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人也愈发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小康》采访五大洲的外国人,从他们与中国人交往的故事中,提炼中国人的诚信形象
“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往往不敢相信。” 来自美国的约翰•马库斯(John Marcus,化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6年,他说:“如果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就能明白应该如何相信中国人,比如中国人怎样说话、办事是真诚的,怎样做是在骗你。”
不过,了解需要过程和代价。
打车、购物是第一课
三年前来北京工作的英国女孩萨曼莎•戴(Samantha Day)说,她并不觉得中国人特别可信或特别不可信,只是对于外国人而言,在有些事情上被骗几乎是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必然体验。
比如没有直达、只有更远的出租车。
戴说有一次她从王府井上车去前门,结果那天的路上,她看到了西单,途径西三环,见识了雍和宫,又取道北新桥,最终才到了她要去的地方。戴一路上用不熟练的中文对司机说“应该是那边”,司机在到达前门后说“45块”。
“我知道其实只需要15块。”戴无奈,很多外国人与戴一样无奈。
更令他们无奈的是购物。那些外国人说,他们知道在中国一些地方买东西的时候,至少要对高价和假货这两件事有所警觉。
戴曾经听说北京有些地方买东西可以讲价,所以最初几次去雅秀、秀水这类商场的时候,对于开价500块钱的东西,她会试探着问问:“300行吗?”但是现在,戴会直接把价格压到80,以此将这500块钱里专为外国人注入的水分挤得一滴不剩!
“那次我想买一个假牌的GUCCI。卖东西的人说要500块,而且试图让我相信这个包是真品。”戴当时感到哭笑不得,她说她知道这里的包不可能是真的,而且她根本不在乎它是不是真的。但是直到成交之后,卖东西的小姑娘还执着地拉住戴说:“看,这是GUCCI的商标,这包是真的!”
埃及留学生阿卜汉姆•穆罕默德•卡马尔•纳吉姆(Ibrahim Mohamed Kamal Negm)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不长,但他对砍价这件事早已在行。一次他用30块钱买到了一件标价300块的“进口服装”。
问题出在了证明这件衣服是“从国外进口”的商标上,商标上写着“Made in Israel”(以色列制造)。
“我们埃及人不喜欢以色列,我们不能买以色列的东西!”纳吉姆说,他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当即返回退货;卖东西的人在听明白这个问题之后,当即做出澄清:我们的货都是中国生产的!商标是后来缝上去的!其实就连商标也是中国生产的!
对于中国人给外国人的这些必然体验,马库斯喜欢用他自己的理论来安慰自己,他说就因为他那张脸,无论他在中国租房、吃饭还是买东西,都会有人骗他。“但我觉得上当就是花钱上课”,他靠修习这些课程了解、熟悉了中国人。“前几天我把房间里的旧空调卖了,回收空调的人说给我50块钱,但我最终把价格谈到了250块,”马库斯说,连他的房东都觉得这事难以置信。
中国朋友可信,中国公司可疑
“我们尼泊尔人愿意相信中国人。”曾经做过中文导游的拉麦斯•玛哈吉安(Ramesh Maharjan)说,“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中国的公司,被骗过,不止一次。”
玛哈吉安所说的“我们”指的是他那些会说中文的尼泊尔朋友,在尼泊尔经商的中国公司时常会雇他们做翻译,但他们却很难从中国公司那里拿到钱,无论双方事先曾有怎样的约定。
“我的一些朋友为中国公司工作,但是有些人从来就没领到过工资。我比他们幸运,我工作过的一家公司答应完工后给我一万,最后我真的拿到了七千。”玛哈吉安因幸运而知足,不过他说,现在他们只敢和知根知底的中国公司合作,而且以后在合作之前会先要一部分工资。
摄像师出身的马库斯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从那以后他开始害怕东北人。
几年前,马库斯的一个中国朋友介绍他为一个东北人的公司拍纪录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些东北人拍着胸脯说,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工钱都给你。姿态非常夸张。”马库斯当即被严重感动,他说不用这样,工作还没开始,可以慢慢来。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听后,指着马库斯对在场的人说,“这哥们儿老好了!”
后来马库斯明白,自己被严重忽悠了。片子拍完,马库斯一分钱也没拿到。
不过,马库斯在这件事上没有吃亏,他的那个中国朋友因为觉得过意不去,最终用自己的钱把东北人公司欠马库斯的几万块给补上了,马库斯也由此愈发相信他的那位中国朋友。
澳大利亚人菲利普•布林曼(Phillip Blinman)也有一种信中国朋友不信中国公司的情结。他的女友是中国人,来中国办事的时候,布林曼经常会和女友及其朋友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不懂中文的布林曼总是保持微笑,而且从不要求其他人讲英语,因为他相信那些朋友不会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些伤害他的话。
但是对于中国公司,布林曼却总是非常警惕。他曾经帮一个澳大利亚朋友在中国采购一批原料,钱付了,货没到,再找那家中国公司时,办公室甚至厂房都已人间蒸发。遭遇就这么简单,但布林曼说从此之后,他再和中国公司做生意的时候,会要求中国公司在付清全款之后才能拿货。
“澳大利亚倒是没有什么关于中国企业信用的负面报道”,布林曼说,据他所知,很多公司在给中国公司发货之前,都会要求中国公司付清全款,尽管这样的做法并非只对中国公司。“现在的中国人似乎也乐意这样做,而且他们通常付现金。”
为什么外国人多相信作为中国人个体的“中国朋友”,而怀疑作为中国人群体的“中国公司”?麦克拉提博士觉得,中国企业的信誉不佳或许和他们的某些行为方式有关。麦克拉提博士在金融界的一位移民到美国的华人朋友曾经对他说,自己绝不会投资任何一只中国股票,因为中国的商业圈里有太多腐败,而很多中国公司不得不依靠贿赂运作。
日本人最信不过中国食品
尽管在中国那些可以讲价的商场里,外国人会不时看到混迹于“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中的“Fake in China”(中国制假),且中国企业的诚信似乎也堪质疑,但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中国产品在国外却享有不错的声誉,除了日本。
就职于一家中日合资公司的三木信幸(Miki Nobuyuki,化名)说,其实中国生产的服装、玩具等产品都还好,但他不会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很多日本人都不会吃,因为不相信中国食品的安全性,虽然这些食品比较便宜。”
三木并不否认这种担心与2008年“中国产毒饺子”事件之间的关系,该事件被《读卖新闻》(The Yomiuri Shimbun)评选为该年日本国内十大新闻之首。对此,日籍华人王伸平评论道:“在日本,人们的观点是随媒体观点而变化的,不过中国食品的良好信用,确实还需要日本人对中国货的深入了解以及中国企业的长期培育才能形成。”
好在类似事件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英语外教埃利斯说,虽然他来中国之后曾听说“毒奶粉”丑闻,但是在美国,他所买到的中国产品质量都还不错。戴对中国产品的总体看法是:“中国生产的好东西,全部出口;中国生产的垃圾,全部留给自己。”戴同意“中国人用这样的方法赢得世界信赖”的观点。
爱围观不爱出手
麦克拉提博士说,有件事曾迫使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进行反思,虽然这事看起来和诚信没什么关系。
那天,麦克拉提博士供职的语言学校里,一位年约40岁的中国女士不慎摔倒。当时她周围至少有20个年轻学生,不过最终,扶起那位女士的还是麦克拉提博士,年轻的学生们在这件事里始终是看客。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肯定会有很多人立即上前帮忙,”麦克拉提博士说,“他们可能会问‘你怎么样’、‘要不要叫医生’,但肯定不会不闻不问。”
麦克拉提博士觉得,这件事至少说明,很多中国人对家庭以外的人缺少尊重,对女性缺少尊重。“在我看来,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实在不值得信赖。”
或许是因为来自行事严谨的英国,戴认为,中国人的某些行为方式可能也会侵蚀他们的社会信誉,尽管这样的事并不意味着欺骗。
戴最近买了一件夹克,那种只因领口、袖口的颜色不同便有上百款可供选择的服装。买衣服那天,店员拿给戴一本厚厚的产品图册。“我指着一款红色领口的对店员说,我买这件。她说暂时没货。我说那我订一件,你要不要把这款的编号记下来?”戴清楚地记得,那位店员说不用,我们能记住。于是,戴交钱走人。
不过连续三次,店员都把颜色搞错,最后,绝望的戴竟对照产品图册的样子,自己买来了红色的布和线,再次走进这家店。“请你们帮我把这个缝上。”店员们连声抱歉……
“总的来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英国。英国的商店至少会把顾客的要求认真地记录下来。”戴说她确信这家商店不是有意欺骗她,而且这不是语言问题,“但是中国一些服务者对顾客的不重视,至少会让我觉得他们难以信赖。”
或许,与困扰大多数外国人的“面子”问题相比,戴的遭遇只是个例。
“很多中国人不说实话,不是因为他们想从你这里获得什么,而是因为面子”,巴内特说,“比如我问我的中国朋友,你今天晚上想出去玩吗?他们说可以。我不明白‘可以’是什么意思,它可以意味着‘好’或‘不好’。”
身为英语外教的埃利斯也发现,他的学生有时候对问题并不理解,但为了面子,他们会假装说懂了。“这让我想到中文里‘问题’这个词”,埃利斯说,“英语里的‘question’(需回答或研究解决的事情)和‘trouble’(麻烦)在汉语里都被翻译成‘问题’,这大概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question’就是‘trouble’,特别是如果他们无法回答或解决一个‘question’的时候,没有面子就是‘trouble’之一。”
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或许是比诚信更重要的问题。
“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往往不敢相信。” 来自美国的约翰•马库斯(John Marcus,化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6年,他说:“如果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就能明白应该如何相信中国人,比如中国人怎样说话、办事是真诚的,怎样做是在骗你。”
不过,了解需要过程和代价。
打车、购物是第一课
三年前来北京工作的英国女孩萨曼莎•戴(Samantha Day)说,她并不觉得中国人特别可信或特别不可信,只是对于外国人而言,在有些事情上被骗几乎是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必然体验。
比如没有直达、只有更远的出租车。
戴说有一次她从王府井上车去前门,结果那天的路上,她看到了西单,途径西三环,见识了雍和宫,又取道北新桥,最终才到了她要去的地方。戴一路上用不熟练的中文对司机说“应该是那边”,司机在到达前门后说“45块”。
“我知道其实只需要15块。”戴无奈,很多外国人与戴一样无奈。
更令他们无奈的是购物。那些外国人说,他们知道在中国一些地方买东西的时候,至少要对高价和假货这两件事有所警觉。
戴曾经听说北京有些地方买东西可以讲价,所以最初几次去雅秀、秀水这类商场的时候,对于开价500块钱的东西,她会试探着问问:“300行吗?”但是现在,戴会直接把价格压到80,以此将这500块钱里专为外国人注入的水分挤得一滴不剩!
“那次我想买一个假牌的GUCCI。卖东西的人说要500块,而且试图让我相信这个包是真品。”戴当时感到哭笑不得,她说她知道这里的包不可能是真的,而且她根本不在乎它是不是真的。但是直到成交之后,卖东西的小姑娘还执着地拉住戴说:“看,这是GUCCI的商标,这包是真的!”
埃及留学生阿卜汉姆•穆罕默德•卡马尔•纳吉姆(Ibrahim Mohamed Kamal Negm)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不长,但他对砍价这件事早已在行。一次他用30块钱买到了一件标价300块的“进口服装”。
问题出在了证明这件衣服是“从国外进口”的商标上,商标上写着“Made in Israel”(以色列制造)。
“我们埃及人不喜欢以色列,我们不能买以色列的东西!”纳吉姆说,他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当即返回退货;卖东西的人在听明白这个问题之后,当即做出澄清:我们的货都是中国生产的!商标是后来缝上去的!其实就连商标也是中国生产的!
对于中国人给外国人的这些必然体验,马库斯喜欢用他自己的理论来安慰自己,他说就因为他那张脸,无论他在中国租房、吃饭还是买东西,都会有人骗他。“但我觉得上当就是花钱上课”,他靠修习这些课程了解、熟悉了中国人。“前几天我把房间里的旧空调卖了,回收空调的人说给我50块钱,但我最终把价格谈到了250块,”马库斯说,连他的房东都觉得这事难以置信。
中国朋友可信,中国公司可疑
“我们尼泊尔人愿意相信中国人。”曾经做过中文导游的拉麦斯•玛哈吉安(Ramesh Maharjan)说,“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中国的公司,被骗过,不止一次。”
玛哈吉安所说的“我们”指的是他那些会说中文的尼泊尔朋友,在尼泊尔经商的中国公司时常会雇他们做翻译,但他们却很难从中国公司那里拿到钱,无论双方事先曾有怎样的约定。
“我的一些朋友为中国公司工作,但是有些人从来就没领到过工资。我比他们幸运,我工作过的一家公司答应完工后给我一万,最后我真的拿到了七千。”玛哈吉安因幸运而知足,不过他说,现在他们只敢和知根知底的中国公司合作,而且以后在合作之前会先要一部分工资。
摄像师出身的马库斯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从那以后他开始害怕东北人。
几年前,马库斯的一个中国朋友介绍他为一个东北人的公司拍纪录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些东北人拍着胸脯说,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工钱都给你。姿态非常夸张。”马库斯当即被严重感动,他说不用这样,工作还没开始,可以慢慢来。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听后,指着马库斯对在场的人说,“这哥们儿老好了!”
后来马库斯明白,自己被严重忽悠了。片子拍完,马库斯一分钱也没拿到。
不过,马库斯在这件事上没有吃亏,他的那个中国朋友因为觉得过意不去,最终用自己的钱把东北人公司欠马库斯的几万块给补上了,马库斯也由此愈发相信他的那位中国朋友。
澳大利亚人菲利普•布林曼(Phillip Blinman)也有一种信中国朋友不信中国公司的情结。他的女友是中国人,来中国办事的时候,布林曼经常会和女友及其朋友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不懂中文的布林曼总是保持微笑,而且从不要求其他人讲英语,因为他相信那些朋友不会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些伤害他的话。
但是对于中国公司,布林曼却总是非常警惕。他曾经帮一个澳大利亚朋友在中国采购一批原料,钱付了,货没到,再找那家中国公司时,办公室甚至厂房都已人间蒸发。遭遇就这么简单,但布林曼说从此之后,他再和中国公司做生意的时候,会要求中国公司在付清全款之后才能拿货。
“澳大利亚倒是没有什么关于中国企业信用的负面报道”,布林曼说,据他所知,很多公司在给中国公司发货之前,都会要求中国公司付清全款,尽管这样的做法并非只对中国公司。“现在的中国人似乎也乐意这样做,而且他们通常付现金。”
为什么外国人多相信作为中国人个体的“中国朋友”,而怀疑作为中国人群体的“中国公司”?麦克拉提博士觉得,中国企业的信誉不佳或许和他们的某些行为方式有关。麦克拉提博士在金融界的一位移民到美国的华人朋友曾经对他说,自己绝不会投资任何一只中国股票,因为中国的商业圈里有太多腐败,而很多中国公司不得不依靠贿赂运作。
日本人最信不过中国食品
尽管在中国那些可以讲价的商场里,外国人会不时看到混迹于“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中的“Fake in China”(中国制假),且中国企业的诚信似乎也堪质疑,但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中国产品在国外却享有不错的声誉,除了日本。
就职于一家中日合资公司的三木信幸(Miki Nobuyuki,化名)说,其实中国生产的服装、玩具等产品都还好,但他不会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很多日本人都不会吃,因为不相信中国食品的安全性,虽然这些食品比较便宜。”
三木并不否认这种担心与2008年“中国产毒饺子”事件之间的关系,该事件被《读卖新闻》(The Yomiuri Shimbun)评选为该年日本国内十大新闻之首。对此,日籍华人王伸平评论道:“在日本,人们的观点是随媒体观点而变化的,不过中国食品的良好信用,确实还需要日本人对中国货的深入了解以及中国企业的长期培育才能形成。”
好在类似事件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英语外教埃利斯说,虽然他来中国之后曾听说“毒奶粉”丑闻,但是在美国,他所买到的中国产品质量都还不错。戴对中国产品的总体看法是:“中国生产的好东西,全部出口;中国生产的垃圾,全部留给自己。”戴同意“中国人用这样的方法赢得世界信赖”的观点。
爱围观不爱出手
麦克拉提博士说,有件事曾迫使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进行反思,虽然这事看起来和诚信没什么关系。
那天,麦克拉提博士供职的语言学校里,一位年约40岁的中国女士不慎摔倒。当时她周围至少有20个年轻学生,不过最终,扶起那位女士的还是麦克拉提博士,年轻的学生们在这件事里始终是看客。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肯定会有很多人立即上前帮忙,”麦克拉提博士说,“他们可能会问‘你怎么样’、‘要不要叫医生’,但肯定不会不闻不问。”
麦克拉提博士觉得,这件事至少说明,很多中国人对家庭以外的人缺少尊重,对女性缺少尊重。“在我看来,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实在不值得信赖。”
或许是因为来自行事严谨的英国,戴认为,中国人的某些行为方式可能也会侵蚀他们的社会信誉,尽管这样的事并不意味着欺骗。
戴最近买了一件夹克,那种只因领口、袖口的颜色不同便有上百款可供选择的服装。买衣服那天,店员拿给戴一本厚厚的产品图册。“我指着一款红色领口的对店员说,我买这件。她说暂时没货。我说那我订一件,你要不要把这款的编号记下来?”戴清楚地记得,那位店员说不用,我们能记住。于是,戴交钱走人。
不过连续三次,店员都把颜色搞错,最后,绝望的戴竟对照产品图册的样子,自己买来了红色的布和线,再次走进这家店。“请你们帮我把这个缝上。”店员们连声抱歉……
“总的来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英国。英国的商店至少会把顾客的要求认真地记录下来。”戴说她确信这家商店不是有意欺骗她,而且这不是语言问题,“但是中国一些服务者对顾客的不重视,至少会让我觉得他们难以信赖。”
或许,与困扰大多数外国人的“面子”问题相比,戴的遭遇只是个例。
“很多中国人不说实话,不是因为他们想从你这里获得什么,而是因为面子”,巴内特说,“比如我问我的中国朋友,你今天晚上想出去玩吗?他们说可以。我不明白‘可以’是什么意思,它可以意味着‘好’或‘不好’。”
身为英语外教的埃利斯也发现,他的学生有时候对问题并不理解,但为了面子,他们会假装说懂了。“这让我想到中文里‘问题’这个词”,埃利斯说,“英语里的‘question’(需回答或研究解决的事情)和‘trouble’(麻烦)在汉语里都被翻译成‘问题’,这大概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question’就是‘trouble’,特别是如果他们无法回答或解决一个‘question’的时候,没有面子就是‘trouble’之一。”
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或许是比诚信更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