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乾嘉时代著名史家钱大昕考史时曾同清初大儒顾炎武、胡渭等商榷。王鸣盛认为这是非难“前哲”之举，曾写信规劝。钱大昕却不以为然，复信指出，“学问乃千秋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前哲)千虑容有一失……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
钱大昕的这一席话，实际上说出了对名家的著作也可以展开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读来使人颇受启发。
为什么对名家的批评不是“訾毁前人”呢？钱大听说得好，那是因为名家“千虑容有一失”。就拿历史研究来说。第一，由于名家接受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前，必然受到各种错误史观的影响，使他的观点也会带有片面性，甚至存在错误的观点；第二，由于名家也不免受种种条件限制，不易做到全面收集材料，也会给其论断造成缺陷。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开拓，名家的结论被新发现的确凿材料所推翻，也是屡见不鲜的；第三，由于生活本身不断地在谱写新的篇章，而新发生的历史事件有时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对过去事件的看法。同时由于某些新发生的事件的内在本质及其意义的充分暴露，需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未完结之时，即使名家也很难对它们作出公允的评价而载入史册，如此等等。由此看来，名家著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对名家著作开展批评，不仅不是什么“訾毁前人”，而是为了“订讹规过”，“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使名家的错误不致贻误后学，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有百益而无一害。这是我们从所谓钱大昕“非难”前哲中首先应得到的启示。
对名家展开讨论，也往往为多数名家所欢迎。这首先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把已有的成果视为一成不变的定论。郭沫若同志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就自我作了三次重大改变。四十年代更写了一部长达四万字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書》第一篇)，以纠正自己在十五年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我国语言大师老舍同志在创作《方珍珠》时，就把大鼓演员请到自己家里，写一段，读一段，就征求一段意见，然后再修改一段，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惟其名家具有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对别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必然就会抱着欢迎的态度，并且“择善从之”。这就是钱大昕所说的“乐有诤友”。钱大昕自己就提倡“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就是偶与别人暗合之处，一经发现，“便削而去之”(《二十二史考异·自序》)。老舍同志曾说过：“朋友之间的友谊，就珍贵在事业上的进取。”他和学者罗常培通信达五百封，毫无家长里短，都是在互相诘难、切磋学术问题的。老舍同志所结交的朋友，有各行各业的人，这给他的文艺创作带来莫大的好处。郭老也经常感谢各地来信来稿对他的批评。除一一认真对待外，对其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还推荐给报刊杂志发表参考，或征得来信人的同意，在自己著作再版或汇编成集时，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在改正自己错误时，往往指出是经过某某同志的启发后更正的。这在《十批判书》里，比比皆是。总之，许多名家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虚怀若谷和求实精神，不以势压人，以名吓人，才能在学术探讨的征途上，克服种种障碍，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当然，同名家开展讨论时，破除“哗众取宠之心”，树立“实事求是之意”，尽力使自己的观点做到言必成理、事必举证，这倒是后学者所必须注意的。与此同时，还须作好容许名家反批评的精神准备，虚心聆听名家指教。否则，一旦名家因成竹在胸，不尚苟同，因而对批评意见不予采纳，据理辩争时，便会感到“压”了自己，甚至反而扣之以“霸道”、“学阀”之类帽子，这未免是轻率的，不公允的，因而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是有害的。
钱大昕的这一席话，实际上说出了对名家的著作也可以展开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读来使人颇受启发。
为什么对名家的批评不是“訾毁前人”呢？钱大听说得好，那是因为名家“千虑容有一失”。就拿历史研究来说。第一，由于名家接受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前，必然受到各种错误史观的影响，使他的观点也会带有片面性，甚至存在错误的观点；第二，由于名家也不免受种种条件限制，不易做到全面收集材料，也会给其论断造成缺陷。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开拓，名家的结论被新发现的确凿材料所推翻，也是屡见不鲜的；第三，由于生活本身不断地在谱写新的篇章，而新发生的历史事件有时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对过去事件的看法。同时由于某些新发生的事件的内在本质及其意义的充分暴露，需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未完结之时，即使名家也很难对它们作出公允的评价而载入史册，如此等等。由此看来，名家著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对名家著作开展批评，不仅不是什么“訾毁前人”，而是为了“订讹规过”，“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使名家的错误不致贻误后学，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有百益而无一害。这是我们从所谓钱大昕“非难”前哲中首先应得到的启示。
对名家展开讨论，也往往为多数名家所欢迎。这首先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把已有的成果视为一成不变的定论。郭沫若同志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就自我作了三次重大改变。四十年代更写了一部长达四万字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書》第一篇)，以纠正自己在十五年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我国语言大师老舍同志在创作《方珍珠》时，就把大鼓演员请到自己家里，写一段，读一段，就征求一段意见，然后再修改一段，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惟其名家具有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对别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必然就会抱着欢迎的态度，并且“择善从之”。这就是钱大昕所说的“乐有诤友”。钱大昕自己就提倡“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就是偶与别人暗合之处，一经发现，“便削而去之”(《二十二史考异·自序》)。老舍同志曾说过：“朋友之间的友谊，就珍贵在事业上的进取。”他和学者罗常培通信达五百封，毫无家长里短，都是在互相诘难、切磋学术问题的。老舍同志所结交的朋友，有各行各业的人，这给他的文艺创作带来莫大的好处。郭老也经常感谢各地来信来稿对他的批评。除一一认真对待外，对其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还推荐给报刊杂志发表参考，或征得来信人的同意，在自己著作再版或汇编成集时，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在改正自己错误时，往往指出是经过某某同志的启发后更正的。这在《十批判书》里，比比皆是。总之，许多名家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虚怀若谷和求实精神，不以势压人，以名吓人，才能在学术探讨的征途上，克服种种障碍，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当然，同名家开展讨论时，破除“哗众取宠之心”，树立“实事求是之意”，尽力使自己的观点做到言必成理、事必举证，这倒是后学者所必须注意的。与此同时，还须作好容许名家反批评的精神准备，虚心聆听名家指教。否则，一旦名家因成竹在胸，不尚苟同，因而对批评意见不予采纳，据理辩争时，便会感到“压”了自己，甚至反而扣之以“霸道”、“学阀”之类帽子，这未免是轻率的，不公允的，因而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