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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的东村》是一种已成废墟的记忆。通过荣荣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的兴衰，看到了特定时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他们内心的困惑、焦灼和不安
提起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家聚集地，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巴黎蒙马特高地。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就有过类似的村落。东村就是其中一个。在《荣荣的东村》一书中，艺术史家巫鸿以摄影家荣荣的镜头、日记与书信，为我们展现出上世纪90年代东村艺术家群体创作与生活的故事。
其实，东村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充满艺术气息，至少从表面上是如此。那时的东村只不过是京郊数以千计的小村庄中的一个。与大多数城郊结合部一样，东村不具有鲜明的辨识度。这里聚集着盲流和拾荒者，以“脏、乱、差”著称，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人们无目的地张望着，脸上挂着愚昧的空虚神情”。不过，东村之所以成为东村，并不是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堪，而是与生活在此地的艺术家息息相关。
今天，798里无数被圈养的艺术家在如同动物园一般的环境里，接受世人的窥视与议论，他们的生活满足了“中产”中国对于艺术的全部想象。而这种“天堂”的生活是当初东村里的青年无法想象的。那时，一大批有着专业院校学习的背景的实验艺术家，宁愿放弃让人艳羡的铁饭碗，不顾商业考虑，自愿加入“北漂”的行列。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创作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靠亲戚的接济和打零工度日，却用其惊世骇俗，甚至是可以算有伤风化的艺术来证明自己对实验艺术的坚持，在与生存较劲之中，保有了难得的自由与活力。
这样，使得东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为当时北京乃至全中国最富有活力、最有个性的艺术空间之一。这些人中间不乏今天艺术领域里独当一面的名家，比如行为艺术家张洹、马六明，摇滚音乐人左小祖咒等。误打误撞搬进大山庄的“北漂”文艺青年荣荣被艺术家们的独特气质所吸引。他相信，相机是有用的，可以告诉人们最真实的艺术和生活。于是，他拿起相机，以照片记录东村的每一个人。多位艺术家走入他的镜头。他记录他们的生活，也记录下他们的创作。这一系列作品也就是今天的《荣荣的东村》。
在当时“偏僻冷漠更无人过问艺术”的东村，荣荣的相机让这些自比为“堕落天使”的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无条件的关注和“毫不犹豫的承认”。无论是静态的肖像，还是瞬间的抓拍，荣荣都以专注的目光凝视着他们，他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融为一体。我们知道，艺术的影响是双向的。在旁观艺术家生活的过程中，荣荣也在潜移默化中被他们所左右、所影响。从最初的好奇，被允许进入艺术家们的创作到后来的主动参与，荣荣的角色由一个“睁着大大眼睛”的观众（被卷入者）变为频频接触、主动与之互动的参与者。
巫鸿写《荣荣的东村》记录了一种双重的艺术创作模式：张洹、马六明等人的观念艺术是一种创作，荣荣的拍摄行为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创作——用有形的胶片捕捉艺术创作者无形的概念，以具象的图像反映抽象的观念艺术，是对艺术行为的升华，又赋予其内在的“凝聚性”。张洹等人的作品极富张力，给人极端的视觉冲击力。说穿了，他们关注仍然是人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往小了说，是自身经历的影响，往大了说，就是时代背景下“人的各种精神呈现的状态”。
这些各种的行为之后，往往伴随着医院、警察局、一阵惊慌、脸色苍白，对应着东村这个实验艺术的瞬间，它的结束也是在一阵惊慌苍茫与措手不及之中，却隐隐的预示着这个艺术家群体日后的竞争与冲突。
生活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不可避免的都与我们的生活状态紧紧相关，当他们贫穷、无助、在北京无依无靠的时候，他们拥有彼此，他们在中国实验艺术舞台上占有最闪耀的位置，他们是彼此的艺术、也是彼此的观众。
不过，因为缺乏共同的主题，这些创作显得支离破碎，整体上并无统一的风格，内容上也大相径庭。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荣荣有意无意地将“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目睹了东村的诞生，也见证了东村的兴盛，更记录了东村的消亡。他的作品里处处可见他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使荣荣的摄影无论是构图、角度，或是取景，都与通常的商业摄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摄影机与镜头下的一切，不管是肮脏的环境也好，还是艺术家的惊世骇俗的创作理念也好，共同构成了艺术层面的东村，反过来又为现实里不堪的乡村融入了艺术的魅力，使其散发出不曾有过的光芒。
2003年，荣荣再次回到东村，此时的东村已经在市政改造的过程中成了一片空地。眼前的废墟脱离了曾经存在过的一切，是他所不熟悉的世界的一部分。新的终究会取代旧的，东村的痕迹被城市改造所抹去，曾经的艺术家们也早已散布海外。然而，作品是永存的，记忆不会终止。《荣荣的东村》是一种已成废墟的记忆。通过荣荣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的兴衰，看到了特定时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他们内心的困惑、焦灼和不安，以及他们留给后世的思考。
张卓明，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律方法与判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权与法治理论、司法原理。译有《法律与解释：法哲学论文集》等。
《中国法理念》
江山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江山在中国法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本书是国内外有关中国法理念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从某种角度上讲，江山很幸运，没有受什么现代西方产业化学术体制的“污染”，也正因如此，他对于中国法现实和理想的解读是浸淫着真正的中国式思考的。
本书还具体考察了中国法的起源、演进、体系建构及其本质特征，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法形态的三重结构和各自的价值观。江山的法律观是我们这些着眼于现代世界的法律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一本难得的称得上有“思想色彩”的中国人写的书。
《法治秩序的建构》
季卫东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季卫东一本较早的著作，他在书中对中国的固有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变迁的实践以及西欧式控法治主义的各种学说和历史经验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重新认识。
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季卫东的治学和思考中体现的某种宏大和理性的情怀，书中对当代西方法理学说和域外（特别是日本）法治经验的介绍，都无不透露出作者自身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十分关切，论证谨言，学术色彩浓厚。
《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相较现在流行的学术书籍而言，篇幅不多，只有8章，再加上前言、结论，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作者杜赞奇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
杜赞奇以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个案，探讨了现代化背景下的权力运作模式和传统的文化认同等问题。书中所运用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品味，对于法学，如果从中国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与分科学习的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荣荣的东村》是一种已成废墟的记忆。通过荣荣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的兴衰，看到了特定时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他们内心的困惑、焦灼和不安
提起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家聚集地，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巴黎蒙马特高地。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就有过类似的村落。东村就是其中一个。在《荣荣的东村》一书中，艺术史家巫鸿以摄影家荣荣的镜头、日记与书信，为我们展现出上世纪90年代东村艺术家群体创作与生活的故事。
其实，东村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充满艺术气息，至少从表面上是如此。那时的东村只不过是京郊数以千计的小村庄中的一个。与大多数城郊结合部一样，东村不具有鲜明的辨识度。这里聚集着盲流和拾荒者，以“脏、乱、差”著称，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人们无目的地张望着，脸上挂着愚昧的空虚神情”。不过，东村之所以成为东村，并不是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堪，而是与生活在此地的艺术家息息相关。
今天，798里无数被圈养的艺术家在如同动物园一般的环境里，接受世人的窥视与议论，他们的生活满足了“中产”中国对于艺术的全部想象。而这种“天堂”的生活是当初东村里的青年无法想象的。那时，一大批有着专业院校学习的背景的实验艺术家，宁愿放弃让人艳羡的铁饭碗，不顾商业考虑，自愿加入“北漂”的行列。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创作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靠亲戚的接济和打零工度日，却用其惊世骇俗，甚至是可以算有伤风化的艺术来证明自己对实验艺术的坚持，在与生存较劲之中，保有了难得的自由与活力。
这样，使得东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为当时北京乃至全中国最富有活力、最有个性的艺术空间之一。这些人中间不乏今天艺术领域里独当一面的名家，比如行为艺术家张洹、马六明，摇滚音乐人左小祖咒等。误打误撞搬进大山庄的“北漂”文艺青年荣荣被艺术家们的独特气质所吸引。他相信，相机是有用的，可以告诉人们最真实的艺术和生活。于是，他拿起相机，以照片记录东村的每一个人。多位艺术家走入他的镜头。他记录他们的生活，也记录下他们的创作。这一系列作品也就是今天的《荣荣的东村》。
在当时“偏僻冷漠更无人过问艺术”的东村，荣荣的相机让这些自比为“堕落天使”的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无条件的关注和“毫不犹豫的承认”。无论是静态的肖像，还是瞬间的抓拍，荣荣都以专注的目光凝视着他们，他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融为一体。我们知道，艺术的影响是双向的。在旁观艺术家生活的过程中，荣荣也在潜移默化中被他们所左右、所影响。从最初的好奇，被允许进入艺术家们的创作到后来的主动参与，荣荣的角色由一个“睁着大大眼睛”的观众（被卷入者）变为频频接触、主动与之互动的参与者。
巫鸿写《荣荣的东村》记录了一种双重的艺术创作模式：张洹、马六明等人的观念艺术是一种创作，荣荣的拍摄行为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创作——用有形的胶片捕捉艺术创作者无形的概念，以具象的图像反映抽象的观念艺术，是对艺术行为的升华，又赋予其内在的“凝聚性”。张洹等人的作品极富张力，给人极端的视觉冲击力。说穿了，他们关注仍然是人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往小了说，是自身经历的影响，往大了说，就是时代背景下“人的各种精神呈现的状态”。
这些各种的行为之后，往往伴随着医院、警察局、一阵惊慌、脸色苍白，对应着东村这个实验艺术的瞬间，它的结束也是在一阵惊慌苍茫与措手不及之中，却隐隐的预示着这个艺术家群体日后的竞争与冲突。
生活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不可避免的都与我们的生活状态紧紧相关，当他们贫穷、无助、在北京无依无靠的时候，他们拥有彼此，他们在中国实验艺术舞台上占有最闪耀的位置，他们是彼此的艺术、也是彼此的观众。
不过，因为缺乏共同的主题，这些创作显得支离破碎，整体上并无统一的风格，内容上也大相径庭。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荣荣有意无意地将“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目睹了东村的诞生，也见证了东村的兴盛，更记录了东村的消亡。他的作品里处处可见他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使荣荣的摄影无论是构图、角度，或是取景，都与通常的商业摄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摄影机与镜头下的一切，不管是肮脏的环境也好，还是艺术家的惊世骇俗的创作理念也好，共同构成了艺术层面的东村，反过来又为现实里不堪的乡村融入了艺术的魅力，使其散发出不曾有过的光芒。
2003年，荣荣再次回到东村，此时的东村已经在市政改造的过程中成了一片空地。眼前的废墟脱离了曾经存在过的一切，是他所不熟悉的世界的一部分。新的终究会取代旧的，东村的痕迹被城市改造所抹去，曾经的艺术家们也早已散布海外。然而，作品是永存的，记忆不会终止。《荣荣的东村》是一种已成废墟的记忆。通过荣荣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的兴衰，看到了特定时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他们内心的困惑、焦灼和不安，以及他们留给后世的思考。
张卓明，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律方法与判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权与法治理论、司法原理。译有《法律与解释：法哲学论文集》等。
《中国法理念》
江山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江山在中国法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本书是国内外有关中国法理念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从某种角度上讲，江山很幸运，没有受什么现代西方产业化学术体制的“污染”，也正因如此，他对于中国法现实和理想的解读是浸淫着真正的中国式思考的。
本书还具体考察了中国法的起源、演进、体系建构及其本质特征，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法形态的三重结构和各自的价值观。江山的法律观是我们这些着眼于现代世界的法律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一本难得的称得上有“思想色彩”的中国人写的书。
《法治秩序的建构》
季卫东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季卫东一本较早的著作，他在书中对中国的固有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变迁的实践以及西欧式控法治主义的各种学说和历史经验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重新认识。
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季卫东的治学和思考中体现的某种宏大和理性的情怀，书中对当代西方法理学说和域外（特别是日本）法治经验的介绍，都无不透露出作者自身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十分关切，论证谨言，学术色彩浓厚。
《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相较现在流行的学术书籍而言，篇幅不多，只有8章，再加上前言、结论，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作者杜赞奇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
杜赞奇以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个案，探讨了现代化背景下的权力运作模式和传统的文化认同等问题。书中所运用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品味，对于法学，如果从中国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与分科学习的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