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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幾年前，我在一家家政公司遇见布姐。她眼神恳切，姿态低得近乎巴结，她的颧骨处红扑扑的，那点红让我觉得她笨拙、纯朴。
“你来北京多久了？做阿姨多久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南北方的饭都会做吗？”我问。
布姐积极反馈，所有要求都答应。她的短发染过，时间长了，发梢黄，发根黑，她说话时眼睛始终凝视着我。出乎我意料的是，布姐一个月只要求休息一天，她说反正在北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可她明明才说过她儿子住在昌平。“他太忙，一个月去看他一次就行了。”布姐生怕我反悔，“我会好好干的！”
布姐没让我失望。她的行李很少，随身的包里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直接从家政公司跟我回了家。第一顿饭，布姐做了拔丝土豆，全家每个人都参与比赛，看谁拉的丝长。
从第一顿饭开始，布姐就等我们全部吃完才上桌，可我从未提出过让她和我们分桌、分时吃饭的要求。她坚持拿抹布擦地，而不是用拖把拖，家里老人的心一下被她抓住了。“有些衣服可以手洗吗？”老人试探地问。“当然可以。”布姐好脾气地点头，露出12颗牙齿笑着。她正在拿洗衣粉兑水泡衣服，一扬手拨了下头发，黑的发根沾上白的泡沫。
二
布姐在我家工作的三个月，我们着实轻松了些。面试时我已了解到，她早年在家务农，同时做些小生意。同我熟悉后，她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她去县城学艺，学成归来，贷款在家附近的镇上开了家裁缝铺。
小铺店门朝东，店内靠西的墙上各色布料整齐陈列，人们推开门，跃入眼帘的便是一道彩虹布墙。小镇上爱美的女人都来过“布姐的店”，她们先在小桌上翻阅已磨出卷边儿的时装画册，挑完款式挑布料，定好价钱，再约定交货时间。布姐常边踩缝纫机边和客人打招呼，小店最红火时，布姐还收了两个徒弟，他们出师后结为了夫妻。
布姐的两个孩子都在裁缝铺长大，女儿在长春读的大学，儿子更有出息，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他们的学费都是我踩缝纫机踩出来的，他们很懂事，上大学后，靠勤工俭学解决了大部分生活费。”一日，布姐一边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另一边手没闲着，飞针走线，给我娃做了几个小肚兜。她眯着眼，举起来端详一番：“好啦，宝宝夜里翻身也不怕受凉啦。”
“你老公呢？”我接过肚兜，随口问。“早离了，老大三岁、老二 一岁时就离了。我们住在一个村，我把俩孩子培养上大学，没要他一分钱，儿子考上大学后摆酒席，他上门，我把他撵了出去。”布姐的脸上闪烁着一种活就活个痛快的奇异光芒。“你一个人供俩孩子确实难。”我惊呆了。“娘家人帮了很多忙。”布姐感慨，她习惯性拨头发，手里还拿着针，线缠在她黄色的发梢上，“所以我吃那么多苦，是不会让他捡便宜认孩子的，也是为了不让他们家人看我的笑话！”
那天的晚饭，布姐做了拔丝苹果，我扯着晶莹的丝，想象着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活出人样、在一个村里唱对台戏给前夫看的倔强青年农妇布姐，如何在一个沉闷的下午，把两个孩子托付给母亲，然后背着个小包坐上长途汽车前往县城学缝纫。那晚，布姐照旧给我娃表演她的绝活儿——两块抹布在她手上如荷叶、如蒲扇，翻转、盘旋。孩子咯咯地笑。一段时间内，布姐转抹布成为每天饭点的保留节目，为了看演出，我家娃吃饭都积极起来。
三
可我没有想到，布姐会突然向我提出辞职。
当时很快就要过年了，某天孩子爸爸单位组织员工泡温泉，他带回一张活动合影。京郊九华山庄前，二十几个人裹得只能看见眼睛，我凭衣服的颜色和显著的性别特征才认出孩子他爸。那张合影原本只是随手夹在一本书里，恰好有个空相框，我便将它装好立在书架上。一天布姐大扫除，要擦每一层书架，清理每一个角落。大扫除过半时，她出现在我面前，脸如死灰，只剩颧骨处的两块儿是红的。她一手捏着装合影的相框，另一只手颤抖着，抹布也随之颤抖。
“宝宝妈，这照片……”布姐字字吐得艰难。“怎么了？都是孩子爸爸单位的同事。”我感觉莫名其妙。“我不能在你家干了。”布姐痛苦地摇摇头。
布姐颓然坐在餐椅上，垂着头，身体如笨重的石头。此前，她长期保持处处小心、时时在意的行事风格，轻易不坐，即使坐也不坐实，屁股的一半永远处于轻轻抬起的状态，以示时刻准备站起来干活。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我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供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村里人、前夫家的人个个服我。我把裁缝铺关了，到北京和儿子过，谁知道儿媳妇和我过不到一起去，我就离家出走了。我不想回去，也没地方去，只能去家政公司找工作。”布姐喃喃地说，她的目光落在地板上。
“这些和合影有什么关系？”我疑惑地问道。布姐拿起放在餐桌上的合影，指着其中一个人的脸，指甲盖大小，“这是我前夫的侄女。”“不可能吧？”我大惊，夺过相框，要不是粉红色的毛线帽，我都不能判断那是男是女。“是的，我看着她长大的，还能认错吗？”布姐拨着头发说。在我家仨月，她的黑发更多，黄的发梢几乎看不见了。“你说说她叫什么名字？”我还是不信，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小名翠花，大名王佳，学美术的。”布姐叹口气，长长的那种，“换喽、换喽，走喽、走喽，不能干喽。”布姐把抹布攥成一团，往楼上走去。大扫除还没完成，她继续工作，但仅续一晚。
夜深人静时，我拿着相框指着“粉红色线帽”问孩子他爸：“她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在你们那儿做什么？”“王佳啊，我们的美编，东北的，好像是辽宁的。”“啊！”验证成功，我忙不迭说起下午发生的事，“我现在才知道，‘三言二拍’绝不是编的。”
第二天早上，布姐眼睛微肿，已收拾好行李。我再次劝她，一是做家政不丢人，二是我们尊重她的意愿，绝不会说出去。
布姐抬起眼凝视我，像第一次见到我时那般恳切、热烈：“宝宝妈，如果孩子爸辞职，我就留下；如果不，我就走。”我没说话。“我特别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北京能待下去，一个月见一次我儿子就行。我不能回老家，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和儿媳妇闹掰了，在外面做保姆。我前夫家人、我前夫会笑话我，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我是完美的。”“完美”，布姐用了这个词，这不像她能说出的话，不过那些年她做裁缝，可能无数次用它夸赞过顾客吧。
我没法实现她要的完美。
布姐走了，下楼时，她的背是驼的。
她走后，一到饭点儿，孩子还要看转抹布，不转不吃。一天，我手拿两块抹布，转了又摔，摔了又转，终于恼火了：“吃就吃，不吃就收摊！”我喊着，把抹布和饭菜都撤了。这时，布姐微驼的背影又在我眼前出现，我忽然想问，那样的完美有意义吗？用一辈子赌一口气的人生究竟是好还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