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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年轻人都争着评优青、杰青。在陈景润“1+2”还没做出来的时候，单位如果要评五六个“优秀青年”，极有可能都轮不到陈景润。
“我问他，现在还有像陈景润一样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人吗？”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元青回忆与友人聊天，“对方是搞数学研究的，他笑了，意思是大家心知肚明，现在这样做研究几乎不可能了。”古生物和数学都不那么“热闹”，两人心有戚戚。
“他们大部分还是出于热爱，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兴趣爱好，去搞清谁都还不曾搞清的东西。”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说起研究所里的年轻人，骄傲写在脸上。
但如何保护好年轻人的“喜欢”，让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年轻人坐得了板凳，也望得了星空？
“我们首任院长杨乐先生曾与陈景润共事，他前些年还说，现在年轻人都争着评优青、杰青。在陈景润‘1+2’还没做出来的时候，单位如果要评五六个‘优秀青年’，极有可能都轮不到陈景润。”作为纯数学领域的研究者，评价机制是袁亚湘一找机会就要呼吁的问题，也是他今年提案的重要内容。
“现在我国科技界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不太有利。”袁亚湘说。在他看来，做基础研究要“安”“专”“迷”。目前的科技考核评估频繁地要求年轻科研人员填表汇报近期写了几篇文章、出了什么成果、有什么突破，这让他们无法长久专注地去深入研究重大和困难问题。
袁亚湘说：“在人才评价、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不宜把同样的指标、统一的标准用于不同的学科，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基础科学的各自特点、采用各学科国际通行的做法。如在数学领域，不看重论文署名顺序、论文数量、引用率、期刊影响因子等因素，而是看重研究工作在本领域的学术影响和国际同行专家的公开意见。”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游超就是一名青年科研人员，他也看到了自己身边同学的烦恼——难以静心做研究。
做基础研究没法追求短平快，但“考核不等人”。游超的研究方向是从青藏高原的冰芯里寻找气候变化的规律，“要去青藏高原采集样品，样品采集回来了要做实验、做分析、写文章。从有想法到写出文章，通常需要四五年，甚至更久。”游超刚毕业时研究刚有苗头，直到最近几年，有了积累，才有产出。
不少委员还谈到如今对国内外人才的“差别对待”，在他们看来，这对本土青年人才确有不公。
“现在的制度，是推着人到外面念博士、做博士后。在国外念完博士或做完博士后回国，往往头衔、房子和待遇就齐全了。”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语气急切，“都是同学，有的出去了，有的留在国内了，都是实实在在做事情，但两者地位相差很大，国内的年轻人心里肯定不平衡。”
基础研究本来就耗时漫长，有些博士跟着国内的导师，已经在一个课题上坚持数年，取得一些成果，却因为出国不得不中断。“四五年的黄金期，都要在国外。”但张新民也理解，毕竟，“土博士”、博士后拿各类帽子，还是比留学归来的难得多。“建议提高国内博士后以及青年科技人才的工资待遇。”他说。
游超自己就是“土博士”，因为不想放弃手上的研究，他没选择出国。博士刚毕业时，他只有很少途径申请项目启动经费，手上没钱，研究进行不下去。“但国外的博士回来后就有几十万的项目启动经费。等申请相关基金时，他们的工作已经靠着那笔钱启动了，我们从零开始，还得和他们一起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荣根同样表示，想加强基础研究，这类政策必须改。“不能因为区别对待，把很多本打算留在国内的有为青年‘赶出国门’，要给各类人才公平的竞争平台和机会。”
数学是“偏爱”年轻人的学科，“一个单位现在好不好、将来有没有发展前途，问问这个单位的年轻人对本单位科研环境的評价就知道了。”袁亚湘说。
“基础研究最关键的是稳定的环境和支持，都不稳定的话，研究人员只能做短期项目，不敢轻易尝试长期项目。”蔡荣根强调。
谈到支持基础研究的青年人才，“持续支撑”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关键词。“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能不能持续做下去。”即便是基础研究团队，同样也要申请项目、争取竞争性经费。“每个申请来的项目经费只能管几年，下一次如果申请不到就做不下去了。”而经费一旦断档，整个团队都会受影响。对此，王树国建议，应该放眼长远，给大学一部分基础科学研究经费。
“重视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把科研环境搞好，保证年轻科研人员能静下心来做研究，不要让太多非学术的事情去麻烦这些年轻人。”袁亚湘说。
◎ 撰文|崔 爽 张盖伦
◎ 来源|科技日报
“我问他，现在还有像陈景润一样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人吗？”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元青回忆与友人聊天，“对方是搞数学研究的，他笑了，意思是大家心知肚明，现在这样做研究几乎不可能了。”古生物和数学都不那么“热闹”，两人心有戚戚。
“他们大部分还是出于热爱，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兴趣爱好，去搞清谁都还不曾搞清的东西。”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说起研究所里的年轻人，骄傲写在脸上。
但如何保护好年轻人的“喜欢”，让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年轻人坐得了板凳，也望得了星空？
“我们首任院长杨乐先生曾与陈景润共事，他前些年还说，现在年轻人都争着评优青、杰青。在陈景润‘1+2’还没做出来的时候，单位如果要评五六个‘优秀青年’，极有可能都轮不到陈景润。”作为纯数学领域的研究者，评价机制是袁亚湘一找机会就要呼吁的问题，也是他今年提案的重要内容。
“现在我国科技界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不太有利。”袁亚湘说。在他看来，做基础研究要“安”“专”“迷”。目前的科技考核评估频繁地要求年轻科研人员填表汇报近期写了几篇文章、出了什么成果、有什么突破，这让他们无法长久专注地去深入研究重大和困难问题。
袁亚湘说：“在人才评价、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不宜把同样的指标、统一的标准用于不同的学科，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基础科学的各自特点、采用各学科国际通行的做法。如在数学领域，不看重论文署名顺序、论文数量、引用率、期刊影响因子等因素，而是看重研究工作在本领域的学术影响和国际同行专家的公开意见。”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游超就是一名青年科研人员，他也看到了自己身边同学的烦恼——难以静心做研究。
做基础研究没法追求短平快，但“考核不等人”。游超的研究方向是从青藏高原的冰芯里寻找气候变化的规律，“要去青藏高原采集样品，样品采集回来了要做实验、做分析、写文章。从有想法到写出文章，通常需要四五年，甚至更久。”游超刚毕业时研究刚有苗头，直到最近几年，有了积累，才有产出。
不少委员还谈到如今对国内外人才的“差别对待”，在他们看来，这对本土青年人才确有不公。
“现在的制度，是推着人到外面念博士、做博士后。在国外念完博士或做完博士后回国，往往头衔、房子和待遇就齐全了。”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语气急切，“都是同学，有的出去了，有的留在国内了，都是实实在在做事情，但两者地位相差很大，国内的年轻人心里肯定不平衡。”
基础研究本来就耗时漫长，有些博士跟着国内的导师，已经在一个课题上坚持数年，取得一些成果，却因为出国不得不中断。“四五年的黄金期，都要在国外。”但张新民也理解，毕竟，“土博士”、博士后拿各类帽子，还是比留学归来的难得多。“建议提高国内博士后以及青年科技人才的工资待遇。”他说。
游超自己就是“土博士”，因为不想放弃手上的研究，他没选择出国。博士刚毕业时，他只有很少途径申请项目启动经费，手上没钱，研究进行不下去。“但国外的博士回来后就有几十万的项目启动经费。等申请相关基金时，他们的工作已经靠着那笔钱启动了，我们从零开始，还得和他们一起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荣根同样表示，想加强基础研究，这类政策必须改。“不能因为区别对待，把很多本打算留在国内的有为青年‘赶出国门’，要给各类人才公平的竞争平台和机会。”
数学是“偏爱”年轻人的学科，“一个单位现在好不好、将来有没有发展前途，问问这个单位的年轻人对本单位科研环境的評价就知道了。”袁亚湘说。
“基础研究最关键的是稳定的环境和支持，都不稳定的话，研究人员只能做短期项目，不敢轻易尝试长期项目。”蔡荣根强调。
谈到支持基础研究的青年人才，“持续支撑”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关键词。“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能不能持续做下去。”即便是基础研究团队，同样也要申请项目、争取竞争性经费。“每个申请来的项目经费只能管几年，下一次如果申请不到就做不下去了。”而经费一旦断档，整个团队都会受影响。对此，王树国建议，应该放眼长远，给大学一部分基础科学研究经费。
“重视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把科研环境搞好，保证年轻科研人员能静下心来做研究，不要让太多非学术的事情去麻烦这些年轻人。”袁亚湘说。
◎ 撰文|崔 爽 张盖伦
◎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