作品;贱的，属剽窃属仿制，满大街的地摊上尽是，底座也有大师签名呢。买个贱的，冒充贵的，照样能鱼目混珠。中国艺术研究院知名学者方李莉有田野调查，生动描述了景德镇瓷器市场乱象，她深入之深体察之细，为我等作家做了示范。我是在《新华文摘》上读到那篇文章的。
居然得回头向文学讨生活，可见瓷器市场形势之严峻。大约只有走投无路，才会病急乱投医吧？可是，文学能养活人吗？诗歌能养活人吗？散文能养活人吗？小说能养活人吗？畅销书倒是可以，你会写吗？写出有人要吗？电视剧倒是可以，你写得了吗？写了有人投资拍摄吗？拍了卖得出去吗？像你经销的瓷器？
我的回复确实凌厉。事关生计，我当然不能任其心存侥幸而误入歧途。瓷都的最大宗商品应该算是饭碗了吧？其实，文学未必不能养活人，得看你是否善于经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前几年，陪同领导去景德镇考察工业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那些遗址其实就是我从前频频造访的作坊、车间和瓷窑。领导听说有欧洲专家夸赞那片遗址“工业感很强”，便向下属出了一道比较尖钻的考题，曰：何为工业感？
众皆面面相觑。什么叫工业感呢？当所有的国营瓷厂已变成废墟，甚至荡然无存、踪迹难觅的时候？
在古镇瑶里，工业感大约就是凝滞的水轮，哑默的水碓，干涸的滤池，荒芜的作坊，风蚀的窑砖，漫山遍野的破碎瓷器。那里曾有二百多座古窑遍布在群山中，曾有许多架木制水轮飞旋在溪流边。一条古驿道迤逦而去，前往徽州，前往瓷器向往的远方。
与瓷器远销海外的历史有关，后来窑厂纷纷迁往百里外的大江边，瑶里古镇冷落了。然而，柴烟散尽的碧空，有云来驻;余烬犹在的残窑，有凤来朝。松与茶，枫与槠，来窑址上播种，在废墟里生长，竟然以无边秀色覆盖了满山瓦砾。仿佛，春的花容，秋的叶色，都来自漫山遍野的历史碎片，来自青花与粉彩。是瓷器上的图案，瓷土里的精魂。我不禁讶然。那么繁盛的一段历史，怎会被繁茂的植被包裹得如此严实？
我浪漫地怀想着民间的浪漫。我想，当窑厂纷纷迁徙，也许有一些陶瓷艺术家没有走，领着他们的子子孙孙，以山为坯，以水为料，在蛮荒的高山上画着釉下彩，画在煅烧过的丘陵间，就是釉上彩了。否则，很难设想，被窑火熏黑、被瓦砾覆盖的古镇，会有这种血脉相承的自觉。或者，他们养山养水，是为了保养永远激荡于内心的艺术感觉，为了保养崇尚山水师法自然的人生境界。
这样的地方理所当然地成为作家采风的目的地。那是深秋，汪胡的原始森林五彩斑斓，锥栗成熟了，落了一地。红薯更是早已成熟。红薯担子从古镇的街巷里穿过。也许是被红薯诱惑的，晚饭后，有作家提出：到田野里开篝火晚会吧？众皆热烈呼应。我几乎没有思考，便点头应允。 于是，一担红薯来了。而干柴直接送到了田头，篝火晚会的现场。场地的选择，足以证明大家的防火意识。那儿可能是瑶里最大的盆地了，離周围的山林远着呢，而秋后的禾田里只剩下禾蔸，点火处在一丘大田的中央，在瑶河旁边。
二十来个作家围火而坐而歌。唱歌是挨个轮着来的，一个都不能少，比较尴尬的是熊述隆和我。在一群年轻人当中，我俩是长老。从前，熊述隆是江西最好的散文家，没有之一。因为从前写散文的，本来就少，少得屈指可数。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了以“散文三秀”为代表的女性散文写作，而这一命名恰好出自熊述隆对她们的散文评论。进入新世纪，江西散文创作异军突起，一度被评论家和全国散文期刊视作“江西散文现象”，此现象与作协的用心培育不无关系。瑶里之行，便是当时持续开展的散文大行动之一项，频繁的采风活动拢共召集有百十位创作活跃的会员参与。
熊述隆和我都唱跑调了。幸好是在田野上，三面有山，一面临河，跑调也跑不出那个山坳，跑不出烤红薯弥漫开来的香味。
可是，篝火的青烟飘远了，有人看到了;远处的人还看到了火光，看到了一群不可理喻的男女，啃着烤红薯唱歌的人。
吃光红薯，燃尽劈柴，熄灭明火，我让大家用垫坐的塑料袋去河边提水，彻底浇熄余烬。而后，挖坑，将余烬拨入坑中，填土，夯实。走上大路，回头仍见丝丝缕缕的青烟从土里钻出来。处理得如此细致，想必安全无虞。于是，兴致未尽的一行人去逛夜半的古镇，在夜半的古桥上高谈阔论，惹得夜半的狗吠个不停，夜半的梦恐怕都受惊了。
惊着的还有宾馆老总。我一进门，他当头一句：你们在田里点火啦？我点头的同时赶紧申明，我们去开篝火晚会，我们是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的。老总说，路过的村民一看到火，马上就反映到镇里去了。不用问，镇里追到老总这儿来了。
一夜无眠，我得想想怎么交代，一大早，镇委书记要来陪餐的。其实，早已是下半夜。天忽然亮了。我迎候着书记。赶紧上前致歉，赶紧说明事先我们为何选择河边的禾田中央，事后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书记微笑着点点头，轻声说了句没关系，紧接着提高了嗓门：不过，前天夜晚我们全镇干部村民都在山上打火，打了一晚上。
“不过”让我后怕，让大家都后怕。山里容不得“不过”。小小的汪胡村为什么会有一片原始森林呢？此乃村庄的风水林。传说族长大义灭亲，杀死擅自上山伐木的儿子以儆效尤，于是，此处又名“罪山”。为护林造林，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有领导语言颇具杀伤力，县林业局长在大会上说，木材是个宝，假如我们现在不重视这个工作，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子孙死了，连棺材都没有！全场愕然。
走进如今的瑶里，我注定会想起从前的篝火。可是，如今的瑶里还会像从前那么宁馨，那么典雅，那么秀美吗？
第一次去瑶里，我看见，瑶河里有一条红色大鱼被自己的队伍簇拥着，下潜到深处，去参观铺满河床的瓷片。那些年轻的鱼则惊奇地在瓷片中寻找自己的宗谱、自己的历史。而更多的鱼，在桥下走台。一群一群，交叉穿行，袅袅娜娜，分分合合。如月在云端，雁过湖天，花开庭院……
瓷的都城，是艺术的都城，大师的都城，贩卖和复制大师的都城，抬举和恭维大师的都城。如此光怪陆离的地方，当然也应该是文学的都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一趟趟地不自觉地往那儿跑，一回回地住进莲花塘的深处，当时漫无目标。如今回望，倒是有旁观者清的明白了，仿佛就是寻找能与陶瓷文化伴生的文学，寻找能对陶瓷历史和现实作出文学表达的人。
我一直关注景德镇题材的所有创作。比如，推介景德镇题材的创作，参加《大清官窑》研讨会，自个儿把一部电视连续剧看到气坏自己为止……正是那样的电视剧让我相信，文化底蕴愈深厚，愈需要当地作家去挖掘去书写，外人毕竟见外，很难进入的。即便田野调查，外人也不可能像方李莉做得那么见骨见肉见心跳。方李莉不是外人，她是从江西走出去的，在景德镇生活过，我还曾喝过她家的茶呢，不过，那是她先生陶院朱乐耕泡的，用很别致的茶具。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始终为之努力的江华明，近年的小说创作颇值得关注。他领着我去过景德镇周边的好些古村落，其中叫沧溪的村庄，有独特的风水建筑，曰：张水门楼。即溪边人家，门楼一律朝东，迎着东方来水，以为吉祥。
景德镇的文学，是否也需要思考一番它的朝向呢，是否也该建造一座张水门楼呢？
—像青花泼墨的孙立新那样。
第十五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杭州。我应邀去参加孙立新在浙江图书馆举办的瓷艺展，名《瓷韵匠心》。这是他第一个有开展式的个展。几位代表致辞后，他上台答谢。致谢各方，致谢来宾，致谢家人，他哽咽了，无语了，不，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给父亲孙同鑫献花，深深鞠躬，向七十九岁的老艺人致敬，向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孙公窑致敬，向千年的景德镇致敬……
孙立新是孙公窑的第四代传承人。而孙公窑系景德镇市政府授匾的二十四户陶瓷世家之一。我有诗句极言景德镇瓷业的人才济济，称“在瓷都 即便一位其貌不扬的青年/都可能是名门的传人/或者，艺苑的新秀”。比如孙立新。我写那首诗的时候，他算真正的青年，如今雖年过半百，仍貌似青年，个头和身材没有什么变化，创作显然成熟了许多，展出的八十余件作品，有一部分让我这个外行都憋忍不住有话要说了。
我说，通过瓷韵，我品读到一颗匠心。匠心，首先得静心。追名逐利的，交际四方的……凡此种种，都不省心，以至于如今能静下心来的匠人尚有几人？匠心更要用心。以家传技艺为根基，用心地秉持传统大胆创新。我读到其新意所在了，瓷板上的青花泼墨，为山为云，为瀑为林，明暗有度，浓淡相宜;其紧要处，以写意提神，人物着红衣，树木结红果，红了一点，亮了全篇，点了画眼，活了画魂。
我认识他应有二十年之久。记得年轻着的孙立新，真的喜欢标新立异，喜欢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在当时给人以突出的现代感，就像我年轻时提笔便是朦胧诗意识流一样。然而，那一阶段仿佛是艺术进步的必经之路，仅仅是过程而已。能从瓷韵里听得到匠心脉动，那才是艺术的成熟。
我认识景德镇却有四十年了。非常遗憾，前二三十年没有一张跟它的合影。当年为什么不买一台相机呢？我应该与生产青花瓷的人民瓷厂合影，应该与规模最大的建国瓷厂合影，应该与最能代表景德镇绘画技艺的艺术瓷厂合影，应该与釉上新彩出口瓷的专业厂红星瓷厂合影，应该与以接待用瓷闻名的为民瓷厂合影，应该与创汇第一的宇宙瓷厂合影，应该与“壶子大王”东风瓷厂合影，应该与生产玲珑瓷的光明瓷厂合影，应该与生产传统工艺瓷雕和实用瓷雕的雕塑瓷厂合影……一句话，笼而统之，应该与窑火正旺、青烟缭绕的景德镇合影。它依偎山城，与民居为邻，共同出入于某条街巷。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堂堂天下瓷都，那么多国营大厂竟然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做文学编辑的我，一趟趟地跑景德镇，经由一条亲切的铁路，皖赣线。我至今记得沿线每个站名。其中有一处差一点成为我新的故乡。每次出行，均以组稿的名义，而最终抵达的终点，都是一座座瓷厂，都是辘辘车上、利坯刀旁，都是匣钵里、窑炉边。有时请作者领着，有时自个儿漫步在煤烟里，走着走着，不经意便走进了刚刚开窑的瓷器之间……
我常住的景德镇宾馆，在莲花塘;而景德镇市文联一直在新华书店的楼上。去得随便，才能频繁;去得频繁了，也就更随便了。我一般会去文联打个照面，而后沿着坡道走到荷塘边，一拐弯，朝向另一口荷塘，再拐弯，就能看见绽放在荷花上的宾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还没有请吃的风气，自个儿在宾馆食堂买餐券排队打饭，吃饱了，就该去消食了。其实，餐前我已绕广场转了一大圈。
如今讲究，闻到烟味，仿佛就要死人火烧屋一样。那时，青烟和窑火才是景德镇的主人，所有的男女都是它们的仆人，最忠诚的仆人，祖祖辈辈伺候它们吃喝，伺候它们起居，伺候它们出行。人把它们惯坏了，惯得脾气很大，且喜怒无常。比如，烧制青龙缸几经失败，眼看不好向朝廷交差，为挽救全体窑工性命，工匠童宾投窑自焚，从而成就了青龙缸，童宾缘此成为广利窑神;再如，因御窑连烧数十窑仍未烧成佳品，一位妙龄女子以自己的鲜血做釉料，竟烧出后来叫“祭红”的瓷器，她救下了父亲和众窑工，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身亡。如此这般的民间故事，口口相传，人人知晓，所以，这个瓷器之都艺术之城，其实也是民间文学重镇。
有位叫康戎的作家，取材瓷业民间故事写了两部电影，《滴水观音》和《瓷娃娃》。他也是《星火》的老作者，后来南下去了。我还记得他家当年的位置和他镜片的厚度。
关于窑火的脾气，有一个当代的真实版本让我震撼又感动。说的是，一景德镇籍教授毅然回乡钻研瓷艺，自己置了电瓷窑，决心要烧制一块当年可以称最的瓷板画，经历几次失败后，他相信即将的开窑一定成功。他为成功准备了盛大仪式，准备了足以让成功感奋的鞭炮和足以灌醉成功的好酒。可是，一开窑，竟见再一次失败。沮丧之余，又是发愤……
可是，窑火烧制的瓷器却是神奇。我在电视散文《青花》里便糅合了家族技艺传承和寻找古瓷碎片的真实故事—
我在千年的碎片中寻找青花。寻找她的来路，便是寻找自己的去向;我在艺术的城市中探访青花。探访她的消息，便是探访自己的心思。
我所端详的青花是残缺的。缺失的一片瓷，一片留给我的秘密，留给我的空白，像严父的面容那么冷峻。父亲说，你该在古窑的废墟上寻找，该在千年的烟火里寻找，找到了那一片，就找到了完美。
父亲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青花。父亲有秘不示人的心事。
提着鸟笼，唤着狗，他又出门了。躲过早晨的问候，躲过邻里的视线，也甩掉了我的追踪、我的逼视。那诡异的举止间，那苍老的背影里，藏着家传的配方、家传的技艺。以遛鸟的名义，他进了深的山。那神秘的形迹分明是拒绝我的探究。
出生在陶瓷世家，我是他唯一的传人。他用美术哺育我、用瓷艺滋养我，难道，不是为了那郑重的交接么？ 傍晚，最先进家的是亲昵的犬吠，接着，是鸟的啁啾。父亲没有声音。父亲只有颜色。鞋上的黄泥，裤腿上的红土，衣袖上的绿汁，脸上的血痕，还有手里的一包配料。包裹在樹叶里的配料，是水之魂，云之魅，草木之精神？是山之魄，石之髓，矿土之性灵？
一次次神圣的点火，伴随着虔诚的祈祷。我通过窑孔，窥望着炉火纯青的过程，窥望着理想在燃烧中的奇妙窑变，窥望着父亲无情拒绝我的真相;一回回隆重的开窑，洋溢着喜庆的醉意。我通过震耳欲聋的爆竹，聆听着瓷的天籁之音，创造的天籁之音，聆听着父亲的微笑和内心。
祖辈的青花，永远属于祖辈;对父亲的赞誉，永远属于父亲。我要在青花中寻找自己。有点儿委屈，却是不甘;我要在自己中寻找青花。有点儿抱怨，却是发愤。
锲而不舍地翻寻着历史的遗址，我终于拾到了缺失的那片瓦砾，那方青花的手绢。仿佛，它是一个美丽的寓言;孜孜不倦地追索着青花的踪影，我终于窥破了父亲的心机，那无言的鞭策。仿佛，它是一个深奥的哲理。
我怀抱着我的青花，擦拭我的汗，我的泪，我的心血。
父亲扫净满地的爆竹屑，满地的欢喜和赞誉，把家传的配方交给我。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仪式。只有父亲钟情的笼中鸟做司仪，只有父亲疼爱的小狗做嘉宾;那是再单纯不过的配方。只见一朵青花，一枝青梅，一竿青竹，一袭青衣，一脉青峰。
欣慰的父亲打开鸟笼。一对青鸟，犹豫着，有几分不安，几分依恋，又充满渴望。父亲用颤颤巍巍的手，放飞它们。远飞的青鸟，一只是我，一只是我的青花。
文友们陪着我，穿行在景德镇的街巷之间，从一家瓷厂到另一家瓷厂，从一座瓷窑到另一座瓷窑，从一只匣钵到另一只匣钵。那时候觉得满城缭绕的煤烟才能代表瓷的城，煤烟才是瓷的气息，才有釉彩的芬芳。回到宾馆，用毛巾往鼻孔里一塞，黑的。待上几天，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件瓷器，老是被引去了瓷器市场，或者在瓷的长巷、瓷的商店转悠，或者沿着比邻的地摊挨个蹲守。不为别的，外行看热闹，看哪些名家被绑架于地摊，看名家一旦沦落地摊还能值几个钱。
那时业余作者挺多的，除了文化单位的，还有不少工人，包括瓷厂的。雕塑瓷厂陈列室，是我难忘的一个去处，它比较集中地收藏有周国祯瓷雕。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国祯瓷雕风靡一时，他在北京办过颇具规模的陶雕艺术个展，《星火》曾用四封推介他。当年的文学杂志比画报影响大得多，画家都乐于上《星火》，甚至插图作者都是江西画坛的中坚。我觉得，周国祯尤以变形的动物、人物瓷雕见长，那现代感强烈的瓷艺为千年瓷都带去叫人惊奇的新鲜。
后来，那个陈列室理所当然地随瓷厂一道化为乌有。某瓷厂有我熟悉的一位小说作者，听说改制后，他自个儿当老板，靠山吃山，轻车熟路，瓷器生意做得不错。正与文友忆着他呢，忽然接到其写来的一封信，向我咨询如今文学写作的生意经，就像探讨瓷器市场畅销某某大师某某品牌一样。
瓷器市场确实风云变幻，滴水观音、祭红、“四美”瓶、周国祯，都曾流行一时。我对“哈哈罗汉”的印象尤其深刻，有一阵子，各单位拿它当会议纪念品也当礼品，我家里便有好几尊憨笑傻乐的瓷人儿，我也送出过一些大肚子罗汉。它不算贵，甚至还很便宜，却是人见人乐人见人爱，无论贵贱，都拿得出手。贵的，说是大师作品;贱的，属剽窃属仿制，满大街的地摊上尽是，底座也有大师签名呢。买个贱的，冒充贵的，照样能鱼目混珠。中国艺术研究院知名学者方李莉有田野调查，生动描述了景德镇瓷器市场乱象，她深入之深体察之细，为我等作家做了示范。我是在《新华文摘》上读到那篇文章的。
居然得回头向文学讨生活，可见瓷器市场形势之严峻。大约只有走投无路，才会病急乱投医吧？可是，文学能养活人吗？诗歌能养活人吗？散文能养活人吗？小说能养活人吗？畅销书倒是可以，你会写吗？写出有人要吗？电视剧倒是可以，你写得了吗？写了有人投资拍摄吗？拍了卖得出去吗？像你经销的瓷器？
我的回复确实凌厉。事关生计，我当然不能任其心存侥幸而误入歧途。瓷都的最大宗商品应该算是饭碗了吧？其实，文学未必不能养活人，得看你是否善于经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前几年，陪同领导去景德镇考察工业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那些遗址其实就是我从前频频造访的作坊、车间和瓷窑。领导听说有欧洲专家夸赞那片遗址“工业感很强”，便向下属出了一道比较尖钻的考题，曰：何为工业感？
众皆面面相觑。什么叫工业感呢？当所有的国营瓷厂已变成废墟，甚至荡然无存、踪迹难觅的时候？
在古镇瑶里，工业感大约就是凝滞的水轮，哑默的水碓，干涸的滤池，荒芜的作坊，风蚀的窑砖，漫山遍野的破碎瓷器。那里曾有二百多座古窑遍布在群山中，曾有许多架木制水轮飞旋在溪流边。一条古驿道迤逦而去，前往徽州，前往瓷器向往的远方。
与瓷器远销海外的历史有关，后来窑厂纷纷迁往百里外的大江边，瑶里古镇冷落了。然而，柴烟散尽的碧空，有云来驻;余烬犹在的残窑，有凤来朝。松与茶，枫与槠，来窑址上播种，在废墟里生长，竟然以无边秀色覆盖了满山瓦砾。仿佛，春的花容，秋的叶色，都来自漫山遍野的历史碎片，来自青花与粉彩。是瓷器上的图案，瓷土里的精魂。我不禁讶然。那么繁盛的一段历史，怎会被繁茂的植被包裹得如此严实？
我浪漫地怀想着民间的浪漫。我想，当窑厂纷纷迁徙，也许有一些陶瓷艺术家没有走，领着他们的子子孙孙，以山为坯，以水为料，在蛮荒的高山上画着釉下彩，画在煅烧过的丘陵间，就是釉上彩了。否则，很难设想，被窑火熏黑、被瓦砾覆盖的古镇，会有这种血脉相承的自觉。或者，他们养山养水，是为了保养永远激荡于内心的艺术感觉，为了保养崇尚山水师法自然的人生境界。
这样的地方理所当然地成为作家采风的目的地。那是深秋，汪胡的原始森林五彩斑斓，锥栗成熟了，落了一地。红薯更是早已成熟。红薯担子从古镇的街巷里穿过。也许是被红薯诱惑的，晚饭后，有作家提出：到田野里开篝火晚会吧？众皆热烈呼应。我几乎没有思考，便点头应允。 于是，一担红薯来了。而干柴直接送到了田头，篝火晚会的现场。场地的选择，足以证明大家的防火意识。那儿可能是瑶里最大的盆地了，離周围的山林远着呢，而秋后的禾田里只剩下禾蔸，点火处在一丘大田的中央，在瑶河旁边。
二十来个作家围火而坐而歌。唱歌是挨个轮着来的，一个都不能少，比较尴尬的是熊述隆和我。在一群年轻人当中，我俩是长老。从前，熊述隆是江西最好的散文家，没有之一。因为从前写散文的，本来就少，少得屈指可数。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了以“散文三秀”为代表的女性散文写作，而这一命名恰好出自熊述隆对她们的散文评论。进入新世纪，江西散文创作异军突起，一度被评论家和全国散文期刊视作“江西散文现象”，此现象与作协的用心培育不无关系。瑶里之行，便是当时持续开展的散文大行动之一项，频繁的采风活动拢共召集有百十位创作活跃的会员参与。
熊述隆和我都唱跑调了。幸好是在田野上，三面有山，一面临河，跑调也跑不出那个山坳，跑不出烤红薯弥漫开来的香味。
可是，篝火的青烟飘远了，有人看到了;远处的人还看到了火光，看到了一群不可理喻的男女，啃着烤红薯唱歌的人。
吃光红薯，燃尽劈柴，熄灭明火，我让大家用垫坐的塑料袋去河边提水，彻底浇熄余烬。而后，挖坑，将余烬拨入坑中，填土，夯实。走上大路，回头仍见丝丝缕缕的青烟从土里钻出来。处理得如此细致，想必安全无虞。于是，兴致未尽的一行人去逛夜半的古镇，在夜半的古桥上高谈阔论，惹得夜半的狗吠个不停，夜半的梦恐怕都受惊了。
惊着的还有宾馆老总。我一进门，他当头一句：你们在田里点火啦？我点头的同时赶紧申明，我们去开篝火晚会，我们是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的。老总说，路过的村民一看到火，马上就反映到镇里去了。不用问，镇里追到老总这儿来了。
一夜无眠，我得想想怎么交代，一大早，镇委书记要来陪餐的。其实，早已是下半夜。天忽然亮了。我迎候着书记。赶紧上前致歉，赶紧说明事先我们为何选择河边的禾田中央，事后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书记微笑着点点头，轻声说了句没关系，紧接着提高了嗓门：不过，前天夜晚我们全镇干部村民都在山上打火，打了一晚上。
“不过”让我后怕，让大家都后怕。山里容不得“不过”。小小的汪胡村为什么会有一片原始森林呢？此乃村庄的风水林。传说族长大义灭亲，杀死擅自上山伐木的儿子以儆效尤，于是，此处又名“罪山”。为护林造林，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有领导语言颇具杀伤力，县林业局长在大会上说，木材是个宝，假如我们现在不重视这个工作，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子孙死了，连棺材都没有！全场愕然。
走进如今的瑶里，我注定会想起从前的篝火。可是，如今的瑶里还会像从前那么宁馨，那么典雅，那么秀美吗？
第一次去瑶里，我看见，瑶河里有一条红色大鱼被自己的队伍簇拥着，下潜到深处，去参观铺满河床的瓷片。那些年轻的鱼则惊奇地在瓷片中寻找自己的宗谱、自己的历史。而更多的鱼，在桥下走台。一群一群，交叉穿行，袅袅娜娜，分分合合。如月在云端，雁过湖天，花开庭院……
瓷的都城，是艺术的都城，大师的都城，贩卖和复制大师的都城，抬举和恭维大师的都城。如此光怪陆离的地方，当然也应该是文学的都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一趟趟地不自觉地往那儿跑，一回回地住进莲花塘的深处，当时漫无目标。如今回望，倒是有旁观者清的明白了，仿佛就是寻找能与陶瓷文化伴生的文学，寻找能对陶瓷历史和现实作出文学表达的人。
我一直关注景德镇题材的所有创作。比如，推介景德镇题材的创作，参加《大清官窑》研讨会，自个儿把一部电视连续剧看到气坏自己为止……正是那样的电视剧让我相信，文化底蕴愈深厚，愈需要当地作家去挖掘去书写，外人毕竟见外，很难进入的。即便田野调查，外人也不可能像方李莉做得那么见骨见肉见心跳。方李莉不是外人，她是从江西走出去的，在景德镇生活过，我还曾喝过她家的茶呢，不过，那是她先生陶院朱乐耕泡的，用很别致的茶具。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始终为之努力的江华明，近年的小说创作颇值得关注。他领着我去过景德镇周边的好些古村落，其中叫沧溪的村庄，有独特的风水建筑，曰：张水门楼。即溪边人家，门楼一律朝东，迎着东方来水，以为吉祥。
景德镇的文学，是否也需要思考一番它的朝向呢，是否也该建造一座张水门楼呢？
—像青花泼墨的孙立新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