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让·鲍德里亚在《形象的恶魔与假象的运动》里指出，“世界已沉溺于对形象的疯狂追求之中”，“形象变得比真实还要真实，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形象里，它已变得不再像其自身了，它逃避了它自身的逻辑。”他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近几十年来，人类被自身制造的各种“形象”“所指”“隐喻”“符码”重重包围，从精神到肉体被这些符码劫持，生活在拟象世界，不知今夕何夕。这些符码与拟象，像厚厚的皮靴阻隔了脚板与大地、土壤的直接接触，人类与大自然原初的接触消失了，所有以拟像和符码为砖块堆砌起来的文明大厦，其实都是隔靴搔痒。所有的拟象、形象、所指其实都是一种假象，人类在假象的沼泽里越陷越深，所以，对于真实的呼吁与渴盼，其实就是一种寻找过程，一种回归过程。寻找一双未被皮靴包裹的脚，体验脚板插进泥土、被粗沙与鹅卵石硌疼的原初质感，在当今诗歌写作里显得非常迫切。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符码与拟象的危害，它们像癌细胞一样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器官，篡改人类的感知与判断，误导人类的创造方向，把人类推向异化的深渊。符码与拟象有谋杀能力，它对真实世界会形成谋杀，对具象世界形成遮蔽，妨碍肉感的、现场的生活。梳理一下西方一千多年来理性大厦的构建经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一切美的事物都以理念为源泉，有了它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黑格尔描述“观念之物把握世界的本质，并将其转变为精神王国里的形象”。谱罗提诺提出“世间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分享了理型。”曼·弗兰克认为黑格尔的理性是“理性上帝”。柏拉图把绝对本质称为“理念”，黑格尔称它为“理性”，谱罗提诺称之为“理型”，马克思称之为“客观规律”。这一脉相承的欧洲体系，近几十年来，渐渐被符码、拟象、形象所代替，后者变成了新的庞然大物，变成新上帝，牢牢控制了社会生活。让·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文里担忧地指出，“拟象激进的乌托邦形式开始进入当代社会所有层面，出现了天昏地暗的造反。”电脑合成图像、电子游戏、电影电视等，凡是数字化处理模式，都是人类新近创造的上帝。它们让人类生活越来越方便的同时也让人类越来越孤僻、感官越来越迟钝、本体性越来越式微，生活陷入由图像构成的假象世界，坐在电脑前对世界做出隔靴搔痒的判断，通过一大堆繁杂的、冷漠的数据与他人、与世界打交道。
折射在诗歌写作里，充斥诗坛的所指、符码、拟象、意喻一直以来都是一股强大势力，占据着话语权。通过大量仿真图像对世界进行模拟，对生活进行模仿。从郭沫若、徐志摩、艾青、卞之琳、何其芳到北岛、杨炼、舒婷等朦胧诗群体，无不通过建构庞大的意象森林，实现对人生的二度模拟或者二度还原。从一开始，中国诗人就是喝着拟象酿造的塑料奶水成长，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性宿命，逃无可逃。这种宿命，跟中国人无法逃避被新闻联播“绑”往“幸福乐园”一样，跟北京人无法逃避沙尘暴与灰霾天气一样。虽然，我们也常常在朦胧诗里读出愤怒与批判，读出时代黑暗与反人性，读出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况，但这一切，是通过所指、隐喻等模拟出来的，是隔墙喊话，隔山打牛。中国诗歌非常缺乏对苦难存在单刀直入式的写作，那种去蔽的、祛魅的血淋淋写作。非常不真实，看上去非常奢华、繁缛，语言烂若舒锦，铺张扬厉，缛旨星稠，用这些语言符码制造出“大唐盛世”的假象。现在被各种烂诗塞满的官方刊物像一架轰鸣运转的专业造假机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曲意“迎奸”，自觉或不自觉配合权力话语粉饰太平，用大量唯美的“稻草”对这个时代粗粝的、狰狞的、吞噬人性的、暴戾的一面进行遮盖。它们诱导诗人们往喉咙里涂抹猪油，吊起嗓子眼，用美声唱法遮蔽民间的苦难呻吟。
在民间诗歌里，那种真实的、对苦难存在单刀直入式的写作像地下潜流与闪烁的野火，黄翔早年的“火神交响曲”系列，食指的“疯狗意象”，北岛的“我不相信”，是非常靠近这种去蔽的血淋淋写作的，但它们与存在之间还隔着一条缝隙。90年代，周伦佑的“红色写作”与近年提倡并践行的“介入写作”，于坚的“零档案”，已故诗人杨春光的波普写作，郑小琼的“工厂流水线”系列，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国存在的无缝对接。清洗层层意象堆叠在诗歌里的积垢，还原其本体面目，显得十分必要。但一个悖谬的宿命是，人们不得不依附“形象”“所指”“意喻”等拟象去反对荒诞的存在。历史其实就是一个独断论的暴君，回忆80年代，第三代诗人们提出“退出文化”“退出隐喻”“退出象征”“退出形容词”，回到“前文化”“前文明”状态，同向度还有“反价值”“反文化”“反所指”等。他们其实也是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谬：诗人们只能以一种文化反对另一种文化，以一种价值反对另一价值，以一种形容词反对另一种陈旧的形容词。古希腊一个狰狞的寓言也许象征了这个纠结：一条大蛇调转头，从尾巴开始吞噬自己，最后结局怎样？蛇消失了吗？这种吞噬会像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一样循环往复，永无终结。历史是独断论的，语言也是独断论的。清算“形象”“图像”的陈旧板结，只能是广度、深度、力度上的区别。让·鲍德里亚所以深恶痛绝地称“形象”为恶魔，恶魔都是超级强大，蛮不讲理的，它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商量余地。
值得警惕的是，提倡真实写作，提倡短兵相接地介入现实，要提防伪现实主义的幽灵借壳寄居。一提到反映现实，反映真实，人们的审美趣味立刻被“红旗飘飘把手招//亲人们迎过延河来//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批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劫持。这种《回延安》式的伪真实曾经铺天盖地绑架了中国人的美学走向，要么跟他们一起拿起刷子、粉笔、油漆，伪饰、化妆现实生活，配合意识形态播放的旋律，站在高山之巅，远眺大河滚滚，眼珠暴突，装作气壮山河的假样：啊，啊！啊！元遗山在《南濠诗话》中写的“纵横纵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是对这类缺钙文人的精准描谱。要么假装对黑暗存在视而不见，噤若寒蝉，一昧凌空虚蹈，以闲花野草寄托闲情逸致，伪超脱，伪崇高。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话没有过时：“何况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直接充当鹰犬吠客在当今会被嘲为没品没格，所以退一步，出言玄远，任诞旷达，不及物，躲在隐喻后面玩弄鸡零狗碎的意象，人格委顿，精神苍白，头颅不能上昂，肩膀不能担当。五四时代鲁迅那批文人身上的“铁肩担道义”风骨、神韵，至今几乎蒸发殆尽。北宋大儒张载对知识分子的道统作出厘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道统其实自古就有一批文人在持守，形成了一条纵向精神之河：沉郁愤懑的司马迁、临刑弹《广陵散》的嵇康、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死不屈服的张志新等都是这条河上的浪花，1949后的诗歌圈也涌现了一批敢“为生民立命“的诗人，虽然精神气场没有前面几位宏大——被折磨成“疯狗”的食指、西单墙上贴诗的黄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北岛、提倡介入写作的周伦佑等等。当今中国非常缺乏敢于担当、敢于正视扑面风沙的文人，充满玩弄琥珀坠扇与翡翠戒指的伪贵族。文人普遍忙于“立利”，而不是“立心”，只为自己“立命”，不为生民“立命”。一群内心冷漠的雅士，北大教授钱理群把他们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犬儒主义自古就有，于今为甚。北宋程明道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生物”自由生长，是世界的本来面目，问题是，它受到了严重压抑与摧残，“生物”不“生”，畸生，“立”显得尤其迫切。
另一种难以把握的维度是，不管是短兵相接的批判还是周伦佑提倡的介入写作，要警惕工具论的复活，避免诗歌沦为钳子、铁锤、凿子、匕首一类的战斗工具。如果有一天诗歌真的充斥了喊打喊杀的口号，与街头抗争标语无异，只剩下粗糙的愤怒宣泄，诗歌的末日也就到了。介入与批判，必须首先恪守语言与审美的维度，诗歌的本体性存在必须尊重，它原在的气质必须维护。历史已明证，郭沫若、左联诗人殷夫、蒋光慈等，直陈胸臆式的叫喊大大减损了美感，郭氏式的咆哮令人避之不及，除了高门大嗓几乎没剩下什么。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倡的“能指”——语言的声音效果，倒是被郭氏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符码与拟象的危害，它们像癌细胞一样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器官，篡改人类的感知与判断，误导人类的创造方向，把人类推向异化的深渊。符码与拟象有谋杀能力，它对真实世界会形成谋杀，对具象世界形成遮蔽，妨碍肉感的、现场的生活。梳理一下西方一千多年来理性大厦的构建经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一切美的事物都以理念为源泉，有了它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黑格尔描述“观念之物把握世界的本质，并将其转变为精神王国里的形象”。谱罗提诺提出“世间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分享了理型。”曼·弗兰克认为黑格尔的理性是“理性上帝”。柏拉图把绝对本质称为“理念”，黑格尔称它为“理性”，谱罗提诺称之为“理型”，马克思称之为“客观规律”。这一脉相承的欧洲体系，近几十年来，渐渐被符码、拟象、形象所代替，后者变成了新的庞然大物，变成新上帝，牢牢控制了社会生活。让·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文里担忧地指出，“拟象激进的乌托邦形式开始进入当代社会所有层面，出现了天昏地暗的造反。”电脑合成图像、电子游戏、电影电视等，凡是数字化处理模式，都是人类新近创造的上帝。它们让人类生活越来越方便的同时也让人类越来越孤僻、感官越来越迟钝、本体性越来越式微，生活陷入由图像构成的假象世界，坐在电脑前对世界做出隔靴搔痒的判断，通过一大堆繁杂的、冷漠的数据与他人、与世界打交道。
折射在诗歌写作里，充斥诗坛的所指、符码、拟象、意喻一直以来都是一股强大势力，占据着话语权。通过大量仿真图像对世界进行模拟，对生活进行模仿。从郭沫若、徐志摩、艾青、卞之琳、何其芳到北岛、杨炼、舒婷等朦胧诗群体，无不通过建构庞大的意象森林，实现对人生的二度模拟或者二度还原。从一开始，中国诗人就是喝着拟象酿造的塑料奶水成长，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性宿命，逃无可逃。这种宿命，跟中国人无法逃避被新闻联播“绑”往“幸福乐园”一样，跟北京人无法逃避沙尘暴与灰霾天气一样。虽然，我们也常常在朦胧诗里读出愤怒与批判，读出时代黑暗与反人性，读出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况，但这一切，是通过所指、隐喻等模拟出来的，是隔墙喊话，隔山打牛。中国诗歌非常缺乏对苦难存在单刀直入式的写作，那种去蔽的、祛魅的血淋淋写作。非常不真实，看上去非常奢华、繁缛，语言烂若舒锦，铺张扬厉，缛旨星稠，用这些语言符码制造出“大唐盛世”的假象。现在被各种烂诗塞满的官方刊物像一架轰鸣运转的专业造假机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曲意“迎奸”，自觉或不自觉配合权力话语粉饰太平，用大量唯美的“稻草”对这个时代粗粝的、狰狞的、吞噬人性的、暴戾的一面进行遮盖。它们诱导诗人们往喉咙里涂抹猪油，吊起嗓子眼，用美声唱法遮蔽民间的苦难呻吟。
在民间诗歌里，那种真实的、对苦难存在单刀直入式的写作像地下潜流与闪烁的野火，黄翔早年的“火神交响曲”系列，食指的“疯狗意象”，北岛的“我不相信”，是非常靠近这种去蔽的血淋淋写作的，但它们与存在之间还隔着一条缝隙。90年代，周伦佑的“红色写作”与近年提倡并践行的“介入写作”，于坚的“零档案”，已故诗人杨春光的波普写作，郑小琼的“工厂流水线”系列，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国存在的无缝对接。清洗层层意象堆叠在诗歌里的积垢，还原其本体面目，显得十分必要。但一个悖谬的宿命是，人们不得不依附“形象”“所指”“意喻”等拟象去反对荒诞的存在。历史其实就是一个独断论的暴君，回忆80年代，第三代诗人们提出“退出文化”“退出隐喻”“退出象征”“退出形容词”，回到“前文化”“前文明”状态，同向度还有“反价值”“反文化”“反所指”等。他们其实也是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谬：诗人们只能以一种文化反对另一种文化，以一种价值反对另一价值，以一种形容词反对另一种陈旧的形容词。古希腊一个狰狞的寓言也许象征了这个纠结：一条大蛇调转头，从尾巴开始吞噬自己，最后结局怎样？蛇消失了吗？这种吞噬会像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一样循环往复，永无终结。历史是独断论的，语言也是独断论的。清算“形象”“图像”的陈旧板结，只能是广度、深度、力度上的区别。让·鲍德里亚所以深恶痛绝地称“形象”为恶魔，恶魔都是超级强大，蛮不讲理的，它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商量余地。
值得警惕的是，提倡真实写作，提倡短兵相接地介入现实，要提防伪现实主义的幽灵借壳寄居。一提到反映现实，反映真实，人们的审美趣味立刻被“红旗飘飘把手招//亲人们迎过延河来//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批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劫持。这种《回延安》式的伪真实曾经铺天盖地绑架了中国人的美学走向，要么跟他们一起拿起刷子、粉笔、油漆，伪饰、化妆现实生活，配合意识形态播放的旋律，站在高山之巅，远眺大河滚滚，眼珠暴突，装作气壮山河的假样：啊，啊！啊！元遗山在《南濠诗话》中写的“纵横纵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是对这类缺钙文人的精准描谱。要么假装对黑暗存在视而不见，噤若寒蝉，一昧凌空虚蹈，以闲花野草寄托闲情逸致，伪超脱，伪崇高。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话没有过时：“何况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直接充当鹰犬吠客在当今会被嘲为没品没格，所以退一步，出言玄远，任诞旷达，不及物，躲在隐喻后面玩弄鸡零狗碎的意象，人格委顿，精神苍白，头颅不能上昂，肩膀不能担当。五四时代鲁迅那批文人身上的“铁肩担道义”风骨、神韵，至今几乎蒸发殆尽。北宋大儒张载对知识分子的道统作出厘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道统其实自古就有一批文人在持守，形成了一条纵向精神之河：沉郁愤懑的司马迁、临刑弹《广陵散》的嵇康、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死不屈服的张志新等都是这条河上的浪花，1949后的诗歌圈也涌现了一批敢“为生民立命“的诗人，虽然精神气场没有前面几位宏大——被折磨成“疯狗”的食指、西单墙上贴诗的黄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北岛、提倡介入写作的周伦佑等等。当今中国非常缺乏敢于担当、敢于正视扑面风沙的文人，充满玩弄琥珀坠扇与翡翠戒指的伪贵族。文人普遍忙于“立利”，而不是“立心”，只为自己“立命”，不为生民“立命”。一群内心冷漠的雅士，北大教授钱理群把他们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犬儒主义自古就有，于今为甚。北宋程明道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生物”自由生长，是世界的本来面目，问题是，它受到了严重压抑与摧残，“生物”不“生”，畸生，“立”显得尤其迫切。
另一种难以把握的维度是，不管是短兵相接的批判还是周伦佑提倡的介入写作，要警惕工具论的复活，避免诗歌沦为钳子、铁锤、凿子、匕首一类的战斗工具。如果有一天诗歌真的充斥了喊打喊杀的口号，与街头抗争标语无异，只剩下粗糙的愤怒宣泄，诗歌的末日也就到了。介入与批判，必须首先恪守语言与审美的维度，诗歌的本体性存在必须尊重，它原在的气质必须维护。历史已明证，郭沫若、左联诗人殷夫、蒋光慈等，直陈胸臆式的叫喊大大减损了美感，郭氏式的咆哮令人避之不及，除了高门大嗓几乎没剩下什么。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倡的“能指”——语言的声音效果，倒是被郭氏发挥得淋漓尽致。