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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晨醒，眼前是母亲。很多个母亲。一个是刚过二十的母亲，有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眉毛，乌黑的眼睛，连目光都是乌黑的，闪闪发亮，像磨得很光的刀子，锋利到没有颜色。母亲乌黑的麻花辫摇啊摇，摇啊摇，从外婆桥一直摇到一个叫“乐园”的村庄，我一睁开眼睛，便看到了。鲜嫩，饱满，青翠欲滴。离我只一臂的距离，一伸手，就能揽进怀里。
一个是三十岁的母亲，左手拉着一个姐，右手抱着一个我，背上背一个包裹和一根又黑又粗的麻花辫，像一匹母马，快速地奔跑在去往外婆家的路上。不用吆喝，不必拉缰绳，母亲跑得飞快，像是奔赴一个重要的约会。我在母亲饱满而温暖的怀抱里，感觉不到颠簸，也感觉不到地球的引力。我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只听见风呼呼地刮在耳朵上，像天空吹的哨音。外婆家便到了。
我的童年，一半落在外婆家，一半落在乐园乡。一半落在眠床上，一半落在母亲怀里。那个四十岁的母亲，一手拎着猪食桶，一手擎着泥耙。我看见猪食桶把伊拉弯，伊用又粗又黑的麻花辫把自己扶正。伊用泥耙耙一块地，反复地耙，和五千年一万年前的我的良渚先人一样，把一块地反复地耙了再耙，期待从地里耙出我的一个未来。一手举着柴火，往土灶里添柴。又一手举着铲子，在大铁镬煎荷包蛋。荷包蛋太小了，小到被我看一眼，就能吞进肚子里。但母亲不嫌小，伊用一只手慢慢地翻腾着，要把它包起来，包成一个细小的眼神的模样。母亲一只手穿针，一只手引线，挑一张可以从白天挑到晚上，又从晚上挑到白天的花边。记忆中母亲手中那张花边，仿佛梦魇。我醒时，伊在挑。我睡时，伊还在挑。我离开，伊在挑。我回来，伊还在挑。没有尽头。母亲一只手拔络麻，一只手剥络麻，手上长满了络麻的刺，我背上的痒，伊只用手輕轻抹一下，就平了。伊手上的刺，比我背上的痒，要尖。伊一只手落种，一只手培土。一只手拔草，一只手割菜。一只手喂鸡，一只手摸鱼。一只手骑车，一只手洗衣。一只手堆雪人，一只手买雪糕。伊是有很多只手的，数不清得多。乡下叫“多面手”。不论何事，随便伸出一只手，就抹平了。
一个是五十岁的母亲。五十岁的母亲要造一幢房子。伊要伸出一只手挖土，伸出一只手运石，伸出一只手垒墙，伸出一只手抹灰，伸出一只手扛楼板，伸出一只手盖瓦片。瓦片一行行一列列，像士兵一样，排得整整齐齐，认认真真地覆盖在故乡的天空下。五十岁的母亲，用渐渐干涸的饱满，为我们造一幢遮风挡雨的房子。母亲的麻花辫有些瘦了，黑色渐褪，浮出时间的底色。
时间的底色是灰的。像天空缓缓落下的帷幕。
一个是冬天的母亲，滚烫的母亲，火炉一样。我把冰冻的双手伸进母亲的膝间，烘一下，就热了。一个是春天的母亲，迈着富有弹性的步伐，去地里播花生。一个是夏天的母亲，忍着巨大的快乐，承受父亲的耕耘，因为只有一间屋子，母亲必须用力地忍住呐喊，而父亲，也显得小心翼翼。一个是秋天的母亲——
我其实不想说到秋天的母亲。我其实也不想说到六十岁的母亲。六十岁的母亲，秋天来得有些早，时间早早地在母亲的额头露出了灰白的底色。这种灰白，比时间更白。从发梢开始，向上攀爬，攀爬。爬过又粗又黑的麻花辫，爬过后脑，爬过头顶，爬过前额，一直爬到母亲乌黑的双眼。母亲乌黑的眼睛，乌黑的眼神，也开始显出时间的灰白。
像一个雪人的融化。母亲开始分不清时间。母亲不识字，但知道时间，知道时针指着正右，是三点。指着左面，是九点。指地，是六点。指天，是十二点。如果有日头，可以把日头当成时针。日头指着南，是几点。指着西，是几点。母亲知道。乡下，日子叫“日脚”。日子是长脚的。母亲不识字，亦不识数，但日脚一步一步，怎么走的，走到哪里，母亲都知道。六十岁的母亲，眼底有灰色，也有茫然，伊突然看不清日子的脚了，不知道这一日，走到了哪里。不知道，这一日是怎么走过去了。
母亲分不清东西，分不清南北。去接孙子回家，找不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回家，要绕好大一圈，才能绕到家。母亲不能再去接送。伊只能把自己从卧室送到厨房，从厨房送到洗手间。在厨房，母亲不知道怎么点燃一把柴火，怎么包起一个荷包蛋，怎么切开一个丝瓜。母亲开始不知道怎么把自己送进厨房。只记得厕所到卧室、卧室到厕所的路。向前走十步，是马桶，拉下裤子，小便。拉上裤子，往回走十步，是眠床。坐着，或者，躺下。分不清白天，黑夜。分不清兄弟，分不清父亲，分不清姐和我。偶尔叫一声“金利”，父亲说，伊叫你！但当我站在母亲面前，母亲并不辨我。
能干的母亲，很多只手的母亲，一只一只的手，被时间绑缚。
母亲是一点一点融化的，我是看着母亲一点一点融化的。医生动用了彩超、CT、核磁共振，动用了西药、中药，然后告诉我，他无能为力。他只告诉我，这叫“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这几个字太过复杂，我是问了几遍，才终于记住。我是很痛恨外国人的名字的。不愿意看外国人写的书，因为不懂英文，翻译后的名字又太绕，记不住，老要往回翻，翻过来覆过去，混沌一片，仿佛天地未开。但“阿尔茨海默”五个字，我记住了。它像一炉黑色的火，把母亲架在炉子上烤。母亲的大脑，明显萎缩。像一片叶子，到了秋天。
睁开眼睛，眼前，很多个母亲，年轻的干枯的忙碌的奔走的很多只手的慢慢融化的母亲。一个一个在我眼前站立又走远，走远又回来。重重叠叠，无边无际。我伸出手臂，无法把伊揽进怀里。伊伸出很多的手，也无法把我揽回怀里。我是看着母亲一点一点融化的。六十岁的母亲，秋天的母亲，一点一点融化，一点一点枯萎。想起儿时，那个站在故乡道地上的雪人一点一点融化，用了三天，化成一滩水。我号啕大哭。
母亲选择六七回来看我。许多个母亲一起来看我，看来，还是舍不得扔下我。这个人间，有太多的痛与苦。从六十岁开始融化，一点一点，庚子正月十六，母亲六十八岁。命运的大手，用“阿尔茨海默”这一炉黑色的火，用八年的时间，用三千个日脚，用七万个小时，终于把母亲慢慢地融成尘埃。这三千个日子、七万个小时里，看着生命一点一点被融化，剥离肉体而去，母亲的疼痛，我无法言说。母亲那么多只手，无法抹平。而我的手，亦多而无力。
最后一个母亲，是很轻很轻的母亲，被装在一个小小的袋子里，被一只手从窗口递出。我接过时，很暖和。我一下就记起了二十岁的母亲，三十岁的母亲，那时的母亲是滚烫的，可以温暖整个冬天，整个童年。我小心地接过母亲，小心地捧在手心，小心地让伊躺好，小心地为伊盖上红色的被子。我要送伊去山上。一把火，治好了伊所有的病。所有的痛，都留在了人间。现在，母亲很轻。很飘。
我小心地捧着伊，送上一座春山。我想象在另一个春天，母亲会以一棵草，一朵花，一颗露珠，一声鸟鸣，重回人间。在一个春天离去的，必会在另一个春天重逢。
今日春分，昼夜平分，春暖花开。那个叫“乐园”的故乡，大地之上，小麦拔节，油菜开花。眼前，十个母亲，一一回来，又一一离去。我不哭。因为春天，不适合哭泣。我要忍住哭，看许多个母亲，在春天，一一苏醒。
（半文，原名钱金利。杭州人。曾在《散文》《散文海外版》《解放日报》等发表习作，有作品被《散文选刊》《读者》等转载，有作品收入《中国散文年选》等选本。）
特约编辑：刘亚荣
一个是三十岁的母亲，左手拉着一个姐，右手抱着一个我，背上背一个包裹和一根又黑又粗的麻花辫，像一匹母马，快速地奔跑在去往外婆家的路上。不用吆喝，不必拉缰绳，母亲跑得飞快，像是奔赴一个重要的约会。我在母亲饱满而温暖的怀抱里，感觉不到颠簸，也感觉不到地球的引力。我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只听见风呼呼地刮在耳朵上，像天空吹的哨音。外婆家便到了。
我的童年，一半落在外婆家，一半落在乐园乡。一半落在眠床上，一半落在母亲怀里。那个四十岁的母亲，一手拎着猪食桶，一手擎着泥耙。我看见猪食桶把伊拉弯，伊用又粗又黑的麻花辫把自己扶正。伊用泥耙耙一块地，反复地耙，和五千年一万年前的我的良渚先人一样，把一块地反复地耙了再耙，期待从地里耙出我的一个未来。一手举着柴火，往土灶里添柴。又一手举着铲子，在大铁镬煎荷包蛋。荷包蛋太小了，小到被我看一眼，就能吞进肚子里。但母亲不嫌小，伊用一只手慢慢地翻腾着，要把它包起来，包成一个细小的眼神的模样。母亲一只手穿针，一只手引线，挑一张可以从白天挑到晚上，又从晚上挑到白天的花边。记忆中母亲手中那张花边，仿佛梦魇。我醒时，伊在挑。我睡时，伊还在挑。我离开，伊在挑。我回来，伊还在挑。没有尽头。母亲一只手拔络麻，一只手剥络麻，手上长满了络麻的刺，我背上的痒，伊只用手輕轻抹一下，就平了。伊手上的刺，比我背上的痒，要尖。伊一只手落种，一只手培土。一只手拔草，一只手割菜。一只手喂鸡，一只手摸鱼。一只手骑车，一只手洗衣。一只手堆雪人，一只手买雪糕。伊是有很多只手的，数不清得多。乡下叫“多面手”。不论何事，随便伸出一只手，就抹平了。
一个是五十岁的母亲。五十岁的母亲要造一幢房子。伊要伸出一只手挖土，伸出一只手运石，伸出一只手垒墙，伸出一只手抹灰，伸出一只手扛楼板，伸出一只手盖瓦片。瓦片一行行一列列，像士兵一样，排得整整齐齐，认认真真地覆盖在故乡的天空下。五十岁的母亲，用渐渐干涸的饱满，为我们造一幢遮风挡雨的房子。母亲的麻花辫有些瘦了，黑色渐褪，浮出时间的底色。
时间的底色是灰的。像天空缓缓落下的帷幕。
一个是冬天的母亲，滚烫的母亲，火炉一样。我把冰冻的双手伸进母亲的膝间，烘一下，就热了。一个是春天的母亲，迈着富有弹性的步伐，去地里播花生。一个是夏天的母亲，忍着巨大的快乐，承受父亲的耕耘，因为只有一间屋子，母亲必须用力地忍住呐喊，而父亲，也显得小心翼翼。一个是秋天的母亲——
我其实不想说到秋天的母亲。我其实也不想说到六十岁的母亲。六十岁的母亲，秋天来得有些早，时间早早地在母亲的额头露出了灰白的底色。这种灰白，比时间更白。从发梢开始，向上攀爬，攀爬。爬过又粗又黑的麻花辫，爬过后脑，爬过头顶，爬过前额，一直爬到母亲乌黑的双眼。母亲乌黑的眼睛，乌黑的眼神，也开始显出时间的灰白。
像一个雪人的融化。母亲开始分不清时间。母亲不识字，但知道时间，知道时针指着正右，是三点。指着左面，是九点。指地，是六点。指天，是十二点。如果有日头，可以把日头当成时针。日头指着南，是几点。指着西，是几点。母亲知道。乡下，日子叫“日脚”。日子是长脚的。母亲不识字，亦不识数，但日脚一步一步，怎么走的，走到哪里，母亲都知道。六十岁的母亲，眼底有灰色，也有茫然，伊突然看不清日子的脚了，不知道这一日，走到了哪里。不知道，这一日是怎么走过去了。
母亲分不清东西，分不清南北。去接孙子回家，找不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回家，要绕好大一圈，才能绕到家。母亲不能再去接送。伊只能把自己从卧室送到厨房，从厨房送到洗手间。在厨房，母亲不知道怎么点燃一把柴火，怎么包起一个荷包蛋，怎么切开一个丝瓜。母亲开始不知道怎么把自己送进厨房。只记得厕所到卧室、卧室到厕所的路。向前走十步，是马桶，拉下裤子，小便。拉上裤子，往回走十步，是眠床。坐着，或者，躺下。分不清白天，黑夜。分不清兄弟，分不清父亲，分不清姐和我。偶尔叫一声“金利”，父亲说，伊叫你！但当我站在母亲面前，母亲并不辨我。
能干的母亲，很多只手的母亲，一只一只的手，被时间绑缚。
母亲是一点一点融化的，我是看着母亲一点一点融化的。医生动用了彩超、CT、核磁共振，动用了西药、中药，然后告诉我，他无能为力。他只告诉我，这叫“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这几个字太过复杂，我是问了几遍，才终于记住。我是很痛恨外国人的名字的。不愿意看外国人写的书，因为不懂英文，翻译后的名字又太绕，记不住，老要往回翻，翻过来覆过去，混沌一片，仿佛天地未开。但“阿尔茨海默”五个字，我记住了。它像一炉黑色的火，把母亲架在炉子上烤。母亲的大脑，明显萎缩。像一片叶子，到了秋天。
睁开眼睛，眼前，很多个母亲，年轻的干枯的忙碌的奔走的很多只手的慢慢融化的母亲。一个一个在我眼前站立又走远，走远又回来。重重叠叠，无边无际。我伸出手臂，无法把伊揽进怀里。伊伸出很多的手，也无法把我揽回怀里。我是看着母亲一点一点融化的。六十岁的母亲，秋天的母亲，一点一点融化，一点一点枯萎。想起儿时，那个站在故乡道地上的雪人一点一点融化，用了三天，化成一滩水。我号啕大哭。
母亲选择六七回来看我。许多个母亲一起来看我，看来，还是舍不得扔下我。这个人间，有太多的痛与苦。从六十岁开始融化，一点一点，庚子正月十六，母亲六十八岁。命运的大手，用“阿尔茨海默”这一炉黑色的火，用八年的时间，用三千个日脚，用七万个小时，终于把母亲慢慢地融成尘埃。这三千个日子、七万个小时里，看着生命一点一点被融化，剥离肉体而去，母亲的疼痛，我无法言说。母亲那么多只手，无法抹平。而我的手，亦多而无力。
最后一个母亲，是很轻很轻的母亲，被装在一个小小的袋子里，被一只手从窗口递出。我接过时，很暖和。我一下就记起了二十岁的母亲，三十岁的母亲，那时的母亲是滚烫的，可以温暖整个冬天，整个童年。我小心地接过母亲，小心地捧在手心，小心地让伊躺好，小心地为伊盖上红色的被子。我要送伊去山上。一把火，治好了伊所有的病。所有的痛，都留在了人间。现在，母亲很轻。很飘。
我小心地捧着伊，送上一座春山。我想象在另一个春天，母亲会以一棵草，一朵花，一颗露珠，一声鸟鸣，重回人间。在一个春天离去的，必会在另一个春天重逢。
今日春分，昼夜平分，春暖花开。那个叫“乐园”的故乡，大地之上，小麦拔节，油菜开花。眼前，十个母亲，一一回来，又一一离去。我不哭。因为春天，不适合哭泣。我要忍住哭，看许多个母亲，在春天，一一苏醒。
（半文，原名钱金利。杭州人。曾在《散文》《散文海外版》《解放日报》等发表习作，有作品被《散文选刊》《读者》等转载，有作品收入《中国散文年选》等选本。）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