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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非世界杯刚刚产生32支决赛阶段球队的时候，中国足球也在酝酿一次变革。
本刊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在着力解决联赛以及赌球等弊病的同时，青少年培养体系将成为本次调整的重点。
11月22日，由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带队的调研组抵达拥有最多职业联赛俱乐部的上海，并约见了沪上全部三家俱乐部的负责人。
据称，虽然处于顶级联赛的上海申花俱乐部介绍了与国外合作的青少年培养模式，但来自北京的官员们显然对处于第二级联赛——甲级的上海东亚俱乐部更感兴趣。
今年65岁的上海东亚俱乐部主席徐根宝曾率国奥队冲击巴塞罗那奥运会，后在大连、广州等地职业俱乐部任教。2002年他从上海申花“下课”后，建立了专门培养年轻球员的根宝足球基地。本赛季，由根宝足球基地球员组成的东亚俱乐部未能如愿晋升最高级的中超联赛。
据称，徐根宝在报告东亚俱乐部成绩的同时，还针对调研组的疑问着重介绍了目前国内青少年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他的建议之一，就是主管部门进一步扶持草根培训机构，在职业俱乐部青少年梯队之外扩展新的青训模式。
由国务院直接对某一专业体育领域进行调研，并不常见。此前，中央有关部门曾对女排、乒乓球等领域的成功经验进行研究，但针对一个弱势项目的此类调研几乎还是第一次。
事实上，由于之前中央领导多次表态足球成绩必须提升，人们已经可以预测一次大改革的来临。
国务院调研组在上海的态度，也使几个月来外界对足球改革方向的揣测渐趋明朗。虽然不如打击赌球、假球那样具有刺激性，但高层正希望重建中国足球的基础。
12月中旬，全国足代会将在北京召开，有关足球改革的具体路径料会有所明确。中国足协的有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青少年培养体系肯定是其中的主角。
1979年邓小平指示，“足球不从娃娃抓起，是搞不上去的”。至今整整30年，当年的娃娃都已而立。但愿一个真正的新起点就此开始。
“中国下了一个决心”
中央高层对足球的关注似乎在持续升温。
10月中旬，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足球工作座谈会上曾对足球改革作重要讲话。她特别提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关心足球运动的发展。这个讲话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
11月初，胡锦涛在接见体育界先进人物时，曾对原国家足球队队长容志行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领导对足球的了解和关注。容志行从1972年开始进入国家队，以高超的球技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著名。
最近，另一个引起关注的事件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德时强调，“中国下了一个决心”，足球“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
在文体交往频繁的背景下，足球这一全世界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却在中国持续走下坡路，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据称，中国国奥队在北京奥运会小组赛中一平两负出局后，已有中央领导人说，足球还应多向其他项目学习。
正如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回顾体育事业印年时所说，中国足球水平太低下，让全国人民不满意。
市场化没让足球进步
在青岛的这次足球工作会议上，刘延东强调，足球的出路在于“要立足国情，借鉴足球强国的经验，吸收我国其他优势运动项目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形式”。
中国足球自1994年启动职业联赛至今整整15年，之前的体工大队模式已被彻底消除。其间因迅速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并较早地运营了电视转播、冠名权等市场化手段，被认为是中国体育界最为市场化的领域。
然而，除了2002年进入韩日世界杯以及凭主办国身份自动进入北京奥运会决赛圈外，中国男子足球在其余三次世界杯预选赛和三次奥运会预选赛中全部失败。甚至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预选赛中止步于最外围赛。成绩下降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几年来，不断有消息称高层领导要求足球退回专业体制，或者将全国统一联赛进行拆分、部分回归专业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明确提出足球应与举国体制有效结合，事实上已表示领导层认为足球的纯粹市场化道路应进行调整。
而据本刊记者获知，将青少年足球重新纳入举国体制或者准举国体制，同时保持成年队职业联赛，可能将是这种有机结合的最终表现形式。
曾任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的冯剑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足球的现状与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格格不入，其根本原因在于自市场化以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新的成熟的青少年足球体系。
数据显示，在1990年至1995年间，中国约有65万名青少年球员在举国体制下从事足球运动。而在冯剑明任青少部主任的209年，注册青少年球员约5万人。5到2007年，中国足协公布的这一数字是3万人。
2006年，一直在世界大赛上成绩很好的国少队在亚洲少年锦标赛上未能进入前四名，作为领队的冯剑明一度提出辞职。
事实上，在职业联赛启动伊始，曾对青少年足球有过全面、认真的规划：开放场地给青少年使用，中学校园足球人口超过34％。
在新的规划和市场化的运作体制下，一些自五六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全国性青少年比赛被取消，业余体校也基本消失。按照市场化规划，各种资本建立的专业足校将负担青训任务。
然而，市场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却没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青少年足球高潮为何总是夭折
首先，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并不职业。除了北京、上海等地，其他俱乐部不断因经营原因更换投资方。15年来只有北京国安没有更换过东家。
经济上的弱势使俱乐部根本无法保证投入巨大却见不到短期收益的青少年梯队建设。一个例子是大连：市场化之前培养的一批球员为其获得了将近10次联赛冠军，但在这一代人退出后，大连队已经开始为留在顶级联赛而努力。
如果计算起来，顶级联赛——中超的俱乐部组建一支约30人的青少年梯队，在进入成年前要投入约800万元。但最终能进入一线队的一般不超过5人，遣散其他队员又需要一笔开支。而这些钱足以从其他队购买近10名可以上场的年轻球员，或者将近80个“苗子”。
急功近利的影响还包括，刚刚退役的球员只经过几堂课培训，就成为青少年队教练。
但是基层青少年队的教练工资一般在两三千元，职业俱乐部梯队教练稍高约5000元，而一线队助理教练就可在三四万元。这使教练们一旦有机会就会离开青少年队。
与俱乐部走“市场规律”类似的是，曾经达到4000多所的足球学校，在市场的“调节”下，目前已不到100家。由于丧失了业余体校等传统青训系统，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剧减少并不意外。
现任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则认为，根本问题是没把足球和教育有机 融合，“把教育当成读书，和体育完全隔离开来。”
在专业队时代，12岁以下的“萌芽杯”、14岁以下的“幼苗杯”、16岁以下的“希望杯”，在1980年启动时吸引了全国大约1000所学校。
但是，当初红红火火的“三杯”赛很快便销声匿迹。“全部中途夭折了。”冯剑明认为，过去几次青少年足球发展高潮没有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急功近利和过早职业化。
不过，教育系统对体教分离有着自己的看法。一位曾经主管学校体育工作的教育部退职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市场化以后足球资源变得丰富，高峰时每年全国性赞助商的投入就有几千万元。一旦引入教育系统，势必进行再分配，“过去有钱是体育局和教育局争，但政府可以说了算。现在是俱乐部和学校争，俱乐部和体育系统名正言顺掌握着钱，怎么会分给学校?”
新前景即将出现
“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首先要把基础部分抓起来。”朱和元说，在中央领导多次关注足球的大背景下，今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开展校园足球活动，以期解决中国足球的根基问题。
“学生们不应该脱离他们正在享受的校园生活。”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冯剑明说今年组织的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不仅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国家体育总局还从体育彩票收益中投入4000万元专项资金。就连青少部的拨款也超过了负责国家队的国管部。
朱和元认为，本次校园足球活动是新一轮足球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足球的新起点”。
根据今年4月公布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实施方案》；全国将有2000余所中小学参加。
另有消息称，足球进入校园乃是中央领导协调的结果，毕竟这涉及体育和教育两大系统。
而作为提高青训水平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地方体育系统有望恢复青少年专业队。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奥队失利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曾专门到足协就未来发展讲话。在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他强调要坚持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今年夏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透露，已有22个省市组建男女青少年足球队。显然，在把青少年足球“推向”市场15年后，政府开始承担起责任。
然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非职业的青训体系如何与职业化的联赛体系衔接。虽然美国NBA，等系统已经提供了成熟的由大学“选秀”进入职业联赛的模式，但至少在初期，如何分配球员、资金等资源，恐咱还会引起纷争。
另外，一些中国特色的因素也在困扰着改革。朱和元说，2002年世界杯回来后，“有领导问，给足球十年时间行不行?但我敢肯定没有人敢说三年不提成绩。”
他解释说，目前的政绩观“容不得在加固基础上下工夫花时间”。
中国足协的相关人士说，目前包括青训体系在内的具体改革方案仍未明了，与过去由足协自己主导的改革不同，“它由总局负责，我们提供建议和支持”。
毕竟足球已经不是一个协会、一个行业、一个领域能解决的事情了。
本刊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在着力解决联赛以及赌球等弊病的同时，青少年培养体系将成为本次调整的重点。
11月22日，由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带队的调研组抵达拥有最多职业联赛俱乐部的上海，并约见了沪上全部三家俱乐部的负责人。
据称，虽然处于顶级联赛的上海申花俱乐部介绍了与国外合作的青少年培养模式，但来自北京的官员们显然对处于第二级联赛——甲级的上海东亚俱乐部更感兴趣。
今年65岁的上海东亚俱乐部主席徐根宝曾率国奥队冲击巴塞罗那奥运会，后在大连、广州等地职业俱乐部任教。2002年他从上海申花“下课”后，建立了专门培养年轻球员的根宝足球基地。本赛季，由根宝足球基地球员组成的东亚俱乐部未能如愿晋升最高级的中超联赛。
据称，徐根宝在报告东亚俱乐部成绩的同时，还针对调研组的疑问着重介绍了目前国内青少年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他的建议之一，就是主管部门进一步扶持草根培训机构，在职业俱乐部青少年梯队之外扩展新的青训模式。
由国务院直接对某一专业体育领域进行调研，并不常见。此前，中央有关部门曾对女排、乒乓球等领域的成功经验进行研究，但针对一个弱势项目的此类调研几乎还是第一次。
事实上，由于之前中央领导多次表态足球成绩必须提升，人们已经可以预测一次大改革的来临。
国务院调研组在上海的态度，也使几个月来外界对足球改革方向的揣测渐趋明朗。虽然不如打击赌球、假球那样具有刺激性，但高层正希望重建中国足球的基础。
12月中旬，全国足代会将在北京召开，有关足球改革的具体路径料会有所明确。中国足协的有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青少年培养体系肯定是其中的主角。
1979年邓小平指示，“足球不从娃娃抓起，是搞不上去的”。至今整整30年，当年的娃娃都已而立。但愿一个真正的新起点就此开始。
“中国下了一个决心”
中央高层对足球的关注似乎在持续升温。
10月中旬，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足球工作座谈会上曾对足球改革作重要讲话。她特别提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关心足球运动的发展。这个讲话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
11月初，胡锦涛在接见体育界先进人物时，曾对原国家足球队队长容志行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领导对足球的了解和关注。容志行从1972年开始进入国家队，以高超的球技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著名。
最近，另一个引起关注的事件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德时强调，“中国下了一个决心”，足球“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
在文体交往频繁的背景下，足球这一全世界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却在中国持续走下坡路，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据称，中国国奥队在北京奥运会小组赛中一平两负出局后，已有中央领导人说，足球还应多向其他项目学习。
正如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回顾体育事业印年时所说，中国足球水平太低下，让全国人民不满意。
市场化没让足球进步
在青岛的这次足球工作会议上，刘延东强调，足球的出路在于“要立足国情，借鉴足球强国的经验，吸收我国其他优势运动项目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形式”。
中国足球自1994年启动职业联赛至今整整15年，之前的体工大队模式已被彻底消除。其间因迅速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并较早地运营了电视转播、冠名权等市场化手段，被认为是中国体育界最为市场化的领域。
然而，除了2002年进入韩日世界杯以及凭主办国身份自动进入北京奥运会决赛圈外，中国男子足球在其余三次世界杯预选赛和三次奥运会预选赛中全部失败。甚至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预选赛中止步于最外围赛。成绩下降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几年来，不断有消息称高层领导要求足球退回专业体制，或者将全国统一联赛进行拆分、部分回归专业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明确提出足球应与举国体制有效结合，事实上已表示领导层认为足球的纯粹市场化道路应进行调整。
而据本刊记者获知，将青少年足球重新纳入举国体制或者准举国体制，同时保持成年队职业联赛，可能将是这种有机结合的最终表现形式。
曾任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的冯剑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足球的现状与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格格不入，其根本原因在于自市场化以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新的成熟的青少年足球体系。
数据显示，在1990年至1995年间，中国约有65万名青少年球员在举国体制下从事足球运动。而在冯剑明任青少部主任的209年，注册青少年球员约5万人。5到2007年，中国足协公布的这一数字是3万人。
2006年，一直在世界大赛上成绩很好的国少队在亚洲少年锦标赛上未能进入前四名，作为领队的冯剑明一度提出辞职。
事实上，在职业联赛启动伊始，曾对青少年足球有过全面、认真的规划：开放场地给青少年使用，中学校园足球人口超过34％。
在新的规划和市场化的运作体制下，一些自五六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全国性青少年比赛被取消，业余体校也基本消失。按照市场化规划，各种资本建立的专业足校将负担青训任务。
然而，市场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却没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青少年足球高潮为何总是夭折
首先，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并不职业。除了北京、上海等地，其他俱乐部不断因经营原因更换投资方。15年来只有北京国安没有更换过东家。
经济上的弱势使俱乐部根本无法保证投入巨大却见不到短期收益的青少年梯队建设。一个例子是大连：市场化之前培养的一批球员为其获得了将近10次联赛冠军，但在这一代人退出后，大连队已经开始为留在顶级联赛而努力。
如果计算起来，顶级联赛——中超的俱乐部组建一支约30人的青少年梯队，在进入成年前要投入约800万元。但最终能进入一线队的一般不超过5人，遣散其他队员又需要一笔开支。而这些钱足以从其他队购买近10名可以上场的年轻球员，或者将近80个“苗子”。
急功近利的影响还包括，刚刚退役的球员只经过几堂课培训，就成为青少年队教练。
但是基层青少年队的教练工资一般在两三千元，职业俱乐部梯队教练稍高约5000元，而一线队助理教练就可在三四万元。这使教练们一旦有机会就会离开青少年队。
与俱乐部走“市场规律”类似的是，曾经达到4000多所的足球学校，在市场的“调节”下，目前已不到100家。由于丧失了业余体校等传统青训系统，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剧减少并不意外。
现任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则认为，根本问题是没把足球和教育有机 融合，“把教育当成读书，和体育完全隔离开来。”
在专业队时代，12岁以下的“萌芽杯”、14岁以下的“幼苗杯”、16岁以下的“希望杯”，在1980年启动时吸引了全国大约1000所学校。
但是，当初红红火火的“三杯”赛很快便销声匿迹。“全部中途夭折了。”冯剑明认为，过去几次青少年足球发展高潮没有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急功近利和过早职业化。
不过，教育系统对体教分离有着自己的看法。一位曾经主管学校体育工作的教育部退职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市场化以后足球资源变得丰富，高峰时每年全国性赞助商的投入就有几千万元。一旦引入教育系统，势必进行再分配，“过去有钱是体育局和教育局争，但政府可以说了算。现在是俱乐部和学校争，俱乐部和体育系统名正言顺掌握着钱，怎么会分给学校?”
新前景即将出现
“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首先要把基础部分抓起来。”朱和元说，在中央领导多次关注足球的大背景下，今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开展校园足球活动，以期解决中国足球的根基问题。
“学生们不应该脱离他们正在享受的校园生活。”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冯剑明说今年组织的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不仅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国家体育总局还从体育彩票收益中投入4000万元专项资金。就连青少部的拨款也超过了负责国家队的国管部。
朱和元认为，本次校园足球活动是新一轮足球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足球的新起点”。
根据今年4月公布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实施方案》；全国将有2000余所中小学参加。
另有消息称，足球进入校园乃是中央领导协调的结果，毕竟这涉及体育和教育两大系统。
而作为提高青训水平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地方体育系统有望恢复青少年专业队。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奥队失利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曾专门到足协就未来发展讲话。在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他强调要坚持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今年夏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透露，已有22个省市组建男女青少年足球队。显然，在把青少年足球“推向”市场15年后，政府开始承担起责任。
然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非职业的青训体系如何与职业化的联赛体系衔接。虽然美国NBA，等系统已经提供了成熟的由大学“选秀”进入职业联赛的模式，但至少在初期，如何分配球员、资金等资源，恐咱还会引起纷争。
另外，一些中国特色的因素也在困扰着改革。朱和元说，2002年世界杯回来后，“有领导问，给足球十年时间行不行?但我敢肯定没有人敢说三年不提成绩。”
他解释说，目前的政绩观“容不得在加固基础上下工夫花时间”。
中国足协的相关人士说，目前包括青训体系在内的具体改革方案仍未明了，与过去由足协自己主导的改革不同，“它由总局负责，我们提供建议和支持”。
毕竟足球已经不是一个协会、一个行业、一个领域能解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